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活動在4月1日開始，并出現(xiàn)了復雜局面，因為這種抵制常常是偶然發(fā)生的、無組織和無結果的。在東蘭德，有大約7萬名學童受到了影響。黎明前舉行了游行，并號召學生家長們讓孩子待在家中。許多婦女在學校里放哨，動員已經(jīng)進入學校的學生們離開學校。

在城市東南的一個名叫格米斯頓的小鎮(zhèn)上，非洲人國民大會地方分支機構的主席喬舒亞·馬庫伊，為800名參加抵制運動的學生開辦了一所學校，這所學校持續(xù)了三年之久。在伊麗莎白港，巴雷特·鐵西辭掉了正式的教學職位，專門為參加抵制的學生興辦學校。1956年，他讓70名學生去參加六級標準考試，除了三名學生之外，其他都通過了考試。許多地方都有臨時學校（為了避免引起當局的注意，對外稱“文化俱樂部”），為參加抵制活動的學生提供學習機會。政府后來通過了一個法律，從事未經(jīng)批準的教育工作可處罰款和監(jiān)禁，警察經(jīng)常騷擾這些俱樂部，但是許多仍然堅持在地下活動。最后，社團學校衰敗了，面臨接受歧視性教育還是干脆不接受任何教育的學生家長大多選擇了前者。我自己的孩子在第七天顯靈教會學校學習，這是一所私立學校，不依靠政府補貼。

這次抵制運動應當從兩個層面上判斷其是否成功：是否達到了直接的目標，是否使更多的人提高了政治覺悟并把他們吸引到斗爭中來。從第一個層面上看，這次抵制運動顯然是失敗了，我們沒有使全國的學校都關門，也沒有使自己擺脫《班圖教育法》。但是，我們要求修改這個法律的抗議活動，使政府受到了很大的震動，沃爾沃德被迫宣布：教育應該一視同仁。政府在1954年11月起草的教育大綱就是對原先根據(jù)種族改造教育體制的主張的讓步。最終，我們除了從“兩害相權取其輕”之外沒有別的選擇，同意接受一種被降格的教育。但是，班圖教育的后果卻出乎意料地給政府帶來了麻煩。正是由于實行班圖教育，才使20世紀70年代出現(xiàn)了在這個國家從未看到過的最憤怒、最叛逆的一代黑人青年。當這些在班圖教育下的兒童進入他們的青年時代的時候，他們滿懷著憤慨和叛逆的激情出現(xiàn)在了世人面前。

魯圖利酋長當選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幾個月后，馬修斯教授在美國當了一年的訪問學者后帶著改變斗爭策略的思想回到了南非。他在開普舉行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年會上發(fā)表的講話中說：“我不知道是否非洲人國民大會考慮召開一個全國大會為將來的民主南非起草《自由憲章》的時刻已經(jīng)到來。這個大會要代表南非所有公民，不管他是什么種族、什么膚色?！?/p>

幾個月內(nèi)，非洲人國民大會全國會議收到了提案，要求建立一個人民大會政務院，讓魯圖利擔任主席，瓦爾特·西蘇陸和玉蘇?！P查利亞任書記。人民大會準備制定一套建立新南非的原則，新憲章將聽取人民的建議，全國非洲人國民大會領導人被授權以書面形式聽取本地區(qū)每個人的意見。這個憲章將是一個來自人民的文件。

人民大會代表了非洲人國民大會內(nèi)部存在的兩種主要思潮，其中之一就是，政府似乎將不可避免地取締非洲人國民大會。許多人堅持非洲人國民大會必須作好轉(zhuǎn)入地下爭取秘密活動的準備。同時，我們也不想放棄重要的公開策略和行動，這些公開策略和行動給非洲人國民大會帶來了關注和群眾支持。人民大會將是一種公開的力量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