這兩位朋友也是和我同一個戰(zhàn)斗隊的。我們甚至專門寫了一張大字報以使我們的聚會合理化。我記不清楚大字報的主題是什么，可能是批判某個人或某一政策使整個國家復辟了罪惡的資本主義（我們已有幾十年沒有資本主義的體驗了）?！拔母铩钡搅诉@時候，我們戰(zhàn)斗隊已摸索出了一套適應(yīng)當時形勢需要的模式，我們對此頗為得意。差不多每個星期，我們都會張貼大字報對當時的形勢和黨中央最新“戰(zhàn)略部署”作評論。沒人拿我們的言論當回事。那時整個劇院和其他單位一樣組成了大小不一的戰(zhàn)斗隊，有的戰(zhàn)斗隊只有兩名成員。為求生存，這些小的戰(zhàn)斗隊都與大的兩個派別掛上鉤。這兩個大的派別之間始終有矛盾，都想證明自己比對方更革命。其中激進的那派稱自己是“造反派”，稱對方為“保皇派”。因為我們不希望與任何一派沾上，我們在大字報上署名為“逍遙派”，兩派對我們都不滿，以致我們不斷地受到攻擊。

不過問題還是存在，怎樣打發(fā)這段閑暇的日子？劇院關(guān)了門，上臺演出是沒門兒了。我們可以躲開打派仗，但我們還是想知道國際上發(fā)生了什么事，怎樣應(yīng)付“中央文革小組”的新方針。有一天我們其中一位成員突然想起小時候喜歡做風箏放風箏。那可是北京人最喜歡的玩意兒。既然劇院不缺我們幾個，重撿兒時的愛好真是個好建議，我們都很投入。其中一個人的任務(wù)是去購買原材料。讓我們驚喜的是我們找到了最理想的“皮宣”，既粗糙又很薄。（這種紙原本用于書法和傳統(tǒng)中國畫。）接下來是找“竹劈兒”，削成薄片后做綁風箏的“骨兒”。水彩和畫筆好找，到處都有的賣，因為大家都需要用來寫大字報。我們最大的發(fā)現(xiàn)是“錦綸線”，要比我們小時候用的小線兒好多了。我們再從組里選出一位成員來設(shè)計并指導大家。他確實是位行家，我們做的風箏是我所見過的最好的。我們終于可以露一手了。

經(jīng)過反復琢磨，我們決定在天安門廣場放風箏。很大的空間沒有電線擋道。第一次試放十分成功。不久我們就成了那個地方熱門的一景。北京人性格隨和寬容，喜歡看風箏，有一天還有人夸我們的新設(shè)計。改革開放后的今天我有一次路過天安門去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看到廣場上滿是放風箏的人，當年我們興起的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到了今天。

我記得那個改變我們命運的傍晚，吳世良、我和“叢中笑”戰(zhàn)斗隊的兩位演員一起吃飯，我們吃的是海螺。那天早些時候我們?nèi)シ帕孙L箏，大伙兒都情緒不錯。因為在天安門看我們放風箏的人們看來都很自由自在。海螺的味道又很鮮美。我們都覺得“文化大革命”也接近尾聲了。正在這個時候門鈴響了。

我告訴朋友們：附近的孩子們拆下門鈴按鈕做免費的玩具，我在城里到處找配件，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只要用個五分硬幣往里一卡，門鈴也照響不誤。大家聽了都樂。我以為來訪者可能是另一位同事。就著海螺喝了幾杯酒，我感覺很暖和，所以穿著襯衣就去應(yīng)門。

3.）

開門時見到兩位陌生人對我微笑。我同時注意到門外十幾位鄰居坐在小板凳上，其中有幾位出身好的胳膊上戴著新的紅袖章，全都板著臉。我沒去多想。自從劇團里那些造反積極分子抄我們家后，鄰居們都躲著我，不像以前那么友好了。抄家的理由是要除“四舊”，什么舊照片、舊書，各種雜七嘛八的東西都算。如果沒有其他人在場，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會像平時那樣，可那天有那么一群人在一起，我不指望他們像平常那樣。那兩位陌生人問了我的姓名，然后很客氣地請我一起去當?shù)氐呐沙鏊?，說是有幾件事要核實一下。我只穿件了襯衣，所以我說要去拿件外套。他們堅持說派出所拐個彎兒就到，我說話兒工夫就能回來，我就那么跟著他們走了，既沒有告訴我妻子，也沒跟我的客人們說。

夜里的氣溫還挺涼，我把卷著的袖子放下來。那兩個陌生人一人一邊夾著我，我能感到他們的手指抓著我的袖口。我開始覺得情況不妙。

有輛車等在那里，他們設(shè)法把我弄進車里，還是一人一邊。我開口問：“你們不是說拐彎兒就到嗎？”

他們并不正面回答，說：“坐車方便?！?/p>

我又問：“你們要核實什么？”

“你很快就知道了?！彼麄兇鸬?。不過語氣硬多了。

差不多五分鐘我們就到了，他們要我下車。這時他們客氣的笑容完全不見了。那兩人命令我向前走，左拐右拐，他們走在我后面，在我視線之外。在以后的幾年中，我就這么被押送到這里那里，我對這一程序太熟悉了，以致到后來只要有人在我邊上走我就會極不舒服。我們穿過一個小院子，我被引進一道門。一踏進門，房間里的聚光燈一下子通亮。這突然的聚光燈、照相機的閃光燈以及其他亮光一下子讓我什么都看不見，有人很麻利地給我戴上手銬，我被迫在一份文件的虛線上簽上了我的名字。整個過程中我都蒙了，只記得有很多閃光燈，我腦子里唯一?念頭就是：“他們還真把我當回事兒……”

接下來，我被夾在另外兩個陌生人之間，上了另一輛車被帶走。這回陌生人穿的是軍服。過了好幾個月我才知道這些人并不是解放軍，他們其實是因為政治原因被免了職的便衣，享受不到“文革”前的特權(quán)了，所以穿了軍服做庇護。那時候的軍帽或是舊軍裝仍舊很有分量。我已戴上了手銬，那兩個穿軍服的一人一手壓著讓我低頭。我恢復了一點思考的能力，意識到他們是不想讓我知道去的目的地，但我能感覺到我們在往哪兒走，因為我對北京城太熟悉了。

我估摸出我們是在向南行駛，離市中心不遠，過了天安門廣場，過了通常十分熱鬧的前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