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林覺民赴日本留學。他在日本四年，攻讀哲學，還學日語、英語、德語。檄文《駁康有為物質救國論》、小說《莫那國之犯人》、譯作《六國憲法論》就是此時完成的。這個瘦削的中國男人在東洋留學，入眼的不是櫻花的璀璨，也不是大和美人的如花笑臉，而是祖國的現狀和前途。用今天的話，在中國繁榮論和中國崩潰論中，沒有人能夠看清歷史、平視歷史，因為中國之大，日月遞邅之豐富足以讓人眼花繚亂，一世一紀甚至一生樂在其中享用。但林覺民卻把中國當做解答的對象，他以為：“中國危在旦夕，大丈夫當以死報國，哭泣有什么用？我們既然以革命者自許，就應當仗劍而起，同心協(xié)力解決問題，這樣，危如累卵的局面或許還可以挽救。凡是有血氣的人，誰能忍受亡國的慘痛！”這樣的認知未必正確，但我們今天看到了，他的行動合于歷史的目的性。歷史之手假借他和他的戰(zhàn)友們來書寫了某種文明。
　　
　　少年覺民完全是意氣。如果這就是革命的話，我們也只能說，革命象征或包容了意氣。當時的革命之難非今日所能想象，當時的革命事跡之兒戲亦非今人想象。1911年春，黃興等人從香港來信說：“廣州起義正在緊鑼密鼓籌備中?！庇谑橇钟X民回到福州，他的任務是發(fā)動當地革命組織響應，并選拔福建志士前往廣州去壯大隊伍。農歷 3月 19日，他帶著一批志士二十余人從馬尾登船，馳往香港。當然，在短暫的幾天里，他回到家中跟家人團聚過了。林覺民們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國人都在沉睡、在被侮辱和被損害里茍且，他和戰(zhàn)友們的力量實在是微不足道的。但林覺民的正信正念在于，他堅信那是“歷史的力量”，他正信自己的審判：“第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因此，他也有著對自己行為的強大自信：“此舉如果失敗，死人必然很多，定能感動同胞 ——嗟乎，使吾同胞一旦盡奮而起，克復神州，重興祖國，則吾輩雖死而猶生也，有何遺憾！”
　　
　　一群玩命的人到了廣州尋死，覺民就是其中之一。即使今天我們對革命尚不了解，公正地說，黃興們策劃的廣州起義如兒戲、如行為藝術，他們只是臨時湊起來的烏合之眾，人數不過幾百，卻企圖攻占總督衙門（今天的廣東省委省府）。這連大規(guī)模群眾性聚會騷亂都談不上，這群玩命的書生所能憑借的只是理論、騷亂、口號，還有報紙、雜志和傳單，以此與一個龐大的帝國對抗，他們卻堅信不疑。
　　
　　林覺民與同盟會員攻入督署時，那里已經人去樓空。他們點了一把火，就身撲向軍械局。當大家涌到東轅門，一隊清軍橫斜里截過來。據說，林文企圖策反，他手執(zhí)號筒，向對方高喊“共除異族，恢復漢疆”，應聲而至的是一顆子彈。子彈正中腦門，腦漿如注，立刻斃命?？犊瘔训牧治臑樽约虹澘痰挠≌率恰斑M為諸葛退淵明”。成長于軍人世家的馮超驤，“水師兵團圍數重，身被十余創(chuàng)，猶左彈右槍，力戰(zhàn)而死”；體格魁梧、善拳術的劉元棟，“吼怒猛撲，所向摧破，敵驚為軍神，望而卻走，鏖戰(zhàn)方酣適彈中額遽仆，血流滿面，移時而絕?！边€有方聲洞，也是福州閩侯人，同盟會的福建部長，曾經習醫(yī)數載，堅決不愿意留守日本東京同盟會：“義師起，軍醫(yī)必不可缺，則吾于此亦有微長，且吾愿為國捐軀久矣”，他在雙底門槍戰(zhàn)之中擊斃清軍哨官，隨后孤身被圍，“數槍環(huán)攻而死”。擅長少林武術、素有“猛張飛”之稱的林尹民、能詩詞、工草書、好擊劍、精馬術的陳更新，陳與燊，陳可鈞，還有連江縣籍的幾個拳師，他們或者尸橫疆場，或者被捕之后引頸就刃。這些人今天都已經為歷史遺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