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中國，有一股右翼專制主義的思潮正在崛起。這種思潮的危險在于，它的倡導者常常是過去的自由派人士，對抱有自由主義價值的人有相當的迷惑性。我們如果對之喪失警惕，使之占領我們的體制，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就又添一番曲折。

這種右翼專制主義的思想，在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的言論中已經體現得非常清楚。比如他們幾乎一致排斥老百姓對改革的參與，對網上民意充滿了恐懼。從張維迎的“正確的觀點不用投票”，到樊綱的“網民不代表民意”，他們想方設法地阻止而不是鼓勵老百姓的政治參與，把老百姓的心聲妖魔化為“非理性”?！督洕^察報》干脆把那些“希望把爭論擴大到全社會，進而影響政府決策”的人歸之為“反改革勢力”，暗示改革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權。

話說得最明白的，當屬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他公開提出發(fā)展中國家民主要緩行，對法治“不能神話”。他不希望老百姓參與關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討論，要回到“不爭論”的時代，甚至反對公開利益集團的沖突，構想著一個沒有任何透明性的社會。他還具體地指責媒體不負責任，搬出所謂的美國模式，認為由幾個大財團集中控制的媒體才是負責的，暗示對媒體要加強集中管理。他甚至聳人聽聞地聲稱，現在網上對主流經濟學家的一些攻擊在美國已經構成了誹謗罪。

真是如此嗎？我在美國生活了十幾年，還沒有看到網民因攻擊公共人物而被判誹謗罪的一個案例。相反，老百姓攻擊公共人物受到充分的法律保護。比如2004年總統大選時，一批越戰(zhàn)快艇隊老兵組織起來攻擊克里。他們不僅是網上罵罵，而且拍攝電影，在全國各地的電視上放映。連保守派的評論家也指出他們的片子充滿不實之詞。克里在大選之中和之后都曾考慮起訴對方，后來還是不了了之。在美國，小人物“誹謗”大人物，在法律上享有非常充分的保護。美國在建國之初，政府一度曾經想管管媒體。第一，那時確實不少人在報紙上匿名造謠誹謗；第二，當時和法國就要發(fā)生戰(zhàn)爭，保持穩(wěn)定非常重要。于是，亞當斯領導的聯邦黨人，于1798年在國會通過了“煽動法案”，嚴格打擊對政府官員的攻擊和誹謗。然而，這一法案變得如此臭名昭著，促成了亞當斯在1800年大選中的失利，聯邦黨也很快壽終正寢。甚至亞當斯晚年還極力試圖撇清自己和這個法案的關系。不知道在美國讀過書的李教授是從哪里搬來的美國規(guī)矩？中國如今竟出現寫本小說也被判誹謗罪的事情。請問李教授希望把媒體管成什么樣子？

李教授看不上印度的民主，但是印度有些事情卻出奇地對他的胃口。比如，他指出《印度快報》非常嚴肅負責，理由之一就是主編是個經濟學博士。另一個理由，是人家監(jiān)督政府，但“決不會對政府官員進行人身攻擊，所以政府官員大都是她個人的好朋友”。這家報紙知道一位國家領導人是同性戀，而且和一個未成年人有某種關系，但在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拒絕報道。

這就是李教授心中的理想社會：政府官員和媒體人士都成為個人層面的好朋友，政府官員和未成年人發(fā)生性關系，媒體幫助掩蓋！這樣媒體還能監(jiān)督誰呢？大家還記得克林頓的性丑聞吧。那還不涉及未成年人，但媒體連篇累牘。許多美國的老百姓反對因為這種私生活而彈劾總統，但沒有人說這種事情不該報道。耶魯一位大教授，因為和未成年人發(fā)生性關系，不僅被媒體追蹤報道，而且現在還在聯邦監(jiān)獄服刑。李教授等于公開提倡媒體要保護罪犯！仿佛一個人只要是個官，犯了罪也屬于私生活。

從主流經濟學家的種種言論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希望通過加強對老百姓的管制，而不是增加老百姓的權利，來尋求一種經濟發(fā)展的道路。他們希望建立某種壟斷性的權威，來抑制老百姓的政治參與。這是一種典型的右翼專制主義的寡頭模式。

哈耶克認為，從右翼專制向民主過渡，比從左翼專制向民主過渡要容易些。看看戰(zhàn)后的世界歷史，這話當然有些道理。但是，右翼的專制也是專制。民主才是我們的社會理想。在1980年代，改革剛剛開始，“兩個凡是”的左傾勢力是改革的主要障礙，所以那時反左是我們首要的歷史使命。如今，當年那些原教旨的左派基本上已經退出歷史舞臺。中國已經經歷了深刻的歷史轉型。在一個新的歷史關口，右翼專制主義正在成為對自由的主要威脅。主流經濟學家們利用人們對左派的恐懼，口口聲聲地說要“騙出一個好的制度”。我孤陋寡聞，見過“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騙”，還沒有見過“此地有銀三百兩”式的“騙”。既然要騙，怎么能先把自己的底牌告訴人家？看來，他們要騙的并不是左派。他們是通過聲稱騙左派來讓老百姓閉嘴，讓追求民主的人們放松警惕。這樣他們可以在阻力最小的情況下建立右翼專制主義的體制。這才是騙人者藏而不露的底牌。所以，我們這些夢想著一個經濟發(fā)達、政治民主的中國的人，到了和他們分道揚鑣的時候了。

收一收既得利益的心態(tài)

我在博客中寫了一篇《財閥學閥，欺行霸市》的文章，批評房產大亨任志強和北師大教授董藩關于房地產業(yè)不能公布成本的理論，立即引來兩人的連手反擊，在網上鬧得頗為熱鬧?？墒?，兩人的反擊，回避了我的中心問題，董教授更是訴諸歪曲謾罵的手段，頗能表現中國既得利益集團的心態(tài)。

本來，我的批評最初還不是針對任志強。他是個生意人，要說對生意有利的話。這樣做合法也合情。我對他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他過去對窮人侮辱性的言論。這次之所以站出來說話，主要的導火索還是董藩先生發(fā)明了公布房地產成本是創(chuàng)造“國恥”的理論。我的觀點很清楚：中國的平民百姓（包括那些富裕到能夠購買商品房的人），把自己一生最大的積蓄用來購房，他們當然有權利知道用自己一生心血購來的房子的造價和成本是多少，而且這種造價和成本是可以核算的。第二，我并不因此反對市場邏輯。相反，我明確提出公布成本和房地產公司的自由定價權是兩回事。經濟適用房的利潤率受政府的有關規(guī)定的約束，商品房的利潤率則不受這個控制。你的成本越低，售出價格越高，說明你的經營越有效率。這是市場邏輯。不過，市場越透明，消費者對產品越有知情權，市場的運行才越健康。

對此，任志強出來反駁，說我不懂中國的有關法律規(guī)定，不懂中國的土地是國有，美國是私有，不懂公司經營成本與項目開發(fā)成本的區(qū)別等等。其實，我從來沒有說中美土地所有權是一樣的，更沒有說成本不能有不同的算法。我的基本立場是，盡管有不同種類的成本，土地所有權也影響房地產公司的利潤，但這些成本核算應該公開，讓消費者看清楚自己的錢花在什么地方。

這樣驢唇不對馬嘴的反駁，說明了任志強的心態(tài)。他文章開篇就說：“對房地產問題的爭論，似乎已成為任何想引起人們關注并借此成名者的階梯。于是不管是從事此行業(yè)、研究此行業(yè)的人；還是根本就對此行業(yè)一無所知，或研究領域與此行業(yè)毫不相干的人，都自認為是‘專家’、‘學者’，也都長篇大論地參與了與房地產業(yè)發(fā)展有關的各種討論。”他要證明的是，他是專家，我不是，所以我應該閉嘴?；蛘哒f：“見過馬跑的人，并不知道騎馬的滋味，也不等于會騎馬?？磩e人騎馬跑得很快，你卻可能騎上馬還沒跑就掉下來摔個半死。別以為看過騎馬就懂騎馬了，僅僅看過騎馬的人如果也都有資格去評論馬術那才是真正的笑話呢?！表樦@樣的邏輯一推就明白：在房地產上，只有像他這樣的人才有說話權。一般消費者最多見過馬跑，甚至有連馬跑都沒有見過的，根本沒有資格說話。

任先生大概忘了，僅看過馬跑的人并非不能評論馬術。賽馬也好，馬術也好，騎師再專業(yè)，他們也要表演給看馬跑的人看?？瘩R跑的人是騎馬的人的衣食父母。你見過哪個騎師會像任先生這樣對觀眾怒斥：“起什么哄，喝什么彩，你們這些沒有騎過馬的蠢貨！還不給我閉嘴。我到時候告訴你們誰贏就行了?！?/p>

買房的老百姓沒有專業(yè)知識就去經營房地產，就像僅看過馬跑的人貿然騎馬一樣，多半會出事故。但是，人家花錢買房，就有權知道錢花在哪里。這就像花錢進了跑馬場的人，有權親眼看看比賽究竟是怎么分出勝負并且在看臺上品頭論足一樣。否則人家憑什么買票？房地產商有經營的專長，但不能用自己的專業(yè)知識壟斷關于房地產的公共辯論。所以，我寫文章并非像他所指的是在冒充專家、學者。相反，我坦誠交代我是個沒有買過房、也不懂房地產的“白丁”。但是，我有問題要問，有觀點要表達。這是所有老百姓都有的權利。不管你是什么專家，也別想擋住我。

這種壟斷公共辯論的心態(tài)和圖謀，被董藩表述得更清楚。他的反駁文章，題為《薛涌的無恥、無知與放肆》，竟從我對北大的批評講起：“令我愕然的是，薛涌竟是早年北大的畢業(yè)生。雖然薛涌的批判不乏真知灼見，但他畢竟曾受業(yè)于北大，北大是他的母校，他曾是北大的學子。有意見和建議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傳遞，抑或采用相對平和的語氣公開表達?！毖韵轮?，我受了北大的恩，北大無論干什么都不應該公開批評，有話內部說，別讓外人知道；或者要非?？蜌獾卣f話?？墒牵瑸槭裁此约嚎梢越裉煺f人家是“國恥”，明天說人家是“無恥”呢？按他的邏輯，只要人家過去給了你好處，你就應該把公共利益拋到一邊，“通過其他途徑”而不是公共辯論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看法。這難道不是公開為既得利益張目嗎？

任志強和董藩，一個是生意人，一個是學者，但有著同一種心態(tài)：排斥老百姓參與公共辯論。我說他們欺行霸市，看來并沒有委屈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