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三圣”，以時下話稱堪為“鐵三角”的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之都是卯年生人，屬相為兔。蔡元培丁卯年，陳獨秀己卯年，胡適辛卯年。蔡元培大陳獨秀一屬（12歲），陳獨秀大胡適一屬。北大文科有一窩名兔，除這三位之外，還有朱希祖（己卯），劉半農(nóng)、劉文典（辛卯）。文科教員預備室，被稱為“卯字號”，周作人晚年寫《知堂回想錄》辟三個專章來記“卯字號名人”。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這三只名兔有諸多的可比性情節(jié)。簡而言之，他們?nèi)硕忌谕砬鍥]落家庭，三家都經(jīng)過商；三人都是早年喪父，都是在母愛下成長起來的；蔡元培11歲喪父；陳獨秀不滿兩周歲喪父，自稱是“沒有父親的孩子”；胡適4歲喪父。蔡元培說自己“所受的母教比父教為多”，“甚不茍取，不妄言，則得諸母教焉”；陳獨秀說：“母親的眼淚，比祖父的板子，著實有威權(quán)”；胡適說：“我的恩師就是我的慈母”，“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p>

三人都侍母至孝，蔡元培甚至有“割臂和藥以進”為母治病的動人事跡；三人從小都受過嚴格的舊學訓練（蔡、陳一翰林、一秀才，都是做怪八股的“文妖”），又都留過學（雖有東洋、西洋之別），對新學有深刻的了解；盡管他們的性格有著巨大差異，但三人性格中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叛逆性，他們都曾在辛亥革命中有所作為；三人都對思想、文化、教育情有獨鐘。吳越本風流蘊集之地，蔡元培的出現(xiàn)乃人杰地靈所致；而江淮之間能出陳獨秀、胡適類人物似乎有些出人意外，田園一龜氏《分省新中國人名志》謂：“安徽為北洋軍閥之發(fā)祥地，自來以武人世駭俗者，而能有陳獨秀、胡適，著聞當代之思想家，此吾人所不忽視者二君均為中國思想之權(quán)威，且為中國傳統(tǒng)儒教之否定者。胡適乃以儒教的道德為基本，將中國之社會制度改變成歐美式之道德創(chuàng)始者；至于陳獨秀，則可稱為中國之列寧，為中國共產(chǎn)之重鎮(zhèn)，其說較胡適之思想，更為具體化，尖銳化也?！蓖跎唬骸督以u傳》第322頁。甚至關于他們的傳說也有相似之處。蔡元培出生的山陰縣城筆飛弄，據(jù)說王羲之曾寓于城外的蕺山山麓，有一天揮毫寫字，手中的筆飛落到此弄中，因而得名。陳獨秀兄弟都中秀才，家鄉(xiāng)人造出許多神話，“說城外迎江寺的寶塔是陳家祖墳前一管筆”。不過，就作文而言，陳獨秀下筆比蔡、胡都快，他無所倚傍，一揮而就，率性自然，但求快意；胡適則需充分準備材料，車馬炮俱全方可動手，致多理性論說；蔡元培長期受包圍，窮于應酬，于著書立說往往心有余力不足，他人生態(tài)度很從容，作文卻難有從容的境界。……凡此種種，落入高明寫手筆下肯定會弄出本好看的故事書。限于體例，本書不宜在此多作盤旋，還是奔我們的主題吧。

1917年，無論在中國教育史上，還是在新文化運動史上，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年。

這一年，陳獨秀從上海到北京，胡適從美國到北京，匯聚到北京大學，匯聚到蔡元培的麾下，他們風云際會，從此使北大，使《新青年》，使新文化運動，使全國的思想面貌、精神狀態(tài)都在起著變化……

蔡元培慧眼識英才?；貞浲?，他不無得意地說：

教學上整頓，自文科始，舊派教員中為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適之、劉半農(nóng)、周豫才、周豈明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之風氣，遂大流行。蔡元培：《自寫年譜》，轉(zhuǎn)見陳萬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29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7年1月版。

實際上自陳獨秀攜《新青年》進入北大始，改革北大（實乃教育革命）、文學革命、思想自由就扭為一體了，都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組成部分。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起訖有種種說法，我則贊成朱正先生“和《新青年》月刊同始終”的說法，即從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創(chuàng)刊，到1922年7月1日月刊的最后一期（第9卷第6號），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全過程，朱正：《紀念“五四·九十周年”》，《隨筆》2009年第3期。突出《新青年》在文學革命、思想自由中的核心地位。本書的上篇僅截取其中間若干段落說事，不過有的情節(jié)要漫出1917年了。

七、“用石條壓駝背”的殘酷醫(yī)法

新文化運動“遂大流行”，在當時是逆水行舟，每前進一步都會濺起浪花，甚至驚濤駭浪，蔚為壯觀。

先說“標點”細事。今天的人們用慣了標點符號，以標點符號天生就與言文長在一塊的，其實不然。中國規(guī)范的標點符號出世甚晚，至今未滿百歲。此前的書籍竟沒有規(guī)范的標點符號，只有極其簡陋的圈圈點點，叫句讀。標點符號是文章的眉與目，使之眉目分明，楚楚動人。試想若將你手邊書刊上的標點符號全撤掉，就像人沒有眉目，那將是何情景，要么不知所云，要么歧義迭出。你不妨拿一部小說如《紅樓夢》試試，沒有標點符號你還能讀得情趣盎然嗎？但五四時代試行起來談何容易？

先是《新青年》討論并于1918年1月開始試用了“采用西制，稍加厘訂”的新式標點，繼而是1919年4月胡適、錢玄同、周作人等向教育部提交了《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到1920年2月教育部發(fā)布“訓令”批準了“議案”，正式頒行新式標點。先在中、小學課本上試用。從1920年8月起，上海亞東圖書館陸續(xù)出版的汪原放使用新式標點、分段編排的《水滸傳》等白話小說，則是中國出版史上劃時代的壯舉。胡適在《水滸傳考證》中說：“汪原放用新式的標點符號把《水滸傳》重新點讀一遍，由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出版。這是用新式標點來翻印舊書的第一次。我可預料汪君這部書將來一定要成為新式標點符號的實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頒行的新式標點符號原案還要大得多?！濒斞敢舱f：“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有一大群人‘若喪考妣’，恨不得‘食肉寢皮’”魯迅：《憶劉半農(nóng)君》，《魯迅論文學與藝術(shù)》第715頁。當時有出版社對書稿中的標點符號不付稿費，卻被魯迅狠狠地涮了一把。他給一書稿通篇無標點符號，令編輯“難以斷句”，如讀天書。只得同意“標點也算字數(shù)”，魯迅才補上那些蝌蚪們。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時，出于對老先生的尊重，寄了一冊給章太炎。封面上書“太炎先生教之”等字。因為用新式標點符號，所以于“太炎”兩字之旁加一黑線（人名符號）。章看時，即憤曰：“何物胡適之？敢在我名旁打此黑線！”看至下面，書有“胡適贈敬”，也同樣有一黑線，遂云：“罷了，這也算抵消了！”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評傳》第324頁。身為“國學大師”的太炎先生竟鬧出如此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