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春風得意地進了北大中文系，心里滿得不能再滿了。那時還沒有商品化的沖擊，選專業(yè)非常有理想性。理工科錄取分數最高的是物理系，文科錄取分數最高的是中文系。再看看系里，77級有陳建功等已經成名的作家，我們班有王友琴這樣的高考狀元。那時新文學初起，什么朦朧詩、傷痕文學等風起云涌；校園里各種詩社、文學社團也好不熱鬧。中文系本身就是個明星。一個小破中學里的“小屁孩兒”突然跳到北大中文系，自然有些飄飄然了。

不過，我生命的沖動卻出現了變化。當然，我還是在青春期的生理亢奮中，還是把文學看成莫大的感情需要。不過，高中時，我受剛剛開放的社會風氣的熏染，開始關心更廣泛的問題，幾乎每周都往西單跑，對政治突然有了興趣。

我在政治上，本是個典型的“傻二”。舉個例子吧。1976年周恩來、毛澤東相繼去世，周圍的人失聲痛哭。我哭不出來。其實哭不出來也就完了。但我還生怕自己階級覺悟或階級感情跟不上人家，頓然產生一種道德自卑感，覺得自己人格低別人一頭，否則怎么別人哭得那么傷心自己則沒有眼淚？可嘆的是擠眼淚的本事也沒有。當時各種悼念活動不斷，要在班上念稿子，化悲痛為力量等。但你總得先有悲痛呀！沒有還不是說明自己品德太差？心里自卑，到了這些場合就要掩飾。我還記得一次在班里念悼念周恩來的稿子，我盡了最大努力做出悲慟欲絕狀，但終于眼淚還是下不來，結果急中生智，馬上裝出在眼淚如雨的關頭一下子控制住、化悲痛為力量了。至于效果如何，自己不知道，也不敢問在場的同學?？傊睦飳ψ约汉苡憛挘涸趺催@么沒有階級感情呢？！總之，這就是一個十四五歲孩子在那年月的心理狀態(tài)。想想現在同齡的孩子，實在是為他們感到幸福呀！

我的政治意識，就是這個水平：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沒有分析能力，相信主流意識形態(tài)，相信社會主義的無比優(yōu)越，相信自己生在蜜罐里、天下還有三分之二受苦人。開放后，突然通過民間渠道看到那么多社會陰暗面，心里的震撼可想而知。震撼帶來了憤怒，從憤怒中又產生絕望：中國怎么辦呀？為什么中國會是這個樣子？怎么才能改變？這種痛苦，漸漸取代了青春期的性壓抑，成為精神發(fā)育的主動力。

也正因為如此，上了北大半年，范進中舉的那股飄飄然漸漸沒有了，人變得復雜了一些。剛上北大時周末回家和父母出門，媽媽總要讓我戴上北大校徽，現在我則把校徽忘到了一個自己也找不到的地方。青春期的自我中心淡出，開始有了社會的承擔。結果是對文學興趣的喪失。文學本身當然非常復雜。但是那時對我來說，文學就是青春的熱病，狹隘得很。心胸稍微開闊些，當然就另有志向了。記得那時在圖書館前的草坪上仰面朝天地躺著，看著滿天的星星，想著那些星光是幾百甚至上萬光年前閃耀出來的、現在才旅行到我的眼中。我的一生，不過相當于一閃爍的星光微不足道的一段旅程，連滄海一粟也算不上！可我在這里干什么？我在學文學、兒女情長，所關心的不過是這宇宙瞬間中我這個渺小的存在--今年為這個女孩子要死要活，明天為那個女孩子要死要活。這樣的日子，在這永恒的宇宙面前有什么意義？再看看這個苦難的國家，看看那么多人的生命如草芥般地消失，我在這里哼哼呀呀地對自己并不了解的女孩子單相思，還覺得一輩子就獻身于這個專業(yè)了。漸漸地，我對文學反感至極，覺得實在是我這等少年不識愁滋味的青年無病呻吟、浪費生命的專業(yè)。

由此，我和文學分道揚鑣了。那些喜歡純文學的人評價最低的傷痕文學等，在我看來還有些意義，因為那揭示了社會。新詩幾年內不知道有了幾代，可是最震撼我的，還是最老的一代，比如北島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等等。再有，我發(fā)現我是個毫無文學才能的人。比如和我下鋪的同屋高遠東比，實在感覺貧弱；只要他活著，我學文學就斷無存在的意義。

當時轉系是沒有可能的。那還是計劃經濟時代，我們的專業(yè)早就被計劃好了。不過，當時有個好處，中文系的學生素質比較高，特別是有一批大齡同學。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是同屋吳秉杰，他入學時已經32歲，大我14歲。他“文革”前本來已經考上了北大。后來因為讀馬克思的書太多，受了馬克思批判精神的熏染，年輕氣盛，當時對《北國江南》等毒草電影的大批判讓他實在看不過去，就奮筆疾書，給《解放日報》寫稿參加辯論，最后成了反革命，被趕到農村改造了十幾年。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高考狀元王友琴，是和我交流最多的同學。她也是黑五類子弟，到云南插隊，從那里以全國文科第一的身份進了北大。她當時給我一篇陳平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的文章：《單一小農經濟是中國長期貧窮落后的根源》，對中國的問題做了宏觀的歷史分析?，F在看來是很幼稚的文章，但當時引起了我的思想地震。我意識到，我雖然不知道怎么改變中國，但至少可以把中國成為現在這個樣子的原因搞清楚，而這個原因首先要從歷史中找。我就這樣決定學歷史了?，F在我以歷史為職業(yè)，大概還是北大二年級時思想地震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