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體簡直為大學生應招淘糞的工作而炸了鍋。什么侮辱大學生呀、斯文掃地呀之類的議論不絕于耳。其實，大學生淘糞和前不久的所謂碩士生殺豬等，全是評論者的誤會。人家企業(yè)招的是管理人才，或者說是“白領”。只不過企業(yè)要求這些“白領”從基層的實踐起步而已。媒體和各種專家對此的誤讀本身，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中國的一些企業(yè)，在實踐中逐漸摸索出比較先進的經(jīng)營理念，知道什么是培養(yǎng)管理人才的有效途徑；第二，整個社會的觀念結構，特別是大學的教育理念，則跟不上這些在市場經(jīng)濟的第一線沖殺的企業(yè)，還停留在士大夫文化酸腐的觀念結構之中。

我們不妨從第二點講起，因為傳統(tǒng)觀念確實是媒體為正當?shù)默F(xiàn)代經(jīng)營管理而大驚小怪的緣由。在當今中國教育體制所灌輸?shù)膬r值觀念下，淘糞和殺豬一樣，都是君子不為的賤業(yè)。大學生、研究生從事此業(yè)，自然會引起哀嘆甚至公憤。但時代畢竟不同了。我勸大學生還是積極應征“淘糞”的工作。最直接的理由是錢多，十萬年薪是大部分大學畢業(yè)生掙不到的。不過這倒在其次。更深刻的理由是：這類基層的工作，乃是年輕人事業(yè)起步之正道。經(jīng)過淘糞鍛煉的大學生，日后成才率怕是高于自己的同儕。新一代人應該率先突破傳統(tǒng)觀念。

既然談傳統(tǒng)，就不妨先隨手舉兩個歷史上的例子。大家知道，明清兩代是中國科舉制度的頂峰。稍微有條件的家庭都要供孩子考科舉，就像現(xiàn)在大家都督促孩子考大學一樣。結果社會上遍地是舉子。這就是我們繼承的傳統(tǒng)。有人估計，當時的“生員”，也就是俗稱的“秀才”，大致維持在50萬之眾的水平上，恐怕比現(xiàn)在的大學生還要“精英”多了。有此資格，就可以在政府中登記，算是進入了士大夫階層，在地方上受到尊重不說，亦有各種特權，如免除徭役，見知縣時不用下跪、知縣不可隨意對其用刑、遇公事可稟見知縣，等等。換今天的話來說，這就是干部編制了。想想看，明清兩朝每代人中都大致有50萬秀才，幾百年、十幾代下來，大致也是快千萬人了。這些人成就了什么呢？當時帝國行政最低一級大致是縣，全國就兩千多個縣，一個縣就一個縣令?？梢娨粋€七品芝麻官也要擠破門，其他位置更少了。秀才不過是一種身份，并不具備當官的資格。要想當官，必須成為舉人才行，而且即使是舉人，飯碗也沒有保證。那么，當官的那些“精英的精英”對社會貢獻又如何呢？當時地方政府的吏治之敗壞，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梢娂词故悄切┬疫\地考了高分、當了官的人，實在也是乏善可陳。而在接近千萬之眾的秀才中，既沒有官做不說，大部分也沒有其他成就留下來。他們多只能皓首窮經(jīng)，酸兮兮地“之乎者也”一生，落得個孔乙己的下場。

在這種找不到工作的情況下，讀書人淘糞是否算是出路？在那個時代，這要比現(xiàn)在更有辱斯文，更少有人去做。但是，以中國之大，人口之多，總有幾個異數(shù)。甘心這么做的，還大多有所成就。研究社會經(jīng)濟史的，都知道有本《沈氏農(nóng)書》。大概明清時代讀書人的心思都在科舉上，使我們這個最大的農(nóng)業(yè)國家在這一時代的農(nóng)書數(shù)量非常少。在這樣的背景下，《沈氏農(nóng)書》也就更顯得珍貴了。此書作者“沈氏”的身世很難細考，大致只知道他是明末清初之鄉(xiāng)紳，是否有科舉的功名不甚清楚，但顯然受了良好的教育，家境非常富裕，為當?shù)刂髴?。他隱居江南鄉(xiāng)下務農(nóng)，隨手寫下這本務農(nóng)手冊，大概是供經(jīng)營自己的農(nóng)場之用。讀此書便知，他是個淘糞好手，不僅告訴你到哪里買糞、怎么運糞、各種糞的用法和效能，還非常細致地教導你糞應該如何攪拌、怎么觀察糞的顏色變化等，談拌糞如同談釀酒，感情溢于字里行間。根據(jù)其書的記載，他耕種的土地畝產(chǎn)在當時幾乎是最高的。說他是個成功的農(nóng)業(yè)CEO，絕非言過其實。

18世紀末19世紀初還有位包士臣，素有文名，和龔自珍、魏源等都屬于“經(jīng)世致用”派的知識分子。他早年家貧，親自務農(nóng)，想來也是淘過糞的。在他的筆記《安吳四種》中，就寫到糞池的修造以及糞的種種好處，并指出南方人比北方人更懂得修糞池，使得水田得益，產(chǎn)量高不說，也使環(huán)境清潔。

沈氏也好，包士臣也好，都是中國士大夫中的異數(shù)。他們學問不錯，特別是包士臣，詩詞文章俱佳，書法也頗有成就，很為士林所重。但是，從今天看來，他最大的貢獻（或者說他“引用率”最高的作品），怕還是講大糞、海運等非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之學”的文字。沈氏的一小冊農(nóng)書，雖不入當時士林之主流，但已經(jīng)成為中國農(nóng)業(yè)史的經(jīng)典，其價值高于那些“之乎者也”之輩所著的萬卷詩書。

他們能有這種意想不到的成就，一大原因就是敢于突破傳統(tǒng)士大夫那種“讀書、考試、做官”的“事業(yè)格局”。在科舉之下，你當官的正途是苦讀四書五經(jīng)，然后通過考試、獲得功名。一旦“高高得中”了，就可能在毫無實踐經(jīng)驗的情況下被派個官做。這是中國傳統(tǒng)的人才管理原則。在這種原則之下，政府的地方官大部分沒有實踐經(jīng)驗，在法律、財政等關鍵的行政技能方面沒有任何訓練，甚至因為不通方言，和當?shù)匕傩諢o法直接溝通。中國古代政治之破敗、官僚之無能，也就不足為怪了。

如今中國正迅速轉型為市場經(jīng)濟社會，本不應該歧視動手的實用技藝，不應該鄙視勞動。但我們的高等教育，其實還是繼承了這種陳腐的科舉價值觀念。比如，幾年前北大有位知名教授為北大畢業(yè)生還要辛辛苦苦地自己找工作而痛心疾首。他稱北大學生都是國家一流人才，畢業(yè)后應該被各用人單位爭著來搶才對，怎么竟然還需要自己寫簡歷找工作呢？從科舉傳統(tǒng)上看，這樣的想法確實名正言順：你考得高，就已經(jīng)證明了自己是國家棟梁之才，做的官就應該大，這叫“野無遺賢”，是政治清明、社會繁榮的盛世表征。讓精英之才苦苦地求人討個飯碗，甚至從最低層的賤業(yè)干起，則反映了世道不古。

也難怪，有的大學已經(jīng)把高爾夫列為必修課，理由是高爾夫是成功人士的修養(yǎng)，自然也是成功的階梯。不錯，以中國土地資源之緊缺，打高爾夫確實是富人奢侈、擺譜兒的最好方式之一?？墒?，你總得先教學生怎么成功，再教他們成功后怎么擺譜兒吧？再形象點地說，你總得先淘糞、殺豬，再學怎么打高爾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