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巨額信貸和債務泡沫已經造就了一個錯位和失衡的經濟，因此，沒有痛苦的變革，就永遠也不可能有持續(xù)性的復蘇。盲目的樂觀主義已經讓我們深受其害，當樂觀主義的泡沫破滅之時，即使是那些所謂的專家，也沒有力氣去抨擊美元疲軟的觀點了。

    如果是在一個真正實現(xiàn)貨幣自由流通的體系里，美元恐怕早已經土崩瓦解了。只是因為亞洲國家的中央銀行大量購買美元，才延緩了這一不可阻擋的趨勢。中國一直采取以人民幣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這就迫使其他亞洲國家也采取這一外匯策略。這種做法同樣為美國制造了一個信用泡沫，扭曲了美國的經濟增長率。相比之下，歐洲中央銀行一直堅決反對貨幣干預政策。按照他們的觀點，人為的調整傾向于誘發(fā)信用過剩。也許這是對的，至少美國的情況就是一個佐證。

    而那些主張貨幣干預政策的人，從本質上說，就是人為控制美元價值的人，則忽視了貨幣升值帶來的收益效應。這種收益是雙重的：首先，它減少了我們的貿易赤字，使得我們比自己的貿易競爭對手更有競爭力。此外，它還會讓購買力產生良性增量。但是，我們在這里有必要作一個區(qū)分。在目前的體系中，美國的購買力完全建立在借款的基礎之上。而在一個以競爭性貿易合作為前提、美元具有較高價值的貨幣系統(tǒng)中，我們的購買力則是以真實的經濟力量為基礎的，而不僅僅是良好的信用。

    亞洲國家長期采用釘住美元的貨幣政策，最終必將導致美國和亞洲國家同時出現(xiàn)經濟危機，因為中央銀行需要同時滿足供給雙方的信貸需求和超額支出。因此，我們必須改變現(xiàn)有體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發(fā)揮競爭的作用，以真正的國際性貨幣政策取代區(qū)域性的貨幣干預政策。

    虛弱無力的美國經濟不會讓任何人感到意外。實際上，它只不過是所謂經濟復蘇帶來的直接結果，而這種經濟復蘇的本質就令人懷疑。越來越多的內在失衡已經讓美國經濟焦頭爛額：貿易赤字、聯(lián)邦預算赤字、個人債務、空前低水平的國民儲蓄率、資產的價格泡沫，當然，還有史無前例的高消費支出。如果把這些失衡放在任何一個其他國家的身上，恐怕這個國家早已經分崩離析了。但美元卻逃脫了厄運，其原因在于，亞洲國家的中央銀行為避免本幣升值，正在開始囤積美元。

    無論是美國還是中國，都在經歷信用膨脹，但兩者的性質卻迥然不同：在美國，超額信貸轉化為更高的資產價格，更重要的是，這些信貸最終形成了個人消費；而在亞洲，超額信貸則主要轉化為資本性投資和生產。因此，兩種經濟的最終結果當然是大相徑庭：美國人在借錢、花錢，而亞洲人卻在生產和創(chuàng)造。

    這種相輔相成的關系最終體現(xiàn)在貿易逆差上。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個日漸突出的問題卻沒有引起政府的重視，在美國的經濟政策或經濟分析中卻看不到絲毫反映。自1999年以來，貿易逆差占GDP的比例幾乎翻了三番，從21%增加到575%。相比之下，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決策者和經濟學家們還在擔心貿易赤字會損害美國的制造業(yè)。1985年9月，在美國財政部部長詹姆斯·貝克（JamesBaker）的倡導下，五國集團[7]的財政大臣同意采取聯(lián)合行動，大幅降低美元價值。

    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美國的決策者卻認為，貿易赤字有利于美國經濟及其金融市場。他們認為，廉價的進口商品將在遏制通貨膨脹方面發(fā)揮重要作用，并最終發(fā)揮限制高利率的作用。事實上，如果當時就采取提高利率水平的策略，就很可能會達到降低消費支出的效果。但是，如果不約束支出，貿易逆差注定會成為不可避免的結局。歸根到底，所有這一切的最終受害者將是美國的美元。

    戰(zhàn)后，無論在美國還是其他地區(qū)，一個包含通脹、高利率、貨幣緊縮、衰退和復蘇的經濟周期，已經成為普遍接受的經濟周期模式。然而，今天我們卻第一次背離了這個已經為事實驗證的結論。評論家也許會辯解，今天的美國正在經歷一個低通脹、低利率、漫長的強勢經濟增長期。這有什么不好呢？

    糟糕的是，我們事實上根本就沒有見到這個強勢增長期。美國的商業(yè)投資已經下滑到戰(zhàn)后的歷史新低，在近幾年里，甚至還不到GDP的2%。另一方面，金融性投資凈額卻高達GDP的78%。換句話說，與美國經濟中，與外國投資相對應的部分始終是居高不下的個人消費和公共消費，同時伴隨著低迷的儲蓄和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