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游”是一個隨意取的預言性的題目。1630年10月，該書正在印制中，開普勒開始進行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短途旅行。從薩根出發(fā)到南部的林茨，他走了450公里——中途肯定會在布拉格停留，他徒勞地去催要林茨拖欠他的工資款。從林茨啟程，他旅行了差不多同樣的距離到北部的萊比錫參加該市舉辦的秋季圖書博覽會，想賣掉他的東西。他帶了將近150本自己的書，包括6冊《魯?shù)婪蛐潜怼?，盡管泰納格試圖接管此書的編輯工作，但還是在1624年由開普勒最終完成了它。正像后世的科學研究者所證明的那樣，它的精確與完整令人驚嘆，開普勒把這歸功于第谷 · 布拉厄，是他先做到精確和完整的。博覽會結(jié)束時，開普勒又趕了300公里路到南部的雷根斯堡，在此召開的國會正在討論腓特烈皇帝的兒子另一個費迪南的繼位問題，這位費迪南曾陰謀免除了開普勒的贊助人沃雷斯登的皇家軍隊的指揮權(quán)。開普勒希望皇帝能開恩，把拖欠的皇家數(shù)學教師的工資付給他，當時，他仍然擔任這一職務，盡管它已不值一提。11月2日，他騎著一匹瘦弱的小馬，到達雷根斯堡，住在老朋友席萊伯朗蘭 · 比利的家中。還有一個多月，他就該過60歲生日了，他已經(jīng)為自己寫好了墓志銘，這個可愛、古怪而奇特的天才人物這樣寫自己，從中可以讀出一絲幽默和自嘲：     我曾觀測天外之天，

如今要測度大地的暗中之暗；

我的思想游蕩在上，

我的身體棲息在此。①

我在心里把這座城市擬人化了。20世紀90年代的某個仲夏，布拉格在熱霧的彌漫中喘個不停，似乎經(jīng)歷了幾十年可怕的日子后存活下來，正處在疲憊的恢復期。天鵝絨革命后，我初訪布拉格——這種新聞記者的表達方式，我還從未聽到哪位布拉格人用過，它可能會惹起不滿——我不得不四處尋找那些已然改變了的標記。我住在孔雀大街一所舒適的小賓館，在瑪拉 · 斯拉那區(qū)的查理橋附近。夜里，從房間敞開的窗子望出去，越過樹梢，一眼就可以看到坐落在小山上接近城堡的沃加公園，燈火通明。我關(guān)掉桌頭燈，以便讓遠處的燈光充分發(fā)揮亮度。燈火通明是1989年改革的結(jié)果吧。有些人會認為這種炫耀是對城市電力資源的無恥浪費，是西方腐朽墮落的典型特征，也許他們是對的。站在窗邊，看著灰熒熒的夜幕，我深受震動，遠方的大城堡可真像一座城堡啊，闊大堅實的城墻密密麻麻地排滿一行行小窗戶，它沒有望塔，也沒有圣維特大教堂那樣纖細的塔尖，仿佛女巫的長指甲，直刺云霄，一副歇斯底里的架式。我們無法確知現(xiàn)實的本相，從來如此?，F(xiàn)在的總統(tǒng)是哈維爾。就像卡夫卡筆下的K一樣，他突然被滿面含笑的卡拉姆迎進城堡，并被告知，由于某種確定的原因，他將不再做一個地位卑微的調(diào)查員，而要做某地區(qū)的領(lǐng)導人了。作為貝克特和尤奈斯庫的崇拜者，我試圖描繪出這樣一幅戲劇場景，哈維爾穿著一套整潔的藍色套裝，坐在魯?shù)婪驅(qū)m殿的桌子邊，看著面前的一堆文件。他對自己升至權(quán)力高位這件事充滿強烈的荒誕感。在發(fā)表就職演講之后，在耶路撒冷的一次簡短的發(fā)言中，他近乎炫耀地直言自己的不適——感覺自己像個冒名頂替的人。

如果在就任總統(tǒng)期間，我被傳喚并率先站在審判臺上、站在那些面目模糊的審判員面前，或者直接被帶到某個采石場去砸石頭，我一點兒都不感覺驚訝；如果我突然聽到起床號，從監(jiān)獄的牢房中醒來，然后昏頭昏腦地告訴獄友自己在過去6個月里發(fā)生的一切，我也不會感覺驚訝。我是如此無能，應有更合適的人坐在我的位置上；我又是如此清醒，我強烈地懷疑，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問題。

如果他真是這么理解的，無疑，那些面目模糊無名無姓的當局也會以一種刻薄機警的方式派出兩個精疲力竭的演員去實施逮捕，甚至也可能穿著長袍、戴著不可折疊的高帽子。

午夜時分，通明的燈火一下子全熄了，因為事先并無任何聲響，我感覺十分突然。眼前的黑暗異常濃重，燈火熄滅的一瞬間總應該伴隨著陣陣鐘鳴或者隆隆雷聲吧，或者，哪怕是一只巨型燈泡發(fā)出的夸張的嘶嘶聲呢。我在黑暗中悵然地摸回床，感覺好像頭上蒙了一塊床單。當眼睛習慣了黑暗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城堡有一扇窗子，只有一扇窗子，仍然亮著燈。那兒一定有人還在工作。我從方才對哈維爾的聯(lián)想繼續(xù)下去，想起貝克特寫的一段話：“人類微小的亮光……”我深感安慰，便閉上了眼睛。我們的一部分本性常常像孩子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