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從風箏到手銬：我被捕的經過

1）

我對那種從頭寫到尾的自傳有點兒看煩了，所以決定我的傳記從我人生的中段開始。我一生中最離奇的是一九六八年被捕蹲了三年大獄。

“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最具摧毀力的社會動蕩。我妻子和我在這期間被抓進監(jiān)獄，原因是我們被懷疑為外國間諜。我的家妻離子散，十六歲的女兒被送去內蒙古插隊，我兒子當時年僅七歲，只能去跟著我母親，靠她微薄的退休金生活。我們多次被不同派別的紅衛(wèi)兵抄家。不過，在監(jiān)獄的這段時間讓我對中國當時情形的了解比我一輩子學的還多，這一點值得欣慰。

在這三年中我被轉了好幾個監(jiān)獄。我天生不安分，在獄中以幫助其他犯人為己任，我心里很清楚至少有百分之九十被關起來的人都是冤枉的，壓根兒不該進監(jiān)獄。我親眼看見很多犯人自殺，有的瘋了，下決心自己絕不能重蹈他們的覆轍。我決定要利用在監(jiān)獄的日子盡量從其他犯人的背景、經歷中吸收有用的東西，靠自己的智慧和幽默感生存下來。監(jiān)獄成了人類學的一道智力題，一種讓人思考的有趣的游戲。

我寫這部傳記如果有更深一層的目的，那就是要告訴人們，我的一生看似充滿了曲折和不幸，人們也許會為此感到不平，但我的自身體驗完全不是那樣。人本能地追隨積極向上的東西。洞穴時代的原始人還發(fā)明了游戲自娛自樂，我也是那么做的。如果這部傳記值得讀，值得寫，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證明我在“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環(huán)境中怎樣主動積極地度過在監(jiān)獄里的日子，權當一本“坐牢手冊”吧。

我的監(jiān)禁生活是從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晚開始的。那時“文革”已進行了兩年，我們北京人藝的演員也組織了自己所謂的戰(zhàn)斗隊。在當時的形勢下，那是抵擋來自各方攻擊的最好的自保方式。我參加的戰(zhàn)斗隊名為“叢中笑”，典出毛澤東的詞《卜算子·詠梅》。我們戰(zhàn)斗隊由十幾位“硬里子”演員組成，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這些演員從未特別出名，但戲劇界的人都知道他們是劇團的臺柱子，如果沒有他們，劇院的保留劇目一個也上演不了。其中一位年輕人的家庭背景有問題，因為他的父親在日本。我的父親所在的地方更差——臺灣，所以我們都屬于“特嫌”——被懷疑是間諜。自從“文革”開始，每個人的家庭背景——“出身”這個問題變得特別重要。所以我們都很小心，處事低調。沒想到這樣做倒使我們這群人得了個新的外號“老運動員”。

這個外號不是什么好詞兒?！斑\動”這個詞在當年不僅指“體育”，也可意味著“政治”。所以“老運動員”確切的含義是不管來什么運動，我們這幫人都逃不了是被“運動”的對象，也意味著我們精于分析政治動向，能輕易避開政治麻煩。

一九六八年春天，我們所有這些“老運動員”對當時進行的“文化大革命”的評估是一致的：按過去的規(guī)律判斷，這場運動該差不離了。對我們這些過來人來說，一場運動結束的跡象都在那兒明擺著。當時幾份大報的社論在過去幾個月指出了方向，闡明我們不該把每個干部都打成“走資派”，他們當中有些人可以“懲前毖后”，繼續(xù)革命?！拔母铩敝饕哪繕耸钦白哔Y派”，社論中對這些“走資派”改了調子只能說明前方見亮兒了。誰也沒料到“文革”還要繼續(xù)八年。

2.）

那年的海貨市場出乎意料的豐盛，可謂喜獲豐收，這之前好的漁產都上交給國家用以出口換急需的外匯?！拔母铩眱赡陙?，漁民們終于明白過來：派來搞“統(tǒng)購統(tǒng)銷”的干部都已經靠邊兒站了，漁民們可以自己做主怎樣處理自己的收成。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全國大力鏟除資本主義的時候，我們卻享受到了某種程度的市場經濟。我妻子吳世良很高興，我們邀請了兩位朋友來一起享受一頓美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