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史帶對共產(chǎn)黨做出了錯誤的判斷(2)

友邦背后的金融帝國 作者:(美)羅恩·謝爾普,阿爾·埃爾巴


  “就這樣,他們漸漸地沒收了我們所有的企業(yè),我們只好關門大吉,”小弗里曼說。第二個被迫關閉的企業(yè)是保險公司。至少是在當時,保險公司的業(yè)務跟共產(chǎn)黨的系統(tǒng)根本沒有任何關系??珊髞?,共產(chǎn)黨開始建立自己的國有保險公司。但他們完全采取了一種“劫富濟貧”的方式,讓那些有錢人來負責賠償。比如說如果AIU 承接的汽車保險客戶出了車禍,對方一定是正確的,所以AIU 就一定要做出賠償。

  AIU 遇到的最后一筆業(yè)務是承保了一艘中國在香港和上海之間往來的貨船。這是一段非常危險的航程,因為臺灣的國民黨會對所有可能是共產(chǎn)黨的東西進行轟炸。因為船主認為戰(zhàn)爭險的投保金太貴了,所以保險沒有包括兵險。結果國民黨炸沉了這艘貨船。船主讓船長去見小弗里曼,讓小弗里曼支付船長的工資。當時負責處理上海業(yè)務的是鮑勃·米勒和小弗里曼,他們決定把案子呈交到上海人民法庭。他們錯誤地相信那里的法官們會從國際視角考慮問題,應該懂得國際法??删驮诎缸映式坏椒ㄍブ螅ㄍチ⒖绦妓麄儾坏秒x開上海。由于大多數(shù)保單的期限都只有一年,所以他們決定等待保單過期。于是他們關閉了公司,每天靠打網(wǎng)球消磨時光。

  弗里曼的女兒琳達就是在這段動蕩不安的日子里出生的,“當多林被送進醫(yī)院的時候,一切都是按照典型的共產(chǎn)主義風格進行的。當時醫(yī)院每天都收費都是固定的,跟前來就診的病人的人數(shù)并沒有直接關系。打個比方,如果前來就診的有100 個人,則當天的成本就由100 名病人負擔;如果只有三個病人,就由三個人承擔。琳達花了10000 美元,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大數(shù)目?!?br>
  弗里曼為自己、多林和只有10 天大的琳達找到了一艘前往香港的難民船,但他們卻差點沒趕上上船的時間。“當時有人向人民法庭提起了一起針對公司的訴訟,”他回憶道,“在最終裁決下達之前,相關各方都不得離開這個國家。這艘船離開的時間是星期五。就在星期四的時候,船票到了。對方告訴我們,法院只是需要我們?nèi)プ隹诠┒眩唤Y束,我們就可以離開?!?br>
  “下午6 點鐘開始。法官首先問我,難道上海不是個很棒的地方嗎?我說是的,我在這里度過了20 年,在這里長大成人。”然后這位以前從來沒有去過大城市的法官( 事實上,他根本不是一名真正的法官),又

  問弗里曼美國是否有比上海的帕克酒店更高的大樓?!霸谏虾?,當時最高的樓大約只有13 層高,”弗里曼說,“所以我告訴他,在紐約,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大樓都有帕克酒店的兩倍高。他不相信,他說,‘可是在美國,你們的工人都是受壓迫的?!艺f,‘是的,如果說擁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車就是你們所謂的壓迫的話?!@時法官開始皺起了眉頭,接著說,‘在美國,三K 黨可是個大麻煩。’這時我終于明白了自己該怎么做,于是我說道,‘是的,的確是個大麻煩?!覀兘K于找到了一個可以達成共識的話題,他就變得非常高興。于是我們開始討論案子,我向他提供了所有他需要的信息,最后他同意讓我們離開。”

  “回到家的時候,已經(jīng)是晚上10 點半了——但我終于松了一口氣!”

  我們第二天下午上船,大家都不能帶太多行李,但弗里曼說:“所有的人都帶了些烈酒——他們能找到的最好的蘇格蘭酒和白蘭地。船上有很多來自石油公司,比如說Texaco 和標準石油的年輕人;他們前天夜里都喝醉了,上了船之后,就開始高唱國民黨國歌‘三民主義’。很快,岸上的共產(chǎn)黨勃然大怒;咆哮著沖上甲板,要求船長一定要找出唱歌的人。”

  “我從來沒見過一個人可以這么快就清醒過來。當時表現(xiàn)得最出色的就是船長,他大聲喝止了下面唱歌的年輕人,讓他們先躲起來,然后又想辦法說服了共產(chǎn)黨,讓他們平靜下來?!?br>
  史帶把公司的一位高級執(zhí)行官查理·米納(Charlie Miner) 留在上海,負責進行所有的善后工作。他們支付了那艘貨船的賠償金,大約有30 萬美元,可由于這筆保險的主要承包人是勞氏保險公司,所以大部分賠償都是由他們做出的。小弗里曼解釋說他們可以取消一些保單,比如說火險,之類的賠償,因為這些保單的有效期只有一年時間。當時史帶還沒有重新開始人壽保險業(yè)務,但二戰(zhàn)之前簽下了很多人壽保險的保單,AIA 準備把這些賬目進行清算,他們在當?shù)氐膱蠹埳峡菑V告,請承保人前來領取保險金,結果只有很少的人前來領取。AIA 用當?shù)氐呢泿胖Ц读诉@筆保險金。

  到了香港之后,謝凱開會見了當?shù)氐脑S多工會——當時每個組織都有工會來代表工人們的利益。在上海,接下來關閉的是銀行,然后是房地產(chǎn)公司,但最終中國政府沒收了一切。汽車代理公司也被迫關閉,公司用出售剩余零件的錢給剩下的員工們發(fā)了工資。為了付清所有的賬款,史帶又寄去了50 萬美元。按照當時的情況,史帶不一定要付清這些錢,但他還是主動選擇這樣做。沒有人想過要保險公司進行沒收賠償。所以當時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支付那些被引渡的員工,盡量減少他們的損失和痛苦。大約又用了一年半時間,查理·米納才最終徹底關閉了公司在上海的業(yè)務,退到香港。

  到了這個時候,史帶已經(jīng)找到了一個最理想的人選來管理他在日本新設立的分公司。此人就是曼斯菲爾德·弗里曼的兒子小弗里曼。在整個遠東地區(qū)的職業(yè)生涯中,小弗里曼的語言技能給他的工作帶來了巨

  大的幫助。那艘難民船把弗里曼一家人送到了香港,然后弗里曼一家又從香港輾轉到了日本,并隨后在那里生活了將近20 年時間。

  當時是1949 年9 月,戰(zhàn)爭結束的那段時間里,日本整個社會經(jīng)濟都圍繞著軍隊運轉。剛開始時,AIG 的主要任務是滿足軍隊的保險需要。“這是一個令人著迷的時代。日本剛剛開始進行重建。沒有汽車制造廠,沒有電子行業(yè),他們甚至還沒有開始生產(chǎn)半導體收音機。出租車所使用的主要燃料是木炭。人們能夠搭乘的唯一交通工具是那些被美國駐軍廢棄的汽車。日本人把美國人認為完全報廢的那些東西重新拼湊起來?!?br>
  美國國際保險公司并不滿足于僅僅向美國士兵提供保險服務,他們想要進軍日本市場。最終,經(jīng)過多年的努力,公司終于從汽車保險業(yè)撕開了一個突破口。在那段里,根據(jù)日本政府的規(guī)定,一旦汽車出現(xiàn)任何意外,汽車的主人必須承擔25% 的損失?!爱敃r的日本公司并沒有設立專門的理賠部門,”弗里曼回憶,“所以比如說撞了人之后,司機就會跳下汽車,親自跟受害人進行談判?!?br>
  “跟別的地方的人一樣,日本人也想讓其他人來替他們進行談判,所以我們就為他們提供了這種服務。我們后來成為日本最受歡迎的汽車保險公司,而且很快就受到了其他公司的競相模仿。如今這些模仿者已經(jīng)在汽車保險業(yè)務上超過了我們。但從一般保險業(yè)務上來說,我們?nèi)匀皇钱數(shù)刈畲蟮囊患彝鈬kU公司?!?br>
  1970 年小弗里曼回到美國的時候,首先擔任了負責公司遠東事務的工作;后來又接管了大約占到了公司全部業(yè)務的40% 海外運營。后來他成為美國國際保險公司的總裁,成為AIG 的董事和高級資深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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