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起，我負責編輯《人生》雜志，前后有六年之久。記得有一次，發(fā)行人東初法師說過這么一句話：“錢，用了才是自己的！”這一句話使我終身受益無窮。

從小我就在貧苦中長大，因為沒有錢，養(yǎng)成不購買的習慣，甚至不積聚的習慣。這個習慣對我一生幫助很大，我一生的佛教事業(yè)都從這習慣而來。因為我沒有錢，我不積聚錢，但我非常會用錢。有錢是福報，會用錢才是智慧。

一九五一年，我在臺灣佛教講習會擔任教務主任，臺灣佛教會發(fā)給我新臺幣五十元的月薪。對于一般人而言，這筆錢微乎其微，但是，因為我從小在叢林中長大，養(yǎng)成不貪不聚的習慣，五十元對我來說，也算是很多了。我每個月拿這筆錢為教室校舍添置教學設備，為貧苦學生購買文具用品以后，幾乎身無分文，但是眼看莘莘學子在佛學上有所成長，能為教界所用，深深感到欣慰，這不也是一種寶貴的財富嗎？原來，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過了兩年，我到了宜蘭念佛會，每月有新臺幣三百元的供養(yǎng)，我覺得自己實在是太富有了！當時，基督教十分盛行，于是，我拿出一百五十元購買銀制的卐字項鏈，與前來聽經(jīng)聞法的青年佛子結(jié)緣，希望他們能掛在頸上，代表自己崇高的身份，好讓世人知道：不但有人佩戴十字架的項鏈，也有人以掛佛教項鏈為榮。另外的一百五十元，我則用來訂購一百份《人生》雜志供信徒閱讀。一九五四年，每月的供養(yǎng)金提升為六百元，我就拿出一百五十元補助張優(yōu)理(慈惠)、吳素真(慈容)等三人到臺中接受幼教師資訓練，其余的一百五十元則用來資助演慈等就讀汐止佛學院。每月如是，后來，隨我學佛的青年有增無減，閱讀《人生》雜志的信徒跟著我到處傳教，學習幼教的女青年則回來幫我辦理佛教幼稚園，為寺院道場服務。我更進一步地了解到“錢，用了才是自己的”。

一九五六年，我放棄了日本大正大學博士班的入學機會，將這筆開銷節(jié)省下來，幫助青年設置“佛教文化服務處”，發(fā)起佛教徒購書讀書運動，甚至后來供慈莊、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人赴日留學。當年，正是經(jīng)濟最為拮據(jù)之時，很多人都笑我是個沒有財務頭腦的傻子。結(jié)果，事實勝于雄辯，他們在學成歸來后，均以所學奉獻佛門。幾十年來，我不斷地資助年輕佛子念書求學，甚至到國外參學，現(xiàn)在他們都陸續(xù)成為佛光山的中堅分子。這些都一再證明，“錢，用了才是自己的”是一句至理名言。

普通家庭不過三五兒女，其教育費用就已非常吃力，而我目前不計算在家弟子，光是隨我出家者即不下千人，我辦了六所佛學院供他們念書，負責養(yǎng)他們教他們，尤其是數(shù)十名徒眾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耶魯大學、天普大學、加州大學，法國巴黎大學，日本駒澤大學、佛大大學、大正大學、東京大學，印度國際大學，韓國東國大學等大學的留學費用，更為可觀。此外，為了增廣弟子的見聞，我還鼓勵他們到國外旅行參學，每年所費不貲。我從不叫窮，也不為難，因為我以為，不播種，就沒有收成；有錢不用，縱使積聚再多，也不是自己所有。

“錢，用了才是自己的！”尤其是用在培養(yǎng)人才的身上，我一點也不吝惜，但是，布施金錢給人，最難的是公平恰當。記得早期隨我出家的青年，其所來自的家庭有貧有富，所需不一，所以，我就把錢置于一處，隨其自取，我認為讓他們各取所需，才是真正的平等。

回憶自一九五三年起，出外布教都在露天廣場，裝一盞臨時電燈要十二元，請一個人打鑼宣傳要十五元，還有其他的文宣、交通費用等，對于當時財源有限的我來說，實在是非常困難。然而，有感于弘法利生的重要，我無憚于捉襟見肘的日子，常常系緊褲帶，餓著肚皮，到各處廣結(jié)法緣。我曾多次在臺灣環(huán)島布教，我出錢在電臺廣播，我是第一個購買電視時間，讓法音宣流，十年如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