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與新青年（2）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也拉開了他人生最輝煌的序幕。這一項中國幾千年政治史上極其普通的任命，同時是中國文化史、中國教育史和中國思想史上最偉大的一個舉動，它牽動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社會變革的腳步。蔡元培發(fā)表了一篇著名的就職演講：“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學生進入大學不應(yīng)仍抱科舉時代思想，以大學為取得官吏資格之機關(guān)。應(yīng)當以研究學術(shù)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fā)財之階梯。必須抱定為求學而來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軌。諸君為大學生，地位甚高，肩負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勵人。茍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為人輕辱，更何足以感人?！?br>　　
　　他要把北大辦成了學術(shù)自由的搖籃、百花齊放的園地。他提出了自己的辦學方針，就是有名的八個字：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蔡元培對北大的整頓是從文科入手的。第一步是請人，他聘請了像陳獨秀、李大釗、劉半農(nóng)、胡適、周作人、王世杰等一大批新學方面的要角（在自然科學方面也請了李四光、翁文灝等科學家）；同時又保留或聘請了一批在學術(shù)上有很高造詣，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甚至主張君主制的學者，像辜鴻銘、劉師培、黃侃、錢玄同這些人。
　　
　　于是，北大校園里有保守派、有維新派亦有激進派，諸子百家、三教九流匯聚一堂，“背后拖著長辮，心里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并坐討論，同席笑談，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在蔡元培看來，這才是真正的大學，是“囊括大典，網(wǎng)羅眾家”的學府。
　　
　　說起北大的學術(shù)自由，張競生應(yīng)當是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此人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就大力倡導節(jié)制生育（類似于今日的計劃生育），但因“不合國情”而未獲重視。不過他在北大講授西方現(xiàn)代愛情、生育、性育以及有關(guān)的社會學說，倒是頗受胡適、魯迅、周作人等人的稱贊。在北大哲學系，他一連任教五年（1921—1926），他的講義《美的人生觀》、《美的社會組織法》相繼出版，周作人對《美的人生觀》評價相當高：“張競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膽，在中國這病理的道學社會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娛樂的旗幟，大聲叱咤，這是何等痛快的事。……總之，張先生這部書很值得一讀，里邊含有不少好的意思，文章上又時時看出著者詩人的天分……”可以看出，這與蔡元培倡議以美育替代宗教，提高全民素質(zhì)的思想頗為暗合。
　　
　　張競生將自己的學說統(tǒng)稱之為“美的學說”，提倡“性格剛毅、志愿宏大、智慧靈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觀”；主張學習美國的經(jīng)濟組織法和日本的軍國民組織法，認為這樣可以使中國“臻于富裕之境”，“進為強盛之邦”。他還曾在《晨報副刊》上發(fā)表著名的“愛情的四項定則”：一、愛情是有條件的；二、愛情是可比較的；三、愛情是可以變遷的；四、夫妻為朋友之一種。觀點亦頗為新穎超前。梁啟超、魯迅、許廣平、孫伏園等都很有興趣地參與了這場爭論。無論反對還是支持，總歸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令人慨嘆的是當時風氣的開放，與我們頭腦中預先的設(shè)想實在是相去甚遠，也可見那時的大學和社會，學術(shù)研究是很少有禁區(qū)的。此外，張競生還曾擔任過“北京大學風俗調(diào)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并于1926年5月以性育社的名義出版了《性史》(性育叢書第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