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米沙·鮑里索維奇·溫伯格，三十歲，是個奇胖無比的男人，我長著一雙小而深的藍眼睛，一個漂亮的猶太種鷹鉤鼻子——它能讓你聯(lián)想起最出名的鸚鵡品種，我的嘴唇特別細嫩，細嫩得讓你想用赤裸的手背去抹它們。

在過去的許多年里，我一直都住在俄羅斯的圣彼得堡 ，這既不是我的選擇，也不是我的意愿。什么沙皇之城，北方的威尼斯，俄羅斯的文化之都……，見鬼去吧。截止到2001年的時候，我們的圣列寧斯堡已經(jīng)淪落成一副變幻莫測的第三世界城市模樣了，我們的那些新古典式建筑都陷入了糞便橫流的運河里，用波紋鐵皮和膠合板搭建起來的奇形怪狀的農(nóng)舍占據(jù)了寬闊的馬路，墻面上充斥著資本主義的圖像（香煙廣告上是一個美國橄欖球運動員用戴著棒球手套的手接住一個漢堡包的形象），更糟的是，我們聰明而憂郁的公民忽然基因突變，成了一個在著裝上刻意效仿西方的新民族，年輕姑娘們身著緊身的萊卡，她們被托墊起來的小胸脯就跟紐約和上海的情景毫無二致，而男人們呢，則聽任冒牌的黑色卡爾文·克萊恩牛仔褲松松垮垮地裹在他們癟進去的屁股上。

如果你是個像我一樣無可救藥的胖子——我最后一次稱重是325磅－－而且是俄羅斯排行第1238位富豪的兒子，那么好消息就是，整個圣列寧斯堡的人都會迫不及待地迎出來為你效勞：你要過橋時吊橋會自動放下來讓你通過；華麗的宮殿沿著運河一字排開，外墻上的雕飾挺胸腆肚地伸到你的面前。你可以搞到這片礦物豐富的土地上最稀有的寶貝。你倍受尊崇。

在2001年6月15日那個災難臨頭的晚上，我正在克萊斯托夫斯基島——那是位于涅瓦河三角洲中的一個草木蔥蘢的小島——上的一家叫做“俄羅斯?jié)O夫之家”的餐廳里充分享受著來自朋友處的這種尊崇?？巳R斯托夫斯基島是我們有錢人假想中的后蘇聯(lián)之瑞士，我們在圍繞著別墅和聯(lián)體別墅修建（并有專人修剪）的自行車道上漫步，往肺里吸入一團團疑似從阿爾卑斯山進口來的空氣。

漁夫之家有一個噱頭：先讓你從一個人工湖里釣上自己要吃的魚，然后按每公斤50美元左右的價格算賬，廚房的師傅會在炭火上替你把魚熏熟或烤熟。就在那個被警察事后稱為“事發(fā)當晚”的傍晚，我們正站在“產(chǎn)卵的鮭魚”浮橋邊，一邊沖著我們的仆人吆喝，一邊整扎整扎地灌著加利福尼亞綠色雷司令 。我們的諾基亞手機鈴聲不斷——帶著一種當白夜窒息了黑夜時所特有的社交緊迫性。當北邊太陽折射出的粉色晚霞讓我們這座被糟踐了的城市里的居民夜不能寐時，最好的消遣方法就是跟朋友一起喝酒一直喝到清晨。

我告訴你吧，在俄羅斯，你如果沒有好朋友的話，那還不如淹死。聽慣了父母幾十年一貫的陳腔濫調(diào)（“我們會為你去死！”他們唱著），從親密無間的俄羅斯家庭里劫后逃生（“別撇下我們！”他們懇求），經(jīng)歷了老師和工廠領導強加給我們的粗魯?shù)墓谢逃ā拔覀円涯愀盍税さ摹畨K’釘?shù)綁ι先?！”他們威脅），兩個失意的朋友所能做的，也只有找個不入流的室外啤酒攤舉杯祝酒了。

“祝你健康，米沙·鮑里索維奇?！?

“祝你成功，德米特里·伊萬諾維奇?！?

“為了陸軍、空軍，以及整個蘇軍……干杯！”

我這人為人羞澀，注重隱私，喜歡獨自憂傷，所以我的朋友不多。我在俄羅斯最好的朋友是個前美國人，我喜歡管他叫阿廖沙-鮑伯。他的原名叫羅伯特·李普西茲，生在紐約州的北部，這只小禿鷹（他在二十五歲時頭頂上就沒有一根毛了）八年前飛到圣列寧斯堡來，在酒精和惰性的作用下轉(zhuǎn)型成了一個成功的俄羅斯商人，還取了個新名字叫阿廖沙，他是“走近好萊塢”——一個特別賺錢的DVD碟片進出口公司——的老板，還是斯維特拉娜——彼得堡一個年輕的當紅名媛——的情郎。除了禿頂外，阿廖沙-鮑伯還長著一張倭瓜似的臉——臉上蓄著紅色的山羊胡子、濕潤的藍眼睛——你會誤以為他總是熱淚盈眶、以及肥厚的比目魚一樣的嘴唇——它們時時刻刻都在接受著伏特加的浸潤。有一次在地鐵里，一個光頭黨罵他是個“其貌不揚的猶太人”，我覺得大部分人對此都有同感。反正十年前我第一次見到他時——那時我倆都在美國中西部的隨機學院上大學——就是這么認為的。

我和阿廖沙-鮑伯有個共同的有趣的愛好，我們一有機會就要盡情地抒發(fā)這個愛好。我倆都自認為是“愛好說唱的君子”。我們演唱的曲目包括從老牌說唱歌手“冰塊”、“冰茶”和“公眾之敵”的珍品到魅惑的當代節(jié)奏“貧民窟技術”——那是邁阿密低音、芝加哥貧民窟曲調(diào)以及底特律電音的雜交品種。現(xiàn)代讀者可能熟悉DJ“攻擊”的作品《豐乳肥臀》，那首曲子可能算的上是“貧民窟技術”這個類別的胚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