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兒懷抱誰人知
　　
　　嚴復（1854~1921）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初名傳初，曾改名宗光，字又陵，又字畿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福建船政學堂首屆畢業(yè)生，留學英國海軍學校。1880年任北洋水師學堂洋文正教習，1889年任總教習，后升總辦。中日甲午戰(zhàn)爭之后，發(fā)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文，反對頑固保守，主張維新變法。戊戌變法后翻譯《原富》、《群學肄言》、《法意》、《穆勒名學》等，傳播西方資產(chǎn)階級政治經(jīng)濟思想和邏輯學。首次提出“信、達、雅”的翻譯標準。辛亥革命后，思想漸趨保守。今輯有《嚴復集》。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zhí)行家也。
　　
　　◎  他一生的性命在新知舊法之間搖擺，而不知開辟中國的新生，也無這種啟蒙的自覺。
　　
　　嚴復是我國近代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之一。很多人受他的影響，尋求新知，尋求中國和個人的新生，他自己的生活卻坎坷不順。很多人痛惜他的懷才不遇，但嚴復獨特的一生貢獻給世人的，教訓意義遠大于啟蒙意義。
　　
　　1871年嚴復以最優(yōu)等的成績從馬江船政學堂畢業(yè)，派在“建威”帆船任練習生，這一年我國船政局自制的“揚武”軍艦下水，嚴復調到該艦練習，遍歷國內及日本各重要口岸。1877年，被派遣赴英留學，1879年學成回國，在福州船政學堂任教習。1880年，李鴻章在天津創(chuàng)辦北洋水師學堂，調嚴復任學堂總教習（相當于今之教務長）。
　　
　　嚴復的留英同學中，伊藤博文學成回國后得大重用，一舉改變了日本的現(xiàn)代化進程；同胞劉步蟾、方伯謙、林泰曾、薩鎮(zhèn)冰等人也逐漸成為北洋海軍棟梁，但他自己卻仕途不順。原因跟他急于用世卻不諳韜晦、好逞口舌之快、時有激烈言詞、為時人所側目有關。他的思維超前且喜議論，使得了解他的李鴻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除此性格缺陷，他的私德也不“嚴”。他意志消沉即吸食鴉片煙，李鴻章得知誠懇相勸：“汝如此人才，吃煙豈不可惜！此后當仰體吾意，想出法子革去?！?br>　　
　　但是嚴復并沒有“革去”此不良嗜好，反而通常是一日三遍，而且抽得十分講究，要專門從上海購買上好的煙膏，他的書信中就有許多囑其妻從上海購買煙膏的記錄。嚴復吸鴉片一直持續(xù)到晚年，1919年他曾寫道：“以年老之人，鴉片不復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間非服藥不能睡。嗟夫，可謂苦已！恨早不知此物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雖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語一切世間男女少壯人，鴉片切不可近。世間如有魔鬼，則此物是耳。若吾言之，可作一本書也?！边@種沉痛之言出于一生的教訓。他的私德不謹使得他無法面對社會的壓力，他在安慶學堂受到攻擊，后來教育部要他辭去北大校長時，“吸鴉片”即是其中的一條理由。
　　
　　這樣的嚴復不可避免地跟李鴻章疏遠了。他在水師學堂后期的家書中屢屢抱怨：“自來津以后，諸事雖無不佳，亦無甚好處。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在北洋當差，味同嚼蠟”，以至于悲嘆“四十不官擁皋比，男兒懷抱誰人知？”曾紀澤說嚴復處世有“狂傲矜張之氣”。為謀出路，嚴復曾寄望于科舉，也曾與友人共同投資河南一煤礦，尋求經(jīng)濟富足，甚或萌生“舍北就南”，轉投張之洞麾下的欲念。
　　
　　這種偏激的個性擔當了為同胞開智啟蒙的大任，自然執(zhí)于偏見而不自知。孫中山在當時認為，中國之進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他希望能夠與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當蜚聲海內外的大翻譯家嚴復到倫敦逗留時，孫文正在北美，他風塵仆仆地趕到倫敦，勸說嚴復支持革命。但嚴復表示：“中國民品之劣，民性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將見于乙，泯于丙者，將發(fā)于丁，為今之計，唯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因此回答了那有名的話：“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zhí)行家也?！蔽覀兛从⒚栏锩⒎▏锩?，都可以看到啟蒙思想為革命開辟了道路。但我們于此段歷史公案可知，中國近代革命的先天不足，思想家跟執(zhí)行家并不一致。
　　
　　嚴復的思想偏激還表現(xiàn)在他的性命無歸，在激進和保守兩極跳躍。他年輕時不相信政府的改革，常對人說：“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繯我如老牸牛耳?！敝蟹☉?zhàn)爭后，嚴復更不相信洋務派的“新政”設施能夠“富國自強”，對洋務運動非常不滿。李鴻章也因他的激進而疏遠他。到清政府快要覆亡時，為了籠絡社會名人，1909年，清廷賜給嚴復文科進士出身；1910年，海軍部特授他協(xié)都統(tǒng)，又征為資政院議員；1911年，授海軍一等參謀官。嚴復長子嚴璩也升到二品銜的高官。一家與清廷的關系密切起來后，他對革命就持有否定態(tài)度。辛亥革命以后，他懷念清王朝，常常發(fā)表言論詆毀革命，認為中國人的“識度不適于共和”。
　　
　　順理成章地，他參加了楊度等人組織的“籌安會”，鼓吹復辟帝制，為袁世凱做皇帝開辟道路。五四運動時，他對兒女們提出青年不要過問政治。在《書示子璇四十韻》詩中云：“內政與外交，主者所宿留。就言匹夫責，事豈關童幼。”他說五四運動是“舉國方飲狂，昌披等桀紂”，斥之為猖狂的舉動。
　　
　　嚴復于 1921年去世。他的遺囑除對財產(chǎn)作了分配外，并以三事諄囑家人：“一、中國必不滅，舊法可損益，而必不可叛。二、新知無盡，真理無窮，人生一世，宜勵業(yè)益知。三、兩害相權，己輕群重?！钡日Z。據(jù)聞他生前經(jīng)常與人談道：“老夫年將七十，暮年觀道，十之八九殆與前不同。以為吾國舊法斷斷不可厚非。”并說：“吾垂老親見七年的民國，與歐洲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zhàn)，覺歐人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大字?！?br>　　
　　由此可知，嚴復的啟蒙思想家一職實在要大打折扣。他一生的性命在新知舊法之間搖擺，而不知開辟中國的新生，也無這種啟蒙的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