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考上北大，是我一生最大的“優(yōu)勝記略”。這一“優(yōu)勝記略”，對比起我考上之前那副沒有出息的樣，就更顯得特別“優(yōu)勝”了。

我從小不是個好孩子，從來不好好讀書，父母說我干什么都是“三分鐘熱氣”，覺得上面的哥哥和下面的弟弟長大都沒有問題，要操心的就是我一個人。記得初中畢業(yè)時考物理，當時學校還是文革時代的教學，開卷考試，題目有6道，全是書上的例題。只要你從書中找到那6道題，抄下來，就算100分了。但是，這樣的考試，我居然才得60分。因為我從來不看書，不知道例題在哪頁。就這么塊料，別說考北大，按說根本就不應(yīng)該上大學。

不過，我那時突然有個男孩子的青春期覺醒，一上高中就知道讀書了。我的心理大概和一般孩子不同，或者說不太正常。記得六、七歲在北京海淀區(qū)的花園村住時，偶然跑到家后面的農(nóng)地，看到了一個農(nóng)家的葬禮。那簡單地說就是埋棺材，有人哭得撕心裂肺，十分恐怖。當時的震撼，影響了我的一生。我突然意識到，總有一天，我也會是這個下場，被埋到深深的地下，一下子就被生命的虛無和恐懼所征服。當時是否父母正在下干校已經(jīng)記不清了。其實即使他們在，也是早出晚歸，根本沒有時間和我在這方面交流。童年的孤獨實在可怕。我被死亡的前景折磨了很長一段時間。晚上睡不著覺、做惡夢，甚至從床上滾下來……由此開始了一場面對死亡的掙扎，至今也沒有結(jié)束。

記得大學畢業(yè)后在《北京晚報》當記者，跑去采訪李澤厚。李先生不是個很健談的人，不過有一句話讓我終生難忘：“當人意識到死的時候，才感到真正在活著”。我聽了渾身一振，小時候?qū)λ劳龅目謶秩叵肫饋砹?。確實，當人意識到死亡后，對生命就有一種迫切感，甚至可能有一種使命感。我雖然從小不成器，但這種感覺一直在我的掙扎中伴隨著我。我知道沒有人會注意我，沒有人會瞧得起我，但我自己不能辜負這一生，我要做出一番事情來讓世界記住。這種勁頭，一上高中就突然引起了人生的覺醒。

當然，這種覺醒也并非沒有外在刺激。那時我們突然被告之：高考將恢復！考上了就上大學，考不上就繼續(xù)插隊（其實后來考不上的也沒有插隊）。剛剛“覺醒”的我，什么事情都要思考。這么寶貴的生命，又怎么能錯過大學呢？我開始讀書了。

那是個“學好數(shù)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時代。其實這話是“文革”前“17年”留下的。我們那時候的學生和家長都對之深信不疑，覺得科學技術(shù)是第一生產(chǎn)力，要學就學數(shù)理化?？墒?，我對這些一點興趣沒有，一想到一輩子搞技術(shù)，就覺得靈魂里空蕩蕩的，寒冷得渾身發(fā)抖，喜歡的就是文史。說實在的，這種心情，實在也說明了我們的教育的問題。一個青少年時期的孩子，內(nèi)心最關(guān)注的是生命意義的問題。但是，我們的教育哪里管這一套？教育就是讓你成為干某件事情的工具。這也是當時越是“有用”的專業(yè)越讓我感到空虛的原因。所以，當時文理分班，我毅然上了文科班。

這一舉動，首先惹急了家長。父母連續(xù)徹夜開家庭會議，要求我學理科。在他們看來，文科一是沒用，二是危險。這是那代政治運動中過來的人的普遍心態(tài)。當然還有另一層面，是我自己看出來的。當時，好學生都上了理科班，學不好的人才去文科班。父母都是國家機關(guān)干部，同事彼此之間其實也很好面子，在孩子上暗中比來比去，競爭激烈。說自己的孩子上文科班，怎么說得出口！

我本想在學校壓力會小一些。但真到了文科班一看就傻了：五十多人的班，就三個男生。我們因此很快就被稱為“寡婦班”（我實在要為這種稱呼向當時的女生道歉。那時男女授受不親，男生也不懂得尊重女生，總想辦法捉弄）。同學誰還把我放在眼里！況且，我當時的學校是一四五中，“文革”期間由小學改的，質(zhì)量不太好。和平里的一七一中，則是高考明星，那里的文科班也許還是正經(jīng)人去的地方。我在一個破學校上個“寡婦班”，怎么能指望人家不把我看成個“混兒混兒”。

不過，我沒有尋求轉(zhuǎn)學的機會。我在班里鶴立雞群。老師都對我說：“你看，我們學校是不好。但文科方面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你們?nèi)齻€人身上。到了一七一，你不可能被老師這么重視?！碑敃r我心里也知道，除了我和兩個女生，班里沒有別人能上大學，老師確實心思全在我們身上。另外，我特別喜歡那位滿嘴口音的語文老師。他叫葉向忠，后來才知道他是北大1949年后的第一任黨組書記，北大中文系的樂黛云教授還提起過他。他因為在政治上犯了錯誤，被發(fā)配到中學教書。他古文非常好，滿腹經(jīng)綸，也很喜歡我。所以，我沒有轉(zhuǎn)學。另外，父親還托同事幫我找了一個某大學（好像是鋼鐵學院）附中的黃河老師業(yè)余給我補作文。他好像也是個“壞分子”之類，過去在國民黨的什么報紙里干過，自然除了教書不可能有別的前途。如今想想實在是感嘆：那年月人家真心實意喜歡聰明好學的孩子，白教你，而且無微不至。可惜我自己不知道珍惜。后來一忙，和黃老師斷了聯(lián)系。現(xiàn)在寫了這么多文章和書，也真想問問他的見解。我能肯定他會為我高興的。

高考那天正值酷暑。我按父母老師的囑咐，沒有騎自行車，乘公共汽車到了考場。這是怕太緊張出事。我們和一七一中學的學生一個考場，甚至同樣的教師監(jiān)考。我在考場入口遠遠望著一七一的學生，敬畏得不行：人家一個個全像有大學問的人，我自己則是地道的“小屁孩兒”，實在不是對手呀！第一場是語文，剛剛開始不一會兒，坐在我前面的一個女生（我當時判斷很可能是一七一的）就昏倒被抬出去，氣氛緊張異常。我倒由此士氣大振，下筆如飛，提前半小時交卷。那時我為了“中舉”是多么自私冷血呀！我注意到，監(jiān)考老師見我這么快交卷，臉上掩飾不住地吃驚，并且湊到一起看我的卷子。

到下一場，我似乎一下子獲得了“主場優(yōu)勢”。監(jiān)考老師對我特別客氣，特別勤快地給我遞冷毛巾擦汗。我心里馬上明白，她們看了我的語文卷子，我肯定做得不錯，她們把我當個大人才保護呢！這是那個時代的典型風氣：老師見了好學生，甘心情愿地服務(wù)，從來不想什么回報。

我借著這種“主場優(yōu)勢”舒服地考完，不久分數(shù)下來：408分。那年是先考試后填志愿，我開始還不知道這分是高是低，后來聽說連一七一中也沒有一個文科四百的，老師都說我高得不得了，一定要報北大。我心里沒底，媽媽馬上陪我到北京市招生辦去問我的成績到底在什么位置。記得那天屋子里很多人，都問的是大同小異的問題。主管人員很耐心對我說：“看看，成千上萬的考生，怎么可能知道你排第幾？就是大概的情況也不可能知道，我們不能回答這樣的問題?！彼娢覀凁ぶ蛔?，干脆就問：“你說你考了多少分吧?！薄?08。”此言一出，那人馬上一驚，全屋子人的目光頓時集中在我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