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救亡乃學生先行

我們已在1917年、1918年盤旋半天了，該回到1919年的5月4日了。

我們以較大篇幅追溯1917年，是著眼新文化運動。眾所周知，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并不是一個概念，前者主旨在啟蒙，后者則為救亡。啟蒙與救亡的關系多有爭議，有“救亡壓倒啟蒙”說與“啟蒙與救亡統(tǒng)一”論兩種對立觀點。我則認為若放寬歷史幅度，救亡與啟蒙的關系實則相當復雜，不宜簡單化。若僅限于五四時代，五四運動實則新文化運動的必然延伸，救亡是啟蒙的最佳境界。九十年來，人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有種種解讀，我最傾心的是美籍華裔學者周策縱的詩化禮贊：

在近代中國的思想歷程中，五四新文化運動無疑是一次最為壯麗的精神日出。以前的一切，似乎都匯集于此，彼此激蕩奔騰；以后的一切，似乎都此生發(fā)，造成了種種歷史的巨變……周策縱：《五四運動：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卷首題詞》（周子平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新文化運動尤其是其間的倫理革命、宗教革命、教育革命、文學革命，極大地振奮了中國青年尤其是北大學子。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易克嶷、張國燾、許德珩等，分別是《新潮》、《國民》兩個學生雜志的主創(chuàng)者，都是一批品學兼優(yōu)且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與世界主義的眼光的青年才俊。這才保證五四運動是“有紀律的抗議”，而不是“痞子運動”。唯其如此，日后他們才有可能成為一代學術宗師或一方的政治領袖，對中國現(xiàn)代的文化、教育、政治諸方面都產(chǎn)生過極大的影響。

五四運動就其遠因而言，是中國近代種種改革、改良、革命運動的總匯會；就其近因而言，是以《新青年》為中心的新文化運動鼓吹民主、科學思潮誘發(fā)的大井噴。五四優(yōu)秀的學生領袖是新文化運動的精神結晶。但由此并不能說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直接領導或指導五四運動。盡管他們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號稱“三圣”。

五四盡管是“有紀律的抗議”，卻畢竟是“抗議”，而不同于1918年11月的慶典。慶典時朝野狂歡，蔡元培他們“興致最高”完全可以理解，即使如胡適所言他們的演講是借題發(fā)揮，有點弦外之音，也無大礙。而對“抗議”政府的行為，作為成人、名人尤其是一校之長畢竟比學生們多幾分顧慮，排除一切個人得失起碼要考慮這種行為給慘淡經(jīng)營起來的北大會帶來什么后果？人們稱1918年5月的抗議為“五四運動的先聲”。那也是北大學生的自發(fā)行動，策動者就是羅家倫羅家倫在《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中說：“（1918年）因為反對對日的參戰(zhàn)借款和中日密約而起的。那時候還是馮國璋做總統(tǒng)，段祺瑞做內(nèi)閣總理，這個反日運動，是從日本留學生發(fā)動的。我記得有一天晚上，兩個留日學生的代表，其中一個叫阮湘，在北大西齋飯廳慷慨激昂的在演說，大家莫不義憤填膺，但終覺束手無策。最后我跑上講堂對著大家說，這個事體，徒然氣憤也沒有用處，我們?nèi)绻怯心懥康?，明天便結隊到新華門圍總統(tǒng)府去，逼迫馮國璋取消條約，若是他用軍警來干涉，我們要抱有流血之決心。這句話出來以后，大家受了一個極大的刺激，當場表決，第二天去闖新華門。到了那時候，果然北大學生還同其他幾校的學生，集合在新華門口，一直圍到下午五點多鐘大家才散。哪知道回來以后，蔡先生提出辭呈。蔡先生之辭職是會使北大發(fā)生根本危險的，這件事我們是很不愿意的。我自己是不愿意北大坍臺。而顧頡剛反把我痛罵一頓?！?，蔡元培阻止不成，就辭職。

其辭職的原因，蔡元培有更到位的說法：

我對于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里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青年在二十歲以上，對于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游行，向總統(tǒng)請愿；當北大學生出發(fā)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jīng)慰留而罷。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jīng)歷》。

“慰留”蔡元培的并非總統(tǒng)，而恰是學生領袖羅家倫。羅家倫只得費神先去找那時的總統(tǒng)馮國璋把蔡的辭呈退回，再去對蔡先生說，這件事體，完全是同學們?yōu)閲业膯栴}而出此，不是不顧北大。經(jīng)過了一再解釋，蔡先生也就答應下來。這場風波也就結束。羅家倫：《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

上 篇五四現(xiàn)場思想啟蒙的境界曹聚仁說：“五四運動，乃是一群知識分子覺醒了以后的集團行動，幾乎和任何政（治集）團沒有直接關系。”曹聚仁：《文壇五十年》第113頁，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這種說法，頗有道理。從宏觀而言，當時中共尚末成立，國民黨領袖孫文等是隔岸觀火，沒有介入，事后大發(fā)宏論徒見其機智。進步黨（研究系）的梁啟超遠赴歐洲、作為巴黎和會場外的中國代表，梁啟超與國內(nèi)的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國民外交協(xié)會理事林長民相呼應，外交委員會是梁啟超、林長民提議，經(jīng)總統(tǒng)徐世昌同意專為巴黎和會而設的咨詢機構，1918年12月中旬成立，汪大燮任委員長，辦公室就在總統(tǒng)府內(nèi)，“凡關于和會的各專使來電都由外交部送委員會閱核”（葉景莘《五四運動何以爆發(fā)于民八之五月日？》）。為防止該會被當局有意架空，林長民等人又于1919年2月創(chuàng)建國民外交協(xié)會，以民間外交作為政府部門的外交委員會的后援。兩會主要成員是互相交錯的，汪、林都是一身二任，以出入朝野。蔡元培則是國民外交協(xié)會十大理事之一。以進步黨的兩家重要報紙《國民公報》、《晨報》為陣地，“痛陳疾呼”，“鼓吹輿論”：既積極開展民間外交，向世界申訴中國志士的愿望；也自覺監(jiān)督政府，不斷致電國內(nèi)，傳遞警報，成為誘發(fā)五四運動的導火線。

五四三人行一個時代的路標傳聞林長民早勸曹汝霖、陸宗輿等“勿堅持其主張，并說民眾反對甚力，或至于燒房子打人”，不幸被其言中；林氏也曾正告日本人：“經(jīng)一度事變，便增一分怨毒，毋謂吾人愛國無持久性也。假令會事變之生，繼續(xù)不已，君等怙過，迄無悛心，相激相蕩，終有不堪設想者”，也不幸被其言中。盡管五四行動發(fā)生的近因確如外交委員會外交干事葉景莘回憶的那樣：

當（五月）三日傍晚我到東單汪（大燮）先生家里，他老人家正在苦思有何方法可以阻止（巴黎和會中國代表的）簽字。我說我們已盡其所能了，北大學生亦在反對借款與簽約，何不將消息通知蔡孑民先生。他即命駕馬車到東堂子胡同蔡先生處。當晚九點左右，蔡先生召集北大學生代表去談，其中有段錫朋、羅家倫、傅斯年、康白情等諸先生。次日北大學生游行，而五四運動爆發(fā)了。葉景莘：《巴黎和會期間我國拒簽和約運動的見聞》，《中華文史資料文庫、政治軍事編》（二），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