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教育總長傅增湘辭職出走西山之后，教育部由次長袁希勉強支撐，無多時他三度請辭。6月4日內閣會議上安福國會議長王捐唐提議，由傅岳棻任教育次長，即杜威所云“現代理教育總長（傅）”。從杜威對傅岳棻的評價，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對五四運動的報道（所謂報道，其實是給在美國的女兒寫的家書，有趣的是他女兒后來也來華講學了。）的基本立足點是站在“我們的自由主義派朋友”一邊的。他對北洋政府充滿著鄙薄之情。杜威說：“毫無疑問，促成北京政府這種不光彩的投降的原因是學生運動已擴展為商人罷市以及對這個運動進一步的擔心。但學生已設法把他們的宣傳擴大到軍隊中去。有謠言說，將不能再指望軍隊進行鎮(zhèn)壓，特別是因為軍餉已拖欠很久未發(fā)了。有些從拘留所獲勝歸來的學生抱怨政府更換衛(wèi)兵太勤，使他們沒有來得及感化一半以上的看守。”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第221頁。杜威認為中國社會有許多不可思議的地方。他說：“這是一個奇怪的國家。所謂‘民國’，只是一個笑話?？墒?，在某些地方，又比我們更民主些。這里有完全的社會平等，但婦女除外。議會，十足地是個虛幌的滑稽劇，但自動自發(fā)的輿論，現在這樣，卻有異常的影響力?！睂χ袊嗄陮W生，杜威則一往情深，有高度評價和客觀的批評。

1920年初，杜威又云：

一位曾對50種學生報紙作過仔細研究的朋友說，這些報紙的第一個特點是有大量的問號，第二個特點是要求言論自由，以便能夠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

在一個信仰既是權威的教條，又是使人感覺滿足的國家里，這種提出疑問的熱潮，預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第251頁。

后來在1921年夏天，他又從北京報道說：

(1919年)5月4日騷亂以后，學生聯合會開始在全國創(chuàng)辦雜志。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反對腐化和賣國的官僚及抵制日貨的高潮時刻，這些論題在學生雜志上卻是次要的……他們的任務是教育改革、攻擊家庭制度、討論社會主義、民主思想和各種烏托邦(思想)……自然，在思想發(fā)酵之中，往往會產生一些幻想的泡沫。由于缺乏確定的閱歷背景，學生們認為所有的思想和建議都大同小異，只要他們是新的并與舊的習慣和傳統(tǒng)相脫離。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第252頁。

對這個時期的青年們來說，對舊的東西的崇拜讓位于對新的東西的追求。這種情形使杜威得出這樣的印象：“似乎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學生像中國學生這樣，對現代的和新的思想，特別是社會經濟方面的思想，懷有這樣一致和熱烈的興趣，也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對有利于舊秩序和現狀的論據這樣不重視，這樣閉口不談?！敝懿呖v：《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第256-257頁。他說：

這一點(思想不穩(wěn)定)是令人遺憾的。但這是一種普通過渡狀態(tài)的明證，這個時期必然顯示一種猶豫、動搖、對新奇刺激易于感受。另一方面，他們卻顯示了比同一時期的美國青年成熟得多的志趣。中學的男女學生以清醒和理智的態(tài)度，聽取那些在美國只能引起厭煩不安的課題的講解。我確信在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的青年對思想比對其他任何東西都更為渴望。在現階段，對新思想的熱情超過了獲得支持這些新思想的知識所需的耐心，但它卻極大地促進了對于知識和科學方法越來越強的渴望。這意味著知識的獲得不是作為一種技術手段，也不是作為通常的有文化的標志，而是為了社會的應用。

五四事件后的一年里，新文化運動有深遠意義的發(fā)展給中國帶來了一種新的面貌和巨大的希望。杜威在對新文化運動作了長篇分析后得出這樣的結論：

人們可以斷言，文化運動盡管不夠成熟和左右搖擺，但是它為中國未來的希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它雖然不能取代更好的交通手段--鐵路和公路，沒有這樣的交通手段中國就不能統(tǒng)一，因而也就不能強盛，但中國也需要一種統(tǒng)一的思想，而沒有新思想運動，要做到這一點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思想統(tǒng)一后，這種思想是留戀過去還是對世界其他地方的現代思想表示同情，后果也是有很大不同的。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第267頁。

多數知識分子認為五四事件是置道德、社會、政治問題于法律之上。在習慣于正規(guī)法律程序形式的西方人看來，五四事件和隨后的群眾舉動似乎是不合法的。敏銳的杜威是從“群體的道德意識”(the moral sense of the community)而不是“純粹法律的處理”來看待這場運動的。1920年春杜威曾說道：“中國是否會像西方國家那樣完全屈從法規(guī)和形式主義，實在值得懷疑。這可能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之一。例如，甚至中國的先進分子對于純粹間接的和代表性的立法和決策制度也沒有什么興趣。在過去幾個月中，問題的解決屢次由公眾輿論決定，他們通過公眾集會和電報往來的方式，迫使政府在外交事務方面實行公眾所希望的政策，這里所需要的是對大眾意志的親自感受和這種意志所產生的直接影響。”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第229頁。

至于五四運動與布爾什維克的關系，這樣的敏感問題，杜威1921年夏天根據他親自觀察，發(fā)表了他獨特的看法：“那些關注（五四）這個運動的日本作家多數認為它是蓄意破壞的激進主義，并認為它是受布爾什維克的影響而引起的。但在我所訪問過的中國的九個省中，還沒有發(fā)現一點蘇俄直接影響的痕跡。當然俄國的暴動作為一種激發(fā)因素間接地有著巨大的影響，但它遠不如世界大戰(zhàn)，甚至不如威爾遜的民主和民族自覺思想觀念的影響，因為新文化運動雖然對在現代中國被恭稱為共和的政體毫不感興趣，但它卻深受民主思想的激發(fā)。”杜威接著說道：“從技術的意義上說，中國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沒有準備也沒有那種自然傾向。但是可以想見，如果軍閥的暴政、壓迫和腐化繼續(xù)下去，直到直接觸及農民，勢必會產生現行秩序的維護者將稱之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大暴亂。”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第290頁。

杜威夫婦用通信的方式，幾乎為我們寫了一部五四學生運動簡史。由于東西方文化觀念有異，杜威所見所論，恰恰給我們寶貴的啟迪。就東西方文化觀，杜威夫婦還為我們留下了兩個美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