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隨想錄”是陳獨秀、魯迅的拿手好戲，胡適并不以此見長，這兩篇卻寫得很別致，可見他對陳獨秀的感情非同尋常。到7月6日，胡適又將《愛情與痛苦》的意思寫入一首小詩，以示對囚禁中的陳氏的思念：

也想不相思，免得相思苦；

幾度細思量，情愿相思苦?！睹恐茉u論》第29號（1919年7月6日）。

營救陳獨秀的言論多多，再錄兩則別致之言于此。一乃“民國元老”田桐致大總統(tǒng)徐世昌的信，形同檄文，發(fā)表于《民國時報》后立即引起強烈反響，他說：

聞閣下，以此次風潮根于學生之鼓動。學生之鼓動根于大學教授之啟發(fā)。于是有命警察總監(jiān)文科學長陳獨秀而加以桎梏毒拷之舉，嗚呼過矣！……夫以政治論教育當于政治分離，以法律言論與行為自有區(qū)別。各國之學者，討論不涉于行為范圍之內者。雖帝制國家容有民主學說，且有無政府主義之研究。……民國定鼎，于今八年，言論自由著述自由，載在約法。陳獨秀為平時大學之教授，外交風潮播蕩之后，既不為曹宅事件之指揮，又不為罷市事件而奔赴，所獲何罪？竊不敢知。而為閣下司錦衣者，則日有某某傳單之關系，北京眾論則日無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他公然為陳獨秀辯護，更有甚者是對總統(tǒng)大人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他進而說總統(tǒng)：

愛國之心怯而求榮之心勇，圖治之心怯而媚外之心勇，求材之心怯而殺士之心勇，既不懼亡國大夫之誚，又敢蒙辱士之名。閣下之勇亦未可厚非矣。桐謹勸閣下將陳獨秀刑之菜市，人當服閣下之勇；不然即日釋之，還人自由，人亦感閣下之仁。如不殺復不釋，日令司錦衣者鞫拷再三，以縮短其生命，或再稍延時日畫鴆以飲之。此乃小人之智，士君子之所不為，天下后世所為僇笑者。愿閣下思之。田桐：《為陳獨秀事與徐世昌書》，原載1919年6月28日《民國日報》；強重華等編《陳獨秀被捕資料匯編》第67- 69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

而最有見地的還是北京學聯(lián)6月15日致警察總監(jiān)的信，對政府的警告：

一、陳先生夙負學界重望，其言論思想皆見稱于國內外，倘此次以嫌疑遂加以罪，恐激動全國學界再起波瀾。當此學潮緊急之時，殊非息事寧人之計；二、陳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學現(xiàn)代思潮見忌于一般守舊學者，此次忽被逮捕，誠恐國內外人士疑軍警當局有意羅（織），以為摧殘近代思潮之地步?，F(xiàn)今各種問題已極復雜，豈可再生枝節(jié)，以滋糾紛?！侗本W生對于陳獨秀被捕之表示》，《晨報》1919年6月17日。

政府未必害怕?lián)敗按輾埥汲薄钡淖锩?，然確怕因此而“激動全國學界再起波瀾”，因為政府已被學潮弄得焦頭爛額，內閣幾乎崩潰，教育部長在短短兩個月竟換了好幾輪，再起波瀾則何以堪？

值得一提的是，營救陳獨秀的運動雖以學生為主體，但連馬其昶、姚永概這些著名的舊派學者，也不計前嫌，挺身而出，營救陳獨秀。尤其劉師培患病臥床，聞訊扶病而起，與七十余個教授、學者聯(lián)名保釋陳氏。讓胡適覺得“這個黑暗社會里還有一線光明”。

北京軍警內也不是鐵板一塊?！渡陥蟆酚袌蟮溃骸吧行揖炜偙O(jiān)吳炳湘，腦筋較為新穎，雖被軍閥派多方威脅，及守舊派暗中慫恿，然其對于陳氏始終毫無苛待（當陳氏初被捕時，步軍統(tǒng)領王懷慶與吳爭執(zhí)權限，斯時陳最危險，蓋一入彼之勢力圈，即無生還之望。幸吳總監(jiān)堅執(zhí)不肯讓步，故仍得留置警廳）。”《陳獨秀有恢復自由希望》，《申報》1919年7月25日。

陳獨秀被捕期間的6月28日，是巴黎和約簽字的日子。徐世昌舉棋不定。6月24日，學生們驚聞政府已訓令中國專使在和約上簽字。27日，幾百名學生即露宿在總統(tǒng)府前，日夜不散，要求總統(tǒng)下令拒絕簽字。北京城里果然“再起波瀾”，各界人士也紛起請愿，并紛紛致電巴黎，敦促中國專使萬勿簽字。

中國專使團長陸征祥本是歐美同學會會長，蔡元培是總干事，王寵惠、葉景莘是副總干事，蔡、王、葉三人聯(lián)名致電陸征祥，電稿由葉起草，最后稱“如簽，回國不利”?！安桃詾椴粦矅標鴦h去了。但國民外交協(xié)會連去三電，第三電全文為‘公果敢簽者，請公不必生還’。此外各處去電必有更激烈的?！比~景莘：《巴黎和會期間我國拒簽和約運動的見聞》。據說，巴黎中國議和專使團收到國內此類電報，共有七千多份。28日巴黎和約在凡爾賽舉行簽字儀式時，中國代表斷然拒絕參加。專使之一的顧維鈞日后回憶仍很激動：“這對我，對代表團全體，對中國都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中國的缺席，必然使和會，使法國外交界，甚至使整個世界為之愕然，即使不是為之震動的話。”《顧維鈞回憶錄》（一），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

誠如胡適所說：“現(xiàn)在中國專使居然不簽字了。將來一定有人說這是‘電報政策’的功效。其實不然。這一次七千個電報所以能收效，全靠還有一個‘五四運動’和一個‘六五運動’。要不然，那七千電報都只是廢紙堆里的材料”。胡適：《七千個電報》，《每周評論》第29號（1919年7月6日）。7月25日，全國學聯(lián)宣布結束罷課，學生從廣場回到了課堂。

然而，就在全國學聯(lián)發(fā)布復課宣言后的第三天即7月28日，警方又以“私設公堂和逼迫人行使無義務之行為”為由，逮捕了魯士毅、江紹原等北大學生領袖。所謂“私設公堂”指7月16日夜北洋軍方安福系收買一批投考的學生，讓他們去搶奪北大學生會圖章，以學生會名義擁護胡仁源長校，以阻止蔡元培回任。誰知此謀不密，次日上午，當這批人在法科大禮堂密商如何“奪帥印”時，被魯士毅等200多學生將他們一一擒住，并捆將起來，然后就地設立公案來審判他們，要為首的交待整個陰謀，并簽具悔過書，蓋上手印拍了照，才放了他們。18日，這幾個人為北大學生向警察廳控告魯士毅一眾11人“拘嚴同學，嚴刑拷訊”（《晨報》1919年8月22日），致有28日警方的捕人。當時正值暑假期間，學生多已分散，被當局認作是興起大獄的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