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知青轟轟烈烈奔赴農(nóng)村邊疆，侯景賢也隨堂兄一道從昆明來到“外五縣”當(dāng)知青。侯景賢原本不在下鄉(xiāng)知青之列，他失學(xué)已久，屬于社會青年，但是他更樂意下鄉(xiāng)，因為城市早已容不下他，那里充斥著階級斗爭的惡風(fēng)險浪。許多年后劉義說：我必須離開城市，對我來說邊疆意味著自由。別人下鄉(xiāng)哭哭啼啼，好像下地獄，只有我心中充滿喜悅，那種感覺像什么呢……像魚兒放歸大海，鳥兒飛出牢籠。

然而好景不長，一紙內(nèi)地人保組(公安局)的通緝令飛往邊疆，通緝對象為“畏罪潛逃的反革命分子(未定性)侯景賢”。

我問劉義：你父親是國民黨少校，關(guān)押在牢里，你為什么偏偏選擇參加游擊隊？

劉義回說：那時候我偶然讀到一本在知青中流傳的小冊子，書名叫《格瓦拉日記》。切·格瓦拉你知道嗎？他是南美洲著名的游擊隊英雄，我覺得自己找到一條光明道路，那就是參加外國游擊隊。我決心用支援世界革命的行動來證明自己，回?fù)魟e人對我的錯誤批判。

于是在許多年前一個多情而柔軟的黃昏，天光像箭矢一樣在清澈的瑞麗江上游弋，一個名字叫做侯景賢的知青逃亡者踽踽出現(xiàn)在我的視野里。我看見他是那樣年輕單薄，嘴唇上甚至還沒有來得及長出軟軟的胡須來，他穿一件洗得發(fā)白的學(xué)生服，褲腿高高挽起，蹬一雙黃球鞋。我看見他的人生足跡踏過漫長的歷史歲月，像留在荒丘深處的一條虛線，然后迎著我的目光走過來。

一直走進(jìn)2000年的熱帶都市曼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