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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五四到彼五四:由啟蒙而救亡(4)

五四三人行:一個時代的路標 作者:石鐘揚


當夜,林長民、汪大燮、王寵惠一起面見總統(tǒng)徐世昌,要求釋放被捕學生。汪大燮率先以個人名義上書徐世昌,“論學生非釋放不可,措辭極其痛快”《晨報》1919年5月6日。,次日又與王寵惠、林長民聯(lián)名呈請警察總監(jiān)吳炳湘,要求保釋學生。文略云:

國民為國,激成過舉,其情可哀。而此三十馀人者,未必即為肇事之人。大燮等特先呈懇交保釋放,以后如須審問,即由大燮等擔保送案不誤。群情激動,事變更不可知。

其愛護學生,憂心國事之誠,與上述內(nèi)閣若干大員成鮮明對比。

當夜的北大第三院學生領(lǐng)袖也在開會,討論如何營救被捕的學生。蔡元培這次沒有像1918年5月那樣聞風即辭職,他理所當然赴會與學生共商大計。有學生見到校長,竟號啕大哭。蔡元培神色凝重地向大家說:“你們放心,被捕同學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負責?!苯又f:“只希望你們聽我一句話就好了。你們要安心上課,不必外出,我保證三天之內(nèi),把被捕學生營救回來?!卑参苛藢W生之后,蔡元培徑赴段祺瑞平日敬重的一位孫前輩家中,說求他幫助學生。見他面有難色,蔡元培呆坐在他會客室里,過了十二點也不起身。孫氏無奈,只好允諾明日前去找段一試。蔡元培這才打道回府。

5日下午二時,蔡元培和北京其他十三所大專院(參加游行的十三校,外加清華學校)校長應(yīng)學生代表會議之請求在北大開會,“愿以各校校長本身待罪,決不使少數(shù)之學生受罪”。蔡元培甚至“愿以一人抵罪”。于會成立以蔡元培為首的校長團,從5日下午到6日,不斷與警察廳、教育部周旋,營救學生。沒有結(jié)果,再赴總統(tǒng)府與國學院,總統(tǒng)與總理卻拒不接見。

5日下午三時,來自北京各校的三千多名學生在北大禮堂開會,由段錫朋主持。會議通過七項決議。核心議題是宣布5月7日全北京中等以上學??偭T課。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lián)合會,大會選舉段錫朋為主席,方豪為副主席。羅家倫說:“段錫朋在五四以前,北大學生,很少有知道他的。他總是穿一件藍竹布大衫,扇一把大折扇,開口就是我們廬陵歐陽公的文章氣節(jié),所以大家都當他有幾分迂氣,哪知道被選舉出來以后,他處理事務(wù)非常靈敏,運用群眾,大有特長,于是段錫朋的名氣陡然間聞于全北京?!绷_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到6月18日,段錫朋又在上海召開的各省市學生代表會被選為中華民國學生聯(lián)合會會長,任期一年。段錫朋從此在學生運動中的威望如日中天,被人稱為“段總理”。北京學聯(lián)與全國學聯(lián)“幾成為國民議事機關(guān),握至大之大權(quán)威”(熊夢飛《五四北舉》)。李劍農(nóng)甚至說學聯(lián)“組織完密,運用得活潑靈敏”遠過國民黨。(《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北京學生聯(lián)合會“以盡學生天職,謀國家之福利為宗旨”,第一個文件就是致徐世昌總統(tǒng)書。

教育總長傅增湘一邊在總理與校長團之間斡旋,一邊遞交辭呈,以示抗議。

政府原是設(shè)障封鎖五四消息,但很快被報界與學界打破封鎖,將之傳遍國內(nèi)外。北京以至全國教育會、商會都動起來了。國民外交協(xié)會鼓動的國民大會也尋機召開。除此之外,張國燾還提到,“那時,反對北京政府并對學生運動表同情的主要有三個派系:第一是孫中山派,這一派根本不承認北京政府;第二是研究系,可以說是北京政府的在野派;第三是直系的軍人和政客。直系中后起之秀,時任師長的吳佩孚駐扎在南北要沖的衡陽,一面與南方聯(lián)絡(luò)倒段(祺瑞),一面發(fā)出許多電報同情民眾反日運動,表現(xiàn)得似乎是一個十足的反日愛國軍人?!睆垏鵂c:《我的回憶》第65頁。這三派都是北京政府的反對黨,反對黨對政府的制約力遠大于民間團體或個人。

以往對五四的研究,黨見過重,有意忽略了許多精彩情節(jié)。上述可見中國社會各個部位因受學生運動的刺激與感召,如孫中山說:“人皆激發(fā)天良”《孫中山全集》第五冊第210頁。;如胡適說,從而表現(xiàn)出“這個社會還勉強夠得上一個人的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胡適:《致陳獨秀》,《胡適來往書信》上冊第357頁。。

在強大的社會壓力面前,5月6日夜,吳炳湘代表政府答復校長團,只要學生取消明天(5月7日)的大罷課,被捕的學生就可釋放。校長們用生命人格為擔保,可以說服學生。吳炳湘沒有打官腔,而是用人話起誓:“如果復課而不放學生,我吳炳湘便是他們終身的兒子?!绷_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

經(jīng)蔡元培與各校校長艱難勸說,北京各校學生踐諾于5月7日上午復課。當天上午被捕學生全部釋放。北大紅樓北的廣場上擺了五張方桌,蔡元培與全體師生在校門外迎接被捕同學返校。學校借了三輛小汽車從警方接回北大學生(12-14人),一到校門前,彼此歡呼,轉(zhuǎn)而熱淚交流。過幾分鐘后,蔡校長才聚眾訓話,他“含著熱淚強作笑容”,“沉靜而慈祥”地說,諸君今日于精神上身體上必然有些困乏,自然當略為休息,況且今日又是國恥紀念,何必就急急的上課?諸君或者疑我不諒人情。實則此次舉動,我居間有無數(shù)的苦衷,所以不得不望諸君稍為原諒。上?!睹駠請蟆?919年5月10日。可謂語重心長。

而北京高師竟為勝利歸來的同學召開了隆重的“慰勞大會”。其中有兩個口號,耐人尋味,一為“愛國學生萬歲”,一為“中華民國萬歲”。上?!睹駠請蟆?919年5月10日。前者出于對學生的敬意,后者則見師生的理性:請愿→抗議→示威,其實都建立在對政府并沒有完全喪失信任的前提下,種種行動只是申訴民意,提醒政府在內(nèi)務(wù)外交上有所作為!“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三、蔡元培出走激起的“挽蔡運動”

五四運動并沒因被捕學生的釋放而停止腳步。

蔡元培《我在五四運動時的回憶》中說:“被拘的(學生)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tài)度。都中喧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于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薄吨袊鴮W生》第3卷第9期(1936年10月23日)。他5月9日清晨悄然離京到天津,第二天南下上海,然后從上海到杭州、到紹興。

蔣夢麟說:“先生平時作文適如其人,平淡沖和。但一遇大事,則奇氣立見?!?/p>

蔡元培離京前留下一紙啟事,即見“奇氣”--1919年5月10日出版的《北京大學日刊》,載有蔡元培

出走的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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