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當我愈深入發(fā)掘這種市場模式席卷全球的歷史，就愈發(fā)現利用危機與災難從一開始就是弗里德曼運動的操作手法--這種資本主義的原教旨主義形式向來就需要災難來達成。這在規(guī)模愈來愈大和愈嚴重的災難中明顯可見，但在伊拉克和新奧爾良發(fā)生的情況并非9·11之后的新發(fā)明。相反，這些利用危機的大膽實驗，是過去三十年嚴格遵從休克主義的極致表現。

透過這套主義的透鏡觀看，過去三十五年看起來大不相同。一些最惡名昭彰的侵犯人權事件，以及過去被視為反民主政權施行的虐待行為，實際上卻是深思熟慮的做法，目的在于威嚇大眾，或為采取激進的自由市場“改革”預做準備。在70年代的阿根廷軍事政權下，有三萬名以左派活動分子為主的人“失蹤”，這與該國實施芝加哥學派政策密切相關，就好像恐怖與智利類似的經濟改革息息相關。在1993年的俄羅斯，葉利欽（Boris Yeltsin）決定派遣坦克對國會大廈開火，囚禁反對黨領袖，以鏟除賤價拍賣國有資產給民間的障礙，扶植了俄羅斯惡名昭彰的經濟寡頭（oligarch）。

1982年的馬爾維納斯群島戰(zhàn)爭（Falklands War），讓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達成類似目的：戰(zhàn)爭帶來的混亂和民族主義激情，讓她得以用強大的武力鎮(zhèn)壓煤礦工人的罷工，并掀起西方民主國家第一波民營化熱潮。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國家1999年攻擊貝爾格萊德（Belgrade），為這個舊稱南斯拉夫的國家創(chuàng)造了快速私有化的條件-- 一個戰(zhàn)爭前就已設定的目標。經濟絕非這些戰(zhàn)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zhàn)爭中，重大的集體打擊都被利用來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

這些被用來達成“軟化”作用的創(chuàng)傷手段，不一定都那么暴力。在8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債務危機迫使這些國家面對一位前IMF官員說的“不私有化就死亡”的選擇。惡性通貨膨脹和深陷債務泥淖，使這些國家無法拒絕外國貸款附帶的要求，政府被迫接受保證會解救他們免于更大災難的“休克治療”。在亞洲，1997至1998年的金融危機（嚴重程度幾近大蕭條）讓亞洲“小龍”為之屈膝而打開市場，進行被《紐約時報》形容的“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賣會”。這些國家有許多是民主政體，但激進的自由市場轉型執(zhí)行的方式卻一點也不民主。恰好相反：正如弗里德曼所熟知的，大規(guī)模危機的氣氛提供了推翻選民期望的借口，而把國家交給經濟“技術官僚”。

當然，在有些例子中，采用自由市場政策是出于民主方式-政治人物以強硬的政綱競選并贏得選舉，美國的里根（Ronald Reagan）是最好的例子，法國的薩科齊（Nicolas Sarkozy）當選則是晚近的事。不過，在這些例子里，自由市場十字軍面對大眾壓力，最后免不了被迫修正激進的計劃，接受漸進的改變而舍棄全面轉型。從根本上來說，雖然弗里德曼的經濟模式在民主政治下能夠部分實施，但極權政治才是它發(fā)揮到淋漓盡致的必要條件。經濟休克療法若要徹底實行--像70年代的智利、90年代的俄羅斯，以及2001年9月11日以后的美國--通常需要額外施加某種重大集體創(chuàng)傷，以便暫時停止或完全阻擋民主運作。這種意識形態(tài)十字軍出現在南美的獨裁政權統(tǒng)治之下，也存在于它征服的最大領土譬如俄羅斯。它一直與冷酷的領導階層相處最融洽，而且創(chuàng)造出最多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