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納克?你們剛才提到,如今很難找到可靠的工具,以保存必須保存的東西。只是,記憶的用途豈非保存一切?
艾柯?當然不是。記憶具有雙重用途——無論個人記憶,還是集體記憶即文化,一是保存某些數(shù)據(jù),二是讓那些沒用并有可能充塞我們腦袋的信息沉于遺忘。一種文化若不懂得過濾過去幾個世紀的遺產(chǎn),就會讓人想到博爾赫斯在《博聞強記的福內(nèi)斯》中的人物福內(nèi)斯,那個能記住一切的記憶專家。這恰恰與文化背道而馳。文化是所有從此消失的書和其他物件的墓園。心照不宣地放棄、也就是過濾某些歷史遺跡,同時把另一些文化元素保留在未來的冰柜里,有關(guān)這種現(xiàn)象的研究如今已經(jīng)展開。檔案館和圖書館就如一些冰冷的屋子,我們把記憶儲存在里面,以免文化空間充斥著所有這些雜物,同時又不至于徹底放棄這些記憶。在未來,只要愿意,我們總是可以再把它們找回來。
一位歷史學家也許可以說出滑鐵盧戰(zhàn)役的所有參戰(zhàn)者的姓名,但中學和大學不會教這些,因為,這樣的細節(jié)沒有必要,甚至可能很危險。我再舉個例子。我們知道愷撒最后的妻子卡爾普尼婭的所有事情,直到3月15日那個謀殺的日子,就在那天,她還力勸愷撒不要去元老院,因為她在前夜做了一個和他有關(guān)的噩夢。
愷撒死后,我們對她一無所知。她從我們的記憶里徹底消失。為什么?她的信息不再有用。這并不是因為她是女人,盡管也許有人會這么懷疑??死な媛彩桥耍覀冎浪诹_伯特·舒曼去世以后的一切事情。文化就是這樣一種選擇。相反,當今的文化藉由網(wǎng)絡為我們提供這個星球上的所有卡爾普尼婭的細節(jié),以至于倘若有個小孩子為了做功課在網(wǎng)上搜索,他會以為卡爾普尼婭和愷撒一樣重要。
卡里埃爾?只是,如何為我們的后代做出選擇?如何預知他們將會感興趣的東西,那些對他們來說不可或缺、或者只是有用、甚至討喜的東西?既然正如你所說的,我們通過電腦的迂回方式,毫無次序、毫無等級分類、毫無選擇地獲得這一切,那么如何加以過濾?換言之,如何在這樣的條件下建立我們的記憶:我們同時知道這個記憶就是一個選擇、偏好、差異、自覺或不自覺的疏漏的問題?我們同時還知道,我們的后代的記憶注定具有不同于我們的特點。一個克隆人的記憶將是怎樣的?
我是信息史研究者。我深深知道,我們該以何種程度懷疑那些所謂的提供歷史事件的確切認知的資料。我可以通過我本人的故事來說明這個傳播問題。我太太納阿勒的父親是位伊朗學者,他曾研究過一位生活在十世紀的巴格達的書籍裝訂人,阿爾納底姆。你知道,伊朗人發(fā)明了裝訂術(shù)。裝訂術(shù)通過完整地包裝作品來保護作品。
這個裝訂人同時也是書法家,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對自己正在裝訂的書很感興趣,乃至替每本書都作了摘要。他所裝訂的書如今大都已佚失,我們只能看到裝訂人留下的摘要名錄,標題是《書目》。從事這一研究的塔賈杜德提出如下問題:通過這一個人的過濾,也就是裝訂人的寶貴工作,我們能否真正了解裝訂人拿在手中的那些書,盡管我們只是通過他才知道這些書的存在?
艾柯?多虧了相關(guān)的文字說明,我們才得以知道某些古代雕塑和繪畫。這些文字說明被稱為“圖說”。在米開朗基羅時代,人們在羅馬發(fā)掘出泛希臘時代的一組群雕,正是依靠老普林尼的記載才確認作拉奧孔群雕。
卡里埃爾?但是,如果說我們今天在終端上擁有一切的一切,毫無過濾、無限數(shù)量的可取資料,那么記憶是什么呢?這個詞的意義何在?既然我們身邊有了這么個電子仆人,能夠回答我們的全部問題,乃至我們提不出來的問題,我們還需知道什么呢?既然我們的仿生體知道一切,絕對的一切,我們還需學習什么呢?
艾柯?綜合的技藝。
卡里埃爾?是的。還有學習本身。因為,學習是學來的。
艾柯?對,學習控制某種無法核實的信息。這顯然是教師們面臨的難題。為了完成作業(yè),中學生和大學生在網(wǎng)上搜索必需的信息,但不知道這些信息是否準確。他們又如何能知道呢?我要給教師們提個建議。他們可以要求學生在作業(yè)里進行如下調(diào)查:就某個主題找出十條不同的信息,并加以比較。這是在練習面對網(wǎng)絡采取批判的態(tài)度,并且不要為了現(xiàn)成的利益而接受一切。
卡里埃爾?過濾的問題也意味著,我們必須決定我們閱讀的東西。報上每周給出十五部“不能錯過的”杰作,而這種情況發(fā)生在各個創(chuàng)造領(lǐng)域中。
艾柯?在這個問題上,我形成了某種“十選一”的理論。只需在十本書中讀一本。至于其他的書,你可以立刻看出參考文獻是否可靠。倘若有部著作真的有趣,你也沒有必要讀它,因為,它肯定會在別的著作里得到解釋、援引和批評,當然也包括你決定要讀的著作。何況你若是大學教員,就會收到大堆出版前的印刷品,其數(shù)量之多讓你不再有時間在出版后重讀一次同樣的著作。無論如何,等你把書拿到手上時,內(nèi)容往往已經(jīng)過時。更不用說那些被意大利人稱為“煮熟吃完”的應景書籍,讓人無意義地浪費時間。
卡里埃爾?五十或五十五年以前我還是歷史系學生的時候,我們在做某個命題研究時都會收到一份必要的年表,這大大緩解記憶負擔。我們不需要在練習作業(yè)之外記住那些不相干的日期。如果借助在網(wǎng)上搜索到的信息進行這個練習,從邏輯上講,我們必須核實這些信息的可靠性。網(wǎng)絡工具讓我們方便地找到一切信息,真實的和不那么真實的,但事實上也讓我們陷入某種極端的困惑之中。我想,有關(guān)安貝托·艾柯的網(wǎng)上信息一定充滿謬誤,至少是不確定性。未來我們是否需要有個核實秘書?我們是否會創(chuàng)造出一種全新的職業(yè)?
艾柯?但是,一個核實員的工作不會那么簡單。你和我,我們可以核實和我們自己有關(guān)的信息。但是,誰能勝任核實涉及克萊蒙梭或布朗勒的全部信息這個工作呢?誰來付這份薪水呢?不是法國政府,否則它就得調(diào)遣出核實法國歷史上一切官方人士資料的人員。
卡里埃爾?我想,從某種方式而言,我們對這些核實員的需求將越來越高。這個職業(yè)將越來越普及。
艾柯?但是,誰來核實核實員呢?從前,核實員是一些大文學機構(gòu)、科學院或大學的成員。當某某研究院的某先生出版克萊蒙梭或柏拉圖研究著作時,我們應該相信,他提供的資料確切可靠,因為他一生都在圖書館里核實這些信息來源。然而今天,某先生很有可能從網(wǎng)絡獲取資料,一切都變得不可靠。說實話,這一切早在網(wǎng)絡之前就已存在。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同樣不是過往事件的真實寫照,而是重構(gòu)。
卡里埃爾?你和我一樣知道,國家主義的約束在何種程度上歪曲了我們對某些事件的看法。直至今日,歷史學家們還常常屈服于本國或公開或私密的意識形態(tài)……阿塔蒂爾克命人改寫土耳其歷史:早在羅馬時代,土耳其人在羅馬人入侵以前就在土耳其生活了幾個世紀。諸如此類的事情處處都有……我們即便想核實,又上哪里核實呢?我們一般認為,土耳其人事實上來自中亞細亞,現(xiàn)今土耳其的最早居民沒有留下任何書寫遺跡。怎么辦?
艾柯?地理方面也存在同樣的問題。長久以來,在帝國主義意識形態(tài)下,非洲的疆域被嚴重縮小,我們正確劃分非洲還是不久以前的事。
卡里埃爾?我最近去了保加利亞的索非亞,住在一家不認識的酒店,名叫“塞迪卡的圓形劇場”。一進門,我就意識到酒店建在一座廢墟之上,透過巨大的玻璃可以看見廢墟。我詢問酒店里的人。他們解釋說,在那個地方原先有一座羅馬圓形劇場。多么奇妙!我原本不知道羅馬人在索非亞建過圓形劇場,據(jù)說這座劇場的直徑只比羅馬劇場小十米。換言之,劇場相當大。在圓形劇場的外墻上,考古學家們發(fā)掘出一些雕像,原本用來宣傳劇場里上演的節(jié)目。我們可以在這些雕像中看到舞者、斗士等,還有我從未見過的獅子斗鱷魚的場景。就在索非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