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物”，即外界，西方從古希臘時起就很重視，如“原子論”、“元素論”，等等。這個傳統(tǒng)傳下來發(fā)展成為科學。中世紀神學的世界，希臘精神受到抑制，然而這一千年經(jīng)濟發(fā)展了，市鎮(zhèn)發(fā)展了，民族國家在中世紀的后期出現(xiàn)了。天主教建立了神學的精神統(tǒng)治，但同時也重視教育和學術，歐洲許多名牌大學都始見于中世紀。伽利略、哥白尼、布魯諾等固然都受到宗教迫害，卻也表明自然科學到中世紀后期的發(fā)展達到了可觀的地步。利瑪竇是在歐洲正跨出中世紀的大門的時候來到中國的，他帶來的天文、氣象等知識都足以使中國人矚目，數(shù)學、水利等顯然已遠遠走在中國的前面。宗教改革對立面的耶穌會恰恰以其博學多識吸引了東方。西方在神道設教的同時沒有拋棄重視外界的傳統(tǒng)。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則更釋放了人的能量，使社會擺脫了神的束縛，大踏步地把對外界的認識推向前進。

顯然，中國沒有走這樣的路。墨子是注重對外界的觀察和研究的，但其道未傳。歷史上間有對物的研究者，出了些如張橫、沈括之類的科學家，但形不成“傳統(tǒng)”。至晚明，徐光啟是一位有開拓精神的科學家，然而在那樣的制度下，他孤掌難鳴，絕不可能開啟科學的傳統(tǒng)。

儒家也是講“人性”的?！吨杏埂返诙拢骸拔┨煜轮琳\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彼稳謇^承的也是這個。問題是沒有把何謂“盡人之性”想得透徹，并且問題剛一提出就拐了彎兒，跟“圣人之德”、“無人欲之私”掛起鉤來，把“人性”同“人欲”不僅割離，而且對立起來了。

傳北京大學學報有文批評某些教授“坐而論道”，“不干實事”。這類批評語不中的。夫學者之“道”必當“坐而論之”，或用口論，或用筆論；該受批評的，是那些坐而不論道的。

不學無術而空有學者之名者。至于“實事”，則要看何謂“實事”，和干什么樣的“實事”。若把凡與現(xiàn)實無關聯(lián)的學問都視為非實事，則無疑是一種功利主義或實用主義的偏執(zhí)之論，是不足為訓的。

凡大學者，其思想多成熟于盛年，其后雖屢經(jīng)曲折，或增益或刪減或改易，盛年時所形成之思想仍最根深蒂固，其間縱有揚棄，到頭來本色仍不可易。此之謂思想的延續(xù)性。其所揚棄，或思想活動中產(chǎn)生之否定，而否定之否定，便又“回到”原來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