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我覺得，他一生處在一個矛盾中，一個怪圈中：一方面是學(xué)術(shù)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傯奔波，作為一個“過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識到身陷怪圈。當(dāng)局者迷，旁觀者清，我認為，這個怪圈確實存在，而且十分嚴重。那么，我對這個問題有什么看法呢？我覺得，不管適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畢竟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我也舉一件小事。有一次，在北京圖書館開評議會，會議開始時，適之先生匆匆趕到，首先聲明，還有一個重要會議，他要早退席，會議開著開著就走了題，有人忽然談到《水經(jīng)注》。一聽到《水經(jīng)注》，適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擻，眉飛色舞，口若懸河。一直到散會，他也沒有退席，而且興致極高，大有挑燈夜戰(zhàn)之勢。從這樣一個小例子中不也可以小中見大嗎？

我在上面談到了適之先生的許多德行，現(xiàn)在籠統(tǒng)稱之為“優(yōu)點”。我認為，其中最令我欽佩，最使我感動的卻是他畢生獎掖后進?！捌缴唤庋谌松?，到處逢人說項斯?！彼沁@樣一個人。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中國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講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師”；另一方面卻又有老虎拜貓為師學(xué)藝，貓留下了爬樹一招沒教給老虎，幸免為徒弟吃掉的民間故事。二者顯然是有點矛盾的。適之先生對青年人一向鼓勵提挈。40年代，他在美國哈佛大學(xué)遇到當(dāng)時還是青年的學(xué)者周一良和楊聯(lián)升等，對他們的天才和成就大為贊賞。后來周一良回到中國，傾向進步，參加革命，其結(jié)果是眾所周知的。楊聯(lián)升留在美國，在二三十年的長時間內(nèi)，同適之先生通信論學(xué)，互相唱和。在學(xué)術(shù)成就上也是碩果累累，名揚海外。周的天才與功力，只能說是高于楊，雖然在學(xué)術(shù)上也有所表現(xiàn)，但是，格于形勢，不免令人有未盡其才之感?？戳硕说脑庥觯y道我們能無動于衷嗎？

我同適之先生在孑民堂慶祝會上分別，從此云天渺茫，天各一方，再沒有能見面，也沒有能互通音信。我現(xiàn)在談一談我的情況和大陸方面的情況。我同絕大多數(shù)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和教師一樣，懷著絕對虔誠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進步。覺得自己真正站起來了，大有飄飄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點忘乎所以了。我從一個最初喊什么人萬歲都有點忸怩的低級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飛馳前進；再加上天縱睿智，虔誠無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運動中。常言道：“眾人拾柴火焰高?！贝蠹胰翰呷毫?，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覺自愿，決無半點勉強。對自己則認真進行思想改造。原來以為自己這個知識分子，雖有缺點，并無罪惡；但是，經(jīng)不住社會上根紅苗壯階層的人士天天時時在你耳邊聒噪：“你們知識分子身軀臟，思想臭！”西方人說：“謊言說上一千遍就成為真理?！贝嗽捑蛻?yīng)在我們身上，積久而成為一種“原罪”感，怎樣改造也沒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兩誒渚崖之間，不辨牛馬”。然而涅?難望，苦海無邊，而自己卻仍然是膜拜不息。通過無數(shù)次的運動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關(guān)進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開肉綻，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誠之心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了。改革開放以后，自己腦袋里才裂開了一點縫，“覺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離開魯迅在《過客》一文講到的長滿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遠了。

至于適之先生，他離開北大后的情況，我在上面已稍有所涉及；總起來說，我是不十分清楚的，也是我無法清楚的。到了1954年，從批判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的資產(chǎn)階級唯心論起，批判之火終于燒到了適之先生身上。這是一場缺席批判。適之遠在重洋之外，坐山觀虎斗。即使被斗的是他自己，反正傷不了他一根毫毛，他樂得怡然觀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