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 西：“身體寫作”的定義比較復(fù)雜，我想我是在寫身體，同時也調(diào)動自己的所有器官去感受這個世界，爭取做到準確，感同身受。

鐘紅明：你的小說中充滿似乎無解的悖論。我覺得小說最富有挑戰(zhàn)的還是在后半部，當曾廣賢出獄，一下子邁進一個解禁的時代，他還是不斷錯過女人和情感，等他從張鬧的假結(jié)婚證中解脫，等他有了大把的錢，可是，他面對任何女人，都在她們的手掌上看到了失散的妹妹那樣的痣，倫理的恐懼代替了政治意識的壓迫，仍舊讓他陷入無性的生活境地。他終于達到了一生中最后悔的——沒有那樣的性生活，一次也沒有。他只是可憐地央求小姐聽他傾訴他的一生，而小姐卻只關(guān)心完成交易。為什么這樣來完成你的主題？這是很極端的。事實上，我覺得你的小說都有推向極端的傾向。

東 西：小說里有這樣一段敘述：“不知道為什么，這些年來，只要我的邪念一冒頭，就會看見女人們的右掌心有黑痣，就覺得她們要不是我的妹妹，就是我妹妹的女兒。我妹妹真要是有個女兒，正好是你這樣的年齡，所以，直到現(xiàn)在，我都四十好幾了，快奔五十歲了，都九十年代了，也沒敢過一次性生活，就害怕我的手摸到自家人的身上?！边@段敘述是放在取名為“放浪”的第六章，也就是說當遍地都可以找到性生活的時候，曾廣賢反而害怕了，他對性生活從厭惡到渴望，到恐懼，最后他把一般的“恐懼”上升為一種“宗教”，再次回到小說開頭的“禁忌”里，但這一次不是社會給他的“禁忌”，而是他自愿的選擇，終點又回到起點，卻已經(jīng)不是原來的層次。

鐘紅明：你這么一說，讓我想起了小說結(jié)尾的那一筆，他在植物人父親床前傾訴這輩子最不后悔的一件事，“趙阿姨曾經(jīng)在半夜里赤身裸體地走進我的臥室，但我連一個指頭都沒動她，要不然，等你醒過來，我怎么敢看你的眼睛？”趙阿姨是父親的忠心的情人，倫理的堅守陣線居然是由曾廣賢這樣一個人物完成的，多么脆弱的時代，多么巨大的反諷和悲哀！

東 西：從上面的兩個事例可以看出，曾廣賢有亂倫的恐懼。

鐘紅明：這部長篇的結(jié)構(gòu)看得出經(jīng)過精心的設(shè)計。前一章，我可以看出曾廣賢是在向一個陌生人傾訴，到了第二章我知道他是在向一個陌生的異性傾訴，隨著小說的慢慢進行，我才發(fā)現(xiàn)他是在向一個收費的按摩小姐傾訴。到了小說的最后一章，曾廣賢回到家里，向變成了植物人的父親傾訴。不管他向誰傾訴，其實聽眾都不太稱職，一個只想著完成交易，一個是植物人，可以說是沒有聽眾的講述。

東 西：這是反西方的講述，西方人有了悔意，大都是向神父傾訴，而曾廣賢只得找一個收費的聽眾，很滑稽。也許他的注意力只在于講述，而根本不乎聽者的態(tài)度，就像自言自語，自說自話，和我們這個話語泡沫的時代是吻合的。至于后面他向父親的傾訴，則是更有意的安排，因為最后一整章都是“如果”。如果沒有天大的后悔，他就不可能把變成植物人的父親，說得流出了眼淚！

鐘紅明：正是這種特殊的敘述，使你的小說語言發(fā)生了改變。以前你的語言有很多奇妙的比喻，比較“華麗”、“調(diào)皮”，這次卻更口語話，更準確，幾乎沒有廢字。是因為結(jié)構(gòu)的特殊，你才改變語言風格，或是你對小說語言本身的觀念有所變化？

東 西：有兩方面的原因?，F(xiàn)在我的小說語言已不像過去那么調(diào)皮，那么赤裸裸，而是有所收斂，追求準確。過去我是手不聽腦子的，寫得很泛濫，現(xiàn)在是力爭做到腦手一致，追求干凈利索。但是有一點我是不變的，那就是對幽默的愛好，只不過這一次埋得更深一點。郜元寶在評論里說：“作者的幽默的筆法，讓我們感到，這個‘我’也確乎一個講后悔話的大師。作者的幽默的話，要是引用起來，就得將《后悔錄》抄寫一遍，所以我這篇讀后感決定一句原文不引?！焙芨兄x郜元寶先生給我這樣的評價。

鐘紅明：離你的第一個長篇小說《耳光響亮》的發(fā)表已經(jīng)8年了，8年之后，我發(fā)現(xiàn)你的長篇仍然關(guān)注文革時期。你生于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后半期，我以為時代的烙印在你并不很明顯，但為什么你偏偏鐘情于那個年代？你生長的年代和少年時生活的環(huán)境，是怎樣影響了你的價值和觀念？

東 西：每一個寫作者都有自己癡迷的時代背景?！抖忭懥痢窂?976年寫到80年代中期，主要想表達精神父親消失后，我們?nèi)绾纬砷L？而《后悔錄》則把時間往兩頭延伸了，起跑點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終點站在90年代后期，跨度為30年。這30年，除了我身在其中，還因為它的變化特別巨大，而變化最巨大不是經(jīng)濟、政治，而是我們的心靈，所以陳曉明先生說我其實是在“寫人的心靈質(zhì)變”。文革正好是我的童年時期，一個人的童年經(jīng)歷往往影響他的一生，而我也討不脫這個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