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四三人行如何行

那么，在五四運動中北大的師長們充當了什么角色呢？

以五月四日為例。蔡元培、陳獨秀都沒有上街參加游行。胡適在上海迎接他的老師杜威到中國來講學。陶孟和赴歐美考察教育去了。

魯迅為搬家事，到處看房子。劉半農上午坐守北大，下午學生游行時他在魯迅家做客。

另一位《新青年》同人沈尹默，正在什剎海會賢堂面湖的樓上吃茶，回家途中見滿街是水，聽路人說是消防隊在趙家樓曹府救火所致，才知道北大學生們燒了趙家樓。

高一涵說，李大釗參加了學生游行，當隊伍走到國務院門前，鐵門緊閉，門內架著機關槍，李大釗“憤怒異常，一個人跑出隊伍沖鋒上去?！备咭缓骸痘貞浳逅臅r期的李大釗同志》，《五四運動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但有人質疑，鐵門既然緊閉，怎么就看見里面架著機關槍？顯然高文不像歷史紀實倒像是文藝創(chuàng)作。有五四親歷者說，李大釗“受了客觀條件的限制，無法像后來的‘三一八’運動，親身參加在請愿隊伍里。”金毓黻：《李大釗與五四運動》，《觀察》第6卷第13期（1950年）。受啥客觀條件的限制？則語焉不詳。

“當時的教師，沒有參加游行，但表示同情，始終陪著學生走的也有，如錢玄同先生，即其中之一?！敝芄瘸牵骸段逅倪\動與青年學生》，《解放日報》1959年5月4日。據(jù)說還有北大第一位體育教員白雄遠也在其中。但在北大217名教員中，真正上街的則屈指可數(shù)。

對于這種局面，胡適1923年曾經提出過尖銳的批評：“（因為）中年的智識階級不肯出頭，所以少年的學生來替他們出頭了；中年的智識階級不敢開口，所以少年的學生替他們開口了?，F(xiàn)在大家往往責備各省的學生干政，釀成學潮；殊不知少年學生所以干政，正因為中年的智識階級縮頭袖手不肯干政……故五四與六三之大犧牲，正是全國中年智識階級的羞恥?！焙m：《蔡元培以辭職為抗議》，《努力周報》第38期（1923年1月21日）。知恥者近乎勇。胡適當然也是在批評自己。

既然如此，那么蔡元培、陳獨秀、胡適與五四運動有何關系，他們何以被譽為五四三圣？五四三人行如何行？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必然之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陳獨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1940年3月24日重慶《中央日報》。

這是陳獨秀1940年3月所撰《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的一段話。陳獨秀認為這里說的是一個“重大問題”。他說：“關于重大問題時論既有疑義，適之不在國內，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順便細說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為蔡先生紀念?！闭f實話，陳獨秀的此番儻論，是我寫這本書的靈感之源。我的這本書首先要追溯的是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三人在何種意義與程度上要為五四“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他們的思想言論如何影響了“五四運動”的產生與發(fā)展，以至被譽為“五四三圣”。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中說：“（五四）那時陳獨秀的名聲很大，號稱新文化運動的‘三圣’之一”，“陳獨秀是個了不起的人，‘三圣’之一嘛”（《陳獨秀印象》第92 - 93頁）；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中說：“五四運動時期，我?guī)缀醢阉惇毿悖┛醋鳌袷ァ?，看作‘哲人’，當時全國青年也是如此”，“當時全國青年幾乎把陳、胡、錢、劉當做‘圣哲’來崇拜?！薄爱敃r人們稱為陳、胡、錢、劉四支大筆?！保ā蛾惇毿阌∠蟆返?07、111、149頁）時人則稱蔡為新文化運動“大護法”。我推理，時人心中的‘三圣’為蔡、陳、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