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立雅

我在本科的時候沒有想過去留學，在研究所第一年也沒有這樣想，后來考上李氏基金，是在全校各系畢業(yè)生成績最好的同學中選拔，我得了第一名。但我因為身體殘缺，不符合李氏遺囑“身心健全”的條件。臺大錢思亮校長不服氣，特別給我安排，請胡適先生幫忙。1957年夏天，胡適先生受了錢校長之托，曾四次下鄉(xiāng)訪問住在紐約郊區(qū)的華僑徐銘信先生，勸他在捐給華美協(xié)進社的留美獎學金中撥一個人文獎學金名額。這個名額后來就由我取得了。這樣我就到芝加哥大學留學。

從臺灣去美國，我坐了五十六天海船。坐的不是大船，是貨船，一般人受不了，我甘之若飴，很喜歡和船員一起過日子。那時天氣很熱，要從太平洋過赤道，到夏威夷，再到巴拿馬，穿過運河到美國。我穿條短褲，過得很舒服，很快樂。

在船上，我看小說，曬太陽，黃昏的時候看海景。海上變化宛轉，有時候在黑夜里，海藻的螢光會發(fā)亮，時而一片藍光，時而一片綠光，時而一片黃光，時而一片紅光，好看得很。飛魚飛到甲板上被太陽曬成了魚干，拿來當點心吃。我覺得非常幸運，有機會過這種生活，如果坐飛機過去，就沒有這種經歷了。

芝加哥大學是當時全美國近東考古和埃及考古最強的學校。我在東方研究所，三分之一課程讀近東跟埃及的，三分之一讀其他亂七八糟學科，三分之一跟顧立雅（Herrlee G. Creel）做獨立研究。

我在臺灣時，對西方學術不清楚，到芝加哥大學才真正得窺門戶。也是我自己運氣，那時候韋伯（Max Weber）理論剛剛進入美國，芝加哥大學是介紹韋伯理論的主要基地。因為韋伯理論，我開始關注社會學；因為韋伯理論，我開始注意城市經濟學。我住在神學院宿舍里，對宗教理論特別有興趣，不是我自己發(fā)展的，是住在神學院里發(fā)展的。這些都是機緣。

我的老師顧立雅是第一代的美國漢學家，研究古代金文，學古文從讀《孝經》開始，很用功，后來讀中國古文基本沒有問題。何炳棣說：“他不懂古文，要找我來幫忙。”這是亂說。顧立雅讀俄國史出身，后來他到北平留學，到安陽去看發(fā)掘，眼光真好，安陽的小報告都還沒有出來，他就看出重要處，寫出了《中國的誕生》（The Birth of China，1936）。但是李濟之先生不原諒他，說：“我們報告還沒有出來，你就替我們寫出書來了?！薄吨袊恼Q生》很重要，是西方世界第一本介紹中國第一個考古所得朝代的書。

沒有安陽發(fā)掘，就沒有中國的考古學，沒有辦法知道中國王朝的第一個朝代。到今天，我個人認為夏不是一個朝代，夏是周人的投影，投射過去的，使它自己的政權合法化。諸夏可能有個盟主。商代的發(fā)展，是從很粗糙的國家經歷逐漸演進的過程。這些東西假如沒有安陽發(fā)掘，不可能出現。顧立雅的《中國的誕生》是有創(chuàng)見的，還有西周的官制，也有貢獻，從經文里拿出材料來。但是，他那時候受時代限制，許多材料沒有，到我寫《西周史》時，材料多了十來倍。

我沒有在顧立雅先生身上讀什么中國東西，但是他對我非常寬厚，我的論文，他一個字一個字地改。我選的課只有一門是中國的歷史，這門課基本不用上，就是寫閱讀報告，所以我讀書的自由度很大。顧立雅給我極大的自由，但他又不斷啟發(fā)我接受挑戰(zhàn)。比如說中國的“刑名”，中國人不細想的話，會把“刑名”當作是刑法。顧立雅和我第一次見面，問我：“‘刑名’兩個字怎么解？”我猛地觸動了一下，我講刑名是法家的意思，他說你講的是刑法，他解釋給我聽：一個是形狀，一個是名字、名義，就是logic，刑和名就是實和名之間的關系，對我沖擊很大。洋人讀書不簡單，咬文嚼字，比中國人認真。顧立雅對形名的解釋，是以數字來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