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在1970年代，楊振寧和何炳棣等人從美國回到中國訪問時的一些言論，我深感困惑。許先生說：“楊振寧我能解釋，何炳棣我也能解釋。楊振寧是年紀小就離開故鄉(xiāng)，后來的所見所聞影響他。他學的是很具體的東西，不易介入人性。物理、數(shù)學不能成為人性的學問，那是專門的知識，沒辦法轉化成人性。所以，他以眷念故國作為他的依靠。可他是非常善良的人。他回中國來了，知道被欺騙。起先不知道，后來知道了。楊先生是很單純的愛國主義。何炳棣有一種依附的意思，何先生自認學問是當今第一，到九十歲了還不能免除這一番自豪自傲。他有他的貢獻，因此他認為自己的文章是天下第一，他老師雷海宗是天下第一。他往左靠，人倒是不來‘中央研究院’開會了。后來發(fā)現(xiàn)北京和臺北有和好的可能，他又轉彎了，開始回南港來了。他對隔一代的人很寬厚，特別是威脅不到他的人。”

我談起2007年到美國訪問老一輩華人學者時，聽說了許多人在美國受洋人氣的故事，而一些外國學者研究中國問題時，也鬧了不少笑話。許先生接話：“不過，也不能輕視老一輩研究漢學的美國學者，像史華慈，他超過中國人的研究很多很多?！蔽艺f：“我到波士頓訪問林同奇先生，他就對史華慈迷得不得了。張灝先生則說自己是‘殷門余孽，班門弄斧’——‘殷’是殷海光，‘班’是‘班老師’史華慈?！痹S先生笑道：“班老師確實是學問大！”

觀察大陸學界的情況，我提到一個學術上“隔代遺傳”的問題：大陸上與許先生同一代的學人，最好的年華都在運動里，沒有機會在最有創(chuàng)造力的時光潛心學問，殊為可惜！比許先生前一代的學人，在五四時代到抗戰(zhàn)前成長，不少人國學根底深厚，又留學海外，經(jīng)受歐風美雨洗禮。而比許先生晚一代的學人，則有幸在改革開放后讀大學，許多人又有機會到海外訪問進修。因而，1980年代成長的學人，常常跳過上一代，直接繼承了1930年代的學術傳統(tǒng)。許先生說：“這個斷層很可惜。大陸跟我同輩的人，身受的苦處，我們?yōu)橹椋覀円矠橹?，因為我們的生命沒有受過這個折磨，不是肉體的折磨，是心智的折磨。他們的遭遇太可憐了，承受多少壓力，多少苦難，我不忍再說什么了。所以，現(xiàn)在三四十歲的人才極其珍貴，中國不會沒人，因為中國的人以統(tǒng)計數(shù)字來說是很大的，一定有大量人才出現(xiàn)。你們這一代很努力，臺灣跟你們同輩的人沒有你們努力，臺灣六七十歲的人曾經(jīng)跟你們一樣努力。兩邊如果合在一起，可以互補，中間的斷層慢慢修補，但是時間不夠了，像我們這些七十多歲的人都快離開了。”

我說：“有時候，苦難是可以產(chǎn)生哲學家、思想家的?！痹S先生說：“折斷的樹枝太多了。在大陸，大家常常稱贊顧準，他們說顧準是一個非常淵博的人，我看他不太淵博。顧準對希臘研究也不太透徹。但是我們不能苛求，要憐憫。我常常跟美國的朋友講，你不要怪大陸的學者那么沒骨頭，易地而處，我做得可能比他們更差，所以，要有憐憫之心?！?/p>

在抗戰(zhàn)時代，許先生從地理書刊中逐漸知道中國邊疆上外人屢次侵略的路線，以及中國人抵御的方式。他常玩一個“游戲”：在中國的北方邊疆地圖上，一次次設計紙上作業(yè)，在那些地方抵御蘇聯(lián)的侵略。他也曾有野心，夢想今生能夠派遣一支艦隊開到泰晤士河口，要求英王出來道歉。我問許先生：“您到了五十歲，為何理解到多少罪惡是以國家之名在進行？”許先生說：“國家作為一個政體，假如這是一個機器，到了不同的人手里就會有不同的情形。到了一些錯誤使用國家機器的人手里，國家就變質(zhì)了，犧牲了人民，也犧牲了國家存在的目的。所以，以這種方式來說，一個國家本身作為被忠愛的對象，就沒有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