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云先生對我說：“你們做的新聞是短歷史，我們學(xué)的歷史是長新聞。”那一年，我正對新聞充滿懷疑，對歷史常感困惑。一見如故之后，我多次向許先生問道，既沒有究天人之際的雄心，也沒有通古今之變的壯志，而是如沐春風(fēng)地聽一家之言。

許先生自認(rèn)做了一輩子的“旁觀者”，我有幸做了他一陣子的“聆聽者”。在許先生的慧眼里，看見烽火連天，看見生離死別，看見牛鬼蛇神，看見英雄豪杰，看見左右搖擺，看見民主自由，看見明槍暗箭，看見妒忌仇恨，看見同情寬容，看見悲天憫人。講者動情，聽者會心，相激相蕩，常常碰撞出火花。

我常想，以許先生的身體，生在任何一個時代，都可能是歷史的弱者，但是他從不肯松一口勁，終成人生的智者。許先生的書名喜歡用“江”字，他的人生就如同在萬古江河泛舟，江上之清風(fēng)與山間之明月，在如椽健筆下，成了歷史長卷。我在江河入海的旅途上，幸運地乘搭了一小段輕舟，聽許先生指點江山，笑談風(fēng)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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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是不變的常態(tài)

2006年11月8日，我第一次到南京訪問許倬云先生，半天暢談好像一場思想盛宴。

別后數(shù)月，我常在回味。2007年9月出版《訪問歷史》時，許先生的訪問稿自然放在第一篇。在自序里，我寫了一段文字，便是許先生給我思想震撼的結(jié)晶：

我樂此不疲地訪問大文化人，源于好奇，也抱敬意，了解之后漸懂同情，更深一步就想讓自己進(jìn)入這一代人的歷史世界。我的訪問對象是深受五四文化影響的一代，胡適稱五四運動為“中國文藝復(fù)興運動”，那我就一廂情愿地稱他們?yōu)椤爸袊乃噺?fù)興人”吧。這一代人成長在傳統(tǒng)文化尚未人為斷裂的時代，國學(xué)根基深厚，而其中又有不少人留學(xué)海外，經(jīng)受歐風(fēng)美雨洗禮。不管身在何處，他們的心靈總在高處相逢，為民主科學(xué)的思想播一粒種子，為千錘百煉的中文留一點尊嚴(yán)，為浮躁騷動的人心寫一片空靈，真是足以復(fù)興中國文藝的一代。然而，晚清以來，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此后時局的變化常常出人意表。國家多難，民生多艱，美夢多碎，變局之中，但見有人迷惘，有人痛苦，有人超然，惟無數(shù)知識人的愛國之心從未改變。許倬云認(rèn)為“變”是人類歷史上最不變的“常態(tài)”，通古今之變后關(guān)懷的是全人類與個人的尊嚴(yán)，使我如醍醐灌頂。處在瞬息萬變的新時代，我絲毫不敢取笑前輩們在其歷史世界中“真誠的幼稚病”，相信我的“幼稚病”也會付諸后來者的笑談中。

就在那時，我醞釀已久的美國之行日見成熟，訪問名單的斟酌遴選，許先生出力最多。2007年秋天，我如愿以償飛往美國東部，訪問了十五位文化界前輩，其中余英時、張灝、張充和、孫康宜、馬大任、李華偉諸位與許先生淵源頗深。余英時先生和許先生為同年好友，赴美之前，我寫給余先生的信第一句便提到許先生的引見，到普林斯頓訪問余先生，果然一見投機，暢談了五天三夜。其間恰巧許先生從臺灣打電話給余先生，事后余先生告訴我，他在電話里還提到和許先生介紹的年輕人相談甚歡。張灝先生是許先生幾十年的老友，在訪談中，我發(fā)現(xiàn)一位是安徽滁州人，一位是江蘇無錫人，卻都出生于廈門鼓浪嶼，后來分別向他們提起，都說是奇妙的巧合。許先生早在留學(xué)芝加哥大學(xué)期間，便通過錢存訓(xùn)先生認(rèn)識了張充和女士，許先生夫婦喜歡昆曲，欣賞書法，對充和女士的造詣景仰不已，彼此雖然不能時常相聚，心靈卻遙遙相通。孫康宜教授是許太太孫曼麗的中學(xué)同學(xué)，也是充和女士在耶魯?shù)膿从?。孫教授從中玉成，充和女士欣然題寫“許倬云談話錄”。馬大任、李華偉二位先生，則是許先生熱情介紹我去訪問的，使我對美國的圖書館了解更深，兩度進(jìn)入國會圖書館，受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