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教主的野狐禪
李宗吾（1879~1943）福建汀州府上杭縣人。字宗儒，意在宗法儒教，尊奉孔夫子。二十五歲思想大變，認為與其宗法孔孟之道不如宗法自己，因而改名為宗吾。早年參加同盟會，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歷任富順中學校長、省議員、省長署教育廳副廳長及督學等職。為人正直，治學嚴謹，幾十年目睹人間冷暖，看透宦海浮沉，憤世寫出《厚黑學》一書，從此開創(chuàng)“厚黑學派”的一家之言，后被譽為“影響中國文化的二十大奇才怪杰”之一。
◎他對國人的開智啟蒙之功遠大于胡適、魯迅這樣的文化圣人，也大于張恨水、金庸這樣的小說家。
◎君主之命該革，圣人之命尤其該革；民族該獨立，思想更該獨立。
如果要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推選一個文化人，既在精英上層知名，又對社會和民間文化有著持久的影響，這個人選可能非李宗吾莫屬。李宗吾最大的貢獻在于他發(fā)明或說發(fā)現了“厚黑學”，揭穿了中國社會成功人士的秘密，無非是臉厚心黑。這層帷幕一經撕破即大得人心，與人心有戚戚焉。
當然，在正經的知識人或正人君子們看來，李宗吾的思想完全是野狐禪，是臆想，是把老百姓的話略為加工罷了。何況，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界一直籠罩在西學的陰影下，師承流派、知識譜系、邏輯理性、學術架構，等等，成為人們審視文化人是否合法正當的要素。李宗吾的知識不具有這些正當性，但他是有效的。他對國人的開智啟蒙之功遠大于胡適、魯迅這樣的文化圣人，也大于張恨水、金庸這樣的小說家。
李宗吾說：“我的思想，分破壞與建設兩部分，《我對圣人之懷疑》及《厚黑學》，是屬于破壞的，《厚黑學》，破壞一部二十四史，《我對圣人之懷疑》，破壞一部宋元明清學案。所著《中國學術之趨勢》、《考勤試制之商榷》、《社會問題之商榷》及《制憲與抗日》等書，計包括經濟、政治、外交、教育、學術等五項，各書皆以《心理與力學》一書為基礎，這是屬于建設的。破壞部分的思想，淵源于我父，建設部分的思想，也淵源于我父?！彼母赣H一輩子只讀三本書，其議論也多超出讀書人常軌。李宗吾讀書多了一些，但大抵上也是重在思考，重在語不驚人死不休。他的閱讀也是“六經注我”式的。他知道時代變了，蔡元培、梁啟超們在領時代風氣，他也努力想趕上時代。學了科學，他就用王陽明格物致知的辦法去研究科學，王是格竹子，李宗吾是要格出科學來；最終獲得了自知之明，這輩子休想在科學上有所建樹了。至于學術，蔡元培、梁啟超們的學問雖然為他所不及，但他從另外一個方面顛覆了他們，他認為他們做的是小道。只有從教主的意義做學問才是大道，而在現代中國，只有他堪稱教主。
這種知識在現代中國當然為體制化的知識所笑，但西化知識等體制化的知識至今不能清除李宗吾們的影響，說明西學、官學等體制化知識遠不能滿足國人對知識的渴慕。事實上，厚黑教主雖然沒有孔子那樣有三千弟子，但他的實踐弟子何止千千萬萬，他的精神從屬也代不乏人，如當代的柏楊、吳思等多多少少有他的影子。
甚至從個人成就的角度而言，李宗吾也比胡適魯迅這樣的正經文化人更符合新文化運動的精神。胡適魯迅等人因應了時代，成就了一種與時代齊平的人格，他們也因此不得不終生端著生活，一輩子沒有擺脫跟時代社會的緊張關系，沒有擺脫一種用世的焦灼心理。李宗吾雖然晚年落寞，但大抵上是個人的、任性自由的。有人就說過：如果我們不僅僅把“厚黑學”看成庸俗社會學意義的事實性批評，而是更進一步，把它視作對漢民族腐朽文化和墮落人性的考古報告，我們就可以發(fā)現，“厚黑學”的立意向度是懷疑，它的思想向度是逆向的，它的文體向度是高度個人化的“臆說”，它的價值立場是在對歷史與現實進行祛魅以后，使事物的真相得以重新彰顯。
從這個角度講，李宗吾的人生是有意義的。寫《異行傳》的張默生為李寫了傳記，但張默生顯然沒有意識到，李宗吾的人生其實屬于現代國家公民的典范。李宗吾的很多文章跟當代自由獨立的網絡寫作沒有任何分別，甚至可以說，李宗吾已經預言了網絡寫作的到來：“政治界一切現象，與學術界完全相同。這種現象，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大皇帝大圣人專權時期，這是過去的事；第二個時期，是小皇帝小圣人專權時期，這是現在的事；將來到了第三個時期，才是普通人民和普通學者，自由發(fā)表意見的時期。我常說，君主之命該革，圣人之命尤其該革；民族該獨立，思想更該獨立?！?br>
這樣的人似乎也不會入當代成功人士的眼。因為李宗吾像一切自由獨立、真正有個性的人一樣，總會讓厚黑之人不自在，或讓正經之人笑倒。舉例言之，他不修邊幅，也不拘小節(jié)，到晚年亦然。他穿的長布衫多日不洗，臟了以后也不知道換下，得由老妻提醒；他有時一邊啃苞谷，一邊摳腳丫，還要一邊看書。他好酒，成天就坐在堂屋的楠竹馬夾椅上，旁邊放著花生、胡豆、香腸一類的下酒菜，且飲且思，不時又起身到桌子邊，揮毫寫下自己的腹稿。臨終前倒在地上時，老妻抱怨說：“你就是酒喝太多了！”李宗吾竟拼其余力回答：“我就是酒喝少了！”
李宗吾的可愛處還有不少。比如他常常躺在椅上用手前后比劃，這就是在練自創(chuàng)的“無極拳”。他早年曾向富臺山廟內的和尚學過功夫，后又學練派別甚多的四川靜功，對同善社、劉門、關龍派、吳礁子派等，他都拜門稱弟子。但他本人對練功缺乏恒心，練時從未坐上三十分鐘之久。結果哪一派的方法，他都實驗過；哪一派的方法，他都實驗無效。于是他又想練拳術，先學權術家的氣功，繼而又學太極拳。而他認為前者無非裝模作樣，違反自然規(guī)律；后者雖似相宜，但要受一種約束，他自然不耐煩。最后，李宗吾自己發(fā)明了一種拳術，名曰“無極拳”。這種拳據他自己說，無非是恍兮忽兮，玄而又玄而已。他晚年就練此拳，直至去世從未間斷過。他還勸癡迷于學仙學道的南懷瑾學武功。
這樣的一個人在生活中似乎處處可見，這些人都被我們的正統(tǒng)知識斥為野狐禪。只可惜大多數人不曾像李宗吾那樣認真對待自己，也就成就不了真正獨立的自己，更成就不了一種開宗立派的教主式人格。
李宗吾（1879~1943）福建汀州府上杭縣人。字宗儒，意在宗法儒教，尊奉孔夫子。二十五歲思想大變，認為與其宗法孔孟之道不如宗法自己，因而改名為宗吾。早年參加同盟會，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歷任富順中學校長、省議員、省長署教育廳副廳長及督學等職。為人正直，治學嚴謹，幾十年目睹人間冷暖，看透宦海浮沉，憤世寫出《厚黑學》一書，從此開創(chuàng)“厚黑學派”的一家之言，后被譽為“影響中國文化的二十大奇才怪杰”之一。
◎他對國人的開智啟蒙之功遠大于胡適、魯迅這樣的文化圣人，也大于張恨水、金庸這樣的小說家。
◎君主之命該革，圣人之命尤其該革；民族該獨立，思想更該獨立。
如果要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推選一個文化人，既在精英上層知名，又對社會和民間文化有著持久的影響，這個人選可能非李宗吾莫屬。李宗吾最大的貢獻在于他發(fā)明或說發(fā)現了“厚黑學”，揭穿了中國社會成功人士的秘密，無非是臉厚心黑。這層帷幕一經撕破即大得人心，與人心有戚戚焉。
當然，在正經的知識人或正人君子們看來，李宗吾的思想完全是野狐禪，是臆想，是把老百姓的話略為加工罷了。何況，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界一直籠罩在西學的陰影下，師承流派、知識譜系、邏輯理性、學術架構，等等，成為人們審視文化人是否合法正當的要素。李宗吾的知識不具有這些正當性，但他是有效的。他對國人的開智啟蒙之功遠大于胡適、魯迅這樣的文化圣人，也大于張恨水、金庸這樣的小說家。
李宗吾說：“我的思想，分破壞與建設兩部分，《我對圣人之懷疑》及《厚黑學》，是屬于破壞的，《厚黑學》，破壞一部二十四史，《我對圣人之懷疑》，破壞一部宋元明清學案。所著《中國學術之趨勢》、《考勤試制之商榷》、《社會問題之商榷》及《制憲與抗日》等書，計包括經濟、政治、外交、教育、學術等五項，各書皆以《心理與力學》一書為基礎，這是屬于建設的。破壞部分的思想，淵源于我父，建設部分的思想，也淵源于我父?！彼母赣H一輩子只讀三本書，其議論也多超出讀書人常軌。李宗吾讀書多了一些，但大抵上也是重在思考，重在語不驚人死不休。他的閱讀也是“六經注我”式的。他知道時代變了，蔡元培、梁啟超們在領時代風氣，他也努力想趕上時代。學了科學，他就用王陽明格物致知的辦法去研究科學，王是格竹子，李宗吾是要格出科學來；最終獲得了自知之明，這輩子休想在科學上有所建樹了。至于學術，蔡元培、梁啟超們的學問雖然為他所不及，但他從另外一個方面顛覆了他們，他認為他們做的是小道。只有從教主的意義做學問才是大道，而在現代中國，只有他堪稱教主。
這種知識在現代中國當然為體制化的知識所笑，但西化知識等體制化的知識至今不能清除李宗吾們的影響，說明西學、官學等體制化知識遠不能滿足國人對知識的渴慕。事實上，厚黑教主雖然沒有孔子那樣有三千弟子，但他的實踐弟子何止千千萬萬，他的精神從屬也代不乏人，如當代的柏楊、吳思等多多少少有他的影子。
甚至從個人成就的角度而言，李宗吾也比胡適魯迅這樣的正經文化人更符合新文化運動的精神。胡適魯迅等人因應了時代，成就了一種與時代齊平的人格，他們也因此不得不終生端著生活，一輩子沒有擺脫跟時代社會的緊張關系，沒有擺脫一種用世的焦灼心理。李宗吾雖然晚年落寞，但大抵上是個人的、任性自由的。有人就說過：如果我們不僅僅把“厚黑學”看成庸俗社會學意義的事實性批評，而是更進一步，把它視作對漢民族腐朽文化和墮落人性的考古報告，我們就可以發(fā)現，“厚黑學”的立意向度是懷疑，它的思想向度是逆向的，它的文體向度是高度個人化的“臆說”，它的價值立場是在對歷史與現實進行祛魅以后，使事物的真相得以重新彰顯。
從這個角度講，李宗吾的人生是有意義的。寫《異行傳》的張默生為李寫了傳記，但張默生顯然沒有意識到，李宗吾的人生其實屬于現代國家公民的典范。李宗吾的很多文章跟當代自由獨立的網絡寫作沒有任何分別，甚至可以說，李宗吾已經預言了網絡寫作的到來：“政治界一切現象，與學術界完全相同。這種現象，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大皇帝大圣人專權時期，這是過去的事；第二個時期，是小皇帝小圣人專權時期，這是現在的事；將來到了第三個時期，才是普通人民和普通學者，自由發(fā)表意見的時期。我常說，君主之命該革，圣人之命尤其該革；民族該獨立，思想更該獨立?！?br>
這樣的人似乎也不會入當代成功人士的眼。因為李宗吾像一切自由獨立、真正有個性的人一樣，總會讓厚黑之人不自在，或讓正經之人笑倒。舉例言之，他不修邊幅，也不拘小節(jié)，到晚年亦然。他穿的長布衫多日不洗，臟了以后也不知道換下，得由老妻提醒；他有時一邊啃苞谷，一邊摳腳丫，還要一邊看書。他好酒，成天就坐在堂屋的楠竹馬夾椅上，旁邊放著花生、胡豆、香腸一類的下酒菜，且飲且思，不時又起身到桌子邊，揮毫寫下自己的腹稿。臨終前倒在地上時，老妻抱怨說：“你就是酒喝太多了！”李宗吾竟拼其余力回答：“我就是酒喝少了！”
李宗吾的可愛處還有不少。比如他常常躺在椅上用手前后比劃，這就是在練自創(chuàng)的“無極拳”。他早年曾向富臺山廟內的和尚學過功夫，后又學練派別甚多的四川靜功，對同善社、劉門、關龍派、吳礁子派等，他都拜門稱弟子。但他本人對練功缺乏恒心，練時從未坐上三十分鐘之久。結果哪一派的方法，他都實驗過；哪一派的方法，他都實驗無效。于是他又想練拳術，先學權術家的氣功，繼而又學太極拳。而他認為前者無非裝模作樣，違反自然規(guī)律；后者雖似相宜，但要受一種約束，他自然不耐煩。最后，李宗吾自己發(fā)明了一種拳術，名曰“無極拳”。這種拳據他自己說，無非是恍兮忽兮，玄而又玄而已。他晚年就練此拳，直至去世從未間斷過。他還勸癡迷于學仙學道的南懷瑾學武功。
這樣的一個人在生活中似乎處處可見，這些人都被我們的正統(tǒng)知識斥為野狐禪。只可惜大多數人不曾像李宗吾那樣認真對待自己，也就成就不了真正獨立的自己，更成就不了一種開宗立派的教主式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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