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印度總理尼赫魯派印度著名學者師覺月博士來北大任訪問教授，還派來了十幾位印度男女學生來北大留學，這也算是中印兩國間的一件大事。適之先生委托我照管印度老少學者。他多次會見他們，并設(shè)宴為他們接風。師覺月作第一次演講時，適之先生親自出席，并用英文致歡迎詞，講中印歷史上的友好關(guān)系，介紹師覺月的學術(shù)成就，可見他對此事之重視。

適之先生在美國留學時，忙于對西方，特別是對美國哲學與文化的學習，忙于鉆研中國古代先秦的典籍，對印度文化以及佛教還沒有進行過系統(tǒng)深入的研究。據(jù)說后來由于想寫完《中國哲學史》，為了彌補自己的不足，開始認真研究中國佛教禪宗以及中印文化關(guān)系。我自己在德國留學時，忙于同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以及佛典拼命，沒有余裕來從事中印文化關(guān)系史的研究。回國以后，迫于沒有書籍資料，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開始注意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解放前的三年中，只寫過兩篇比較像樣的學術(shù)論文：一篇是《浮屠與佛》，一篇是《列子與佛典》。第一篇講的問題正是適之先生同陳援庵先生爭吵到面紅耳赤的問題。我根據(jù)吐火羅文解決了這個問題。兩老我都不敢得罪，只采取了一個騎墻的態(tài)度。我想，適之先生不會不讀到這一篇論文的。我只到清華園讀給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聽。蒙他首肯，介紹給地位極高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發(fā)表。第二篇文章，寫成后我拿給了適之先生看，第二天他就給我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生經(jīng)》一證，確鑿之至！”可見他是連夜看完的。他承認了我的結(jié)論，對我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這一次，我來到臺灣，前幾天，在大會上聽到主席李亦園院士的講話，中間他講到，適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時，在下午飲茶的時候，他經(jīng)常同年輕的研究人員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說，做學問應(yīng)該像北京大學的季羨林那樣。我乍聽之下，百感交集。適之先生這樣說一定同上面兩篇文章有關(guān)，也可能同我們分手后十幾年中我寫的一些文章有關(guān)。這說明，適之先生一直到晚年還關(guān)注著我的學術(shù)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還可能有其他任何的感想嗎？

在政治方面，眾所周知，適之先生是不贊成共產(chǎn)主義的。但是，我們不應(yīng)忘記，他同樣也反對三民主義。我認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國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就是美國。這同他的個人經(jīng)歷和哲學信念有關(guān)。他們實驗主義者不主張什么“終極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義”都與“終極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對。他同共產(chǎn)黨并沒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說，他一輩子沒有寫過批判共產(chǎn)主義的文章，而反對國民黨的文章則是寫過的。我可以講兩件我親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學生動不動就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饑餓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黨在指揮發(fā)動，這一點是人所共知的，適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國民黨的憲兵和警察逮捕了學生，他都乘坐他那輛當時北平還極少見的汽車，奔走于各大衙門之間，逼迫國民黨當局非釋放學生不行。他還親筆給南京駐北平的要人寫信，為了同樣的目的，據(jù)說這些信至今猶存。我個人覺得，這已經(jīng)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見適之先生，一個學生走進來對他說：昨夜延安廣播電臺曾對他專線廣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將任命他為北大校長兼北京圖書館的館長。他聽了以后，含笑對那個學生說：“人家信任我嗎？”談話到此為止，這個學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沒有拍案而起，怒發(fā)沖冠，態(tài)度依然親切和藹。小中見大，這些小事都是能夠發(fā)人深思的。

適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