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程設置

在超級精英擁有的各種權力中，最清晰、最重要的一項權力是：為世人設置議程的能力。超級精英未必總能作最后決定，總能使用武力，他們之間也會產(chǎn)生分歧。但是，只要是在自己的組織里，總裁、董事長、首席執(zhí)行官、指揮官就有權決定事物的輕重緩急，主導重要資產(chǎn)的分配，為下屬分配權限。達沃斯這類會議雖然很少能得到具體的成果（施瓦布肯定否認這一點），但能在參加會議的精英中培養(yǎng)共識——或者利用精英的時代精神——從而給他們控制的公司和政府制定議程，進而影響其他追隨者、競爭者和效仿者的議程安排。

施瓦布和維克托·哈波斯塔德曾說，這些組織希望達到的最好結(jié)果，即他們認為真正有意義的事是：幫助領袖形成和制定議程。以達沃斯為例，如果你是該論壇的重要贊助商，就能協(xié)助論壇創(chuàng)造一個探討全球議題的議程。世界經(jīng)濟論壇的工作人員全年都在和這些所謂的戰(zhàn)略伙伴協(xié)商，以保證贊助商重視的事都包括在論壇計劃里面。這就是提供贊助的好處。

《紐約時報》駐華盛頓首席記者戴維·桑格說，他認為“議程設置”是大報和主流媒體最重要的任務。他們負責挑選頭條新聞，安排版面，通過報道和社論為公眾設定議題。典型的例子是伊拉克。在克林頓時代，伊拉克是個次要議題，因為各大媒體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白宮的上層領導人。當政府領導人決定重新把伊拉克當作威脅提出來時，媒體緊跟——巴格達重新回到報紙頭版。

同樣，大型私募股權公司也以類似手法設定市場價格，因為只有幾家公司能做大型的全球交易，而且彼此會互相通氣。他們可以否認這一點。這種做法未必就是違法。（雖然可能是，金融監(jiān)管者也在密切關注這一點。）但是，這種設定將會越來越常見，因為那些大型私募股權公司也在加強投資、合作、分擔風險。一些大型的企業(yè)界盛會，如艾倫公司的太陽谷會議、技術娛樂暨設計會議（TED）等，也將對熱點議題進行設定，對各大公司的投資決策產(chǎn)生影響。

議程設置的形式很多。它可能存在于政府—市場體系中，反映超級精英支持有利市場決策的普遍傾向。例如，金融界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設置的議程幾乎都是有關財政紀律的政策，而對社會問題，對那些直接關系到發(fā)展中國家重大改革的政治可持續(xù)性問題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問題不在于核心思想的對錯，而在于沒有做到平衡。華盛頓共識也是同樣的問題，華盛頓共識的優(yōu)點很多，但是改革不夠廣泛和平衡。它沒有全力促進窮國更快地積聚和開發(fā)資源，以創(chuàng)造新的全球化利益相關者，也沒有優(yōu)先為窮國提供所需的培訓和獲得資本的途徑，從而在智利和巴西等國播下了不平等的種子，使民粹主義在整個拉丁美洲和俄羅斯死灰復燃。超級精英設定的議程如果讓當權者迅速得到更多利益，讓普通人望塵莫及時，就應該提高警覺了。

超級精英不是通過命令掌控一切，也不是通過陰謀或者陰謀小集團行使權力。他們自有分寸，通過一些強有力的、雄心勃勃的小團體施加影響。大型石油公司是否影響了能源政策，使世界繼續(xù)依賴它的產(chǎn)品？大型汽車制造商是否故意拖延重要的技術突破，不愿生產(chǎn)更環(huán)保的汽車？大銀行是否推出政策，迫使債務國能夠償還債務卻不充分考慮可能造成的社會或政治動蕩？最大的軍火承包商是否在推行一套永久戰(zhàn)爭觀念，導致世界上最大的軍火消費國——美國的國防開支是緊隨其后的國家的近10倍？宗教是否過度地影響了國家和國際政治，使得人們甚至想在“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之間劃一條分界線？“市場革命”已過去25年，我們是否能接受它忽略那些既無能力又無門路進行市場競爭的國家受到的影響？顯然，權力曲線已經(jīng)影響了這些情況的方方面面，超級精英的聯(lián)結(jié)都有因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