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做了一個夏天的“流動人口”。雖然飽賞了臺城古柳的清碧，玄武湖旖旎的風光，卻也患上了在南京享有盛名的瘧疾，頗受了點苦頭。在那年的秋天，我從上海乘海輪到了秦皇島，又從秦皇島乘火車到了北平。錫予先生讓陰法魯先生到車站去迎接我們。時屆深秋，白露已降?！捌嗲鍙浱斓?，落葉滿長安”（長安街也），我心中說不出是什么滋味，凄涼中有欣慰，悲愁中有興奮，既憶以往，又盼來者，茫然懵然，住進了幾乎是空無一人的紅樓。

第二天，少曾（陰法魯號）陪我到設在北樓的文學院院長辦公室去謁見錫予先生，他是文學院長。這是我景慕多年以后第一次見到先生。把眼前的錫予先生同我心中幻想的錫予先生一對比，當然是不相同的，然而我卻更愛眼前的錫予先生。他面容端嚴慈祥，不茍言笑，卻是即之也溫，觀之也誠，真藹然仁者也。先生雖留美多年，學貫中西，可是身著灰布長衫，腳踏圓口布鞋，望之似老農老圃，沒有半點“洋氣”，沒有絲毫教授架子和大師威風。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生幸福之感，渾身感到一陣溫暖。晚上，先生設家宴為我接風，師母也是慈祥有加，更增加了我的幸福之感。當時一介和一玄都還年小，恐怕已經(jīng)記不得那天的情景了。我從這一天起就成了北大的副教授，開始了我下半生的新生活，心中陶陶然也。

我可絕沒有想到，過了一個來星期，至多不過十天，錫予先生忽然告訴我：我已經(jīng)被聘為北京大學正教授兼新成立的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并且還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導師。前兩者我已經(jīng)不敢當，后一者人數(shù)極少，皆為飽學宿儒，我一個三十多歲的名不見經(jīng)傳的毛頭小伙子，竟也濫竽其間，我既感光榮，又感惶恐不安。這是誰的力量呢？我心里最清楚：背后有一個人在，這都出于錫予先生的垂青與提攜，說既感且愧，實不足以表達我的心情。我做副教授任期之短，恐怕是前無古人的，這無疑是北大的新紀錄，后來也恐怕沒有人打破的。我只能說，這是一種恩情，它對我從那以后一直到今五十多年在北大的工作中，起了而且還在起著激勵的作用。

但是，我心中總還有一點遺憾之處：我沒有能成為錫予先生的授業(yè)弟子。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大概是1947年，錫予先生開“魏晉玄學”這一門課，課堂就在我辦公室的樓上。這真是天賜良機，我焉能放過！解放前的教授，相對來講社會地位高，工資收入豐，存在決定意識，這樣就“決定”出來了“教授架子”。架子人人皆有，各有巧妙不同，沒有架子的也得學著端起一副拒人的架子。我自認是一個上不得臺盤的人，有沒有架子，我自己不得而知。但是，在錫予先生跟前，宛如小丘之仰望泰岳，架子何從端起！而且聽先生講課，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在當時，一位教授聽另外一位教授講課，簡直是駭人聽聞的事。這些事情我都不想，毅然征得了錫予先生的同意，成了他班上的最忠誠的學生之一，一整年沒有缺過一次課，而且每堂課都工整地做聽課的筆記，巨細不遺。這一大本筆記，我至今尚保存著，只是“只在此室中，書深不知處”了，有朝一日總會重見天日的。這樣一來，我就自認為是錫予先生的私淑弟子，了了一個宿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