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渭生1   陳正奇2

　?。?. 710061，陜西西安，陜西教育學(xué)院人文環(huán)境系；2. 710065，陜西西安，西安文理學(xué)院學(xué)報編輯部）

　　漠南地區(qū)（陰山內(nèi)外）的控制權(quán)，對于古代中原王朝的北疆安全，具有舉足輕重的地緣戰(zhàn)略價值。在唐朝前期，漠南之地幾經(jīng)得失。高宗末年與武周期間的漠南失控，是這一時期邊疆安全危機的重要方面。而漠南控制權(quán)的恢復(fù)、陰山防線的重建，則遲至中宗、玄宗時期。本文著重分析漠南失控及規(guī)復(fù)過程，檢討武周的政治、軍事策略之得失，并對當(dāng)時的邊疆局勢演變、邊防體制調(diào)整以及兵制變化，作概括述論，力求從這個側(cè)面，對武周朝政有客觀的認(rèn)識和評價。

　　一、漠南的地緣戰(zhàn)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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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中宗景龍二年（708）三月，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張仁愿奏請筑置三受降城于陰山之下的黃河北岸。此前，唐軍與后突厥阻河為界，河北岸有拂云堆神祠，突厥每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后渡河。當(dāng)時，后突厥默啜可汗重兵遠(yuǎn)征突騎施（西突厥強部），故仁愿奏請乘漠南空虛之機進兵奪取之，并于河北筑置三座軍城，東西相應(yīng)，阻絕其南寇之路。而太子太師唐休璟認(rèn)為：兩漢以來皆北守黃河，今筑城于寇境，恐勞民費功，終為虜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遂進兵奪取漠南，督軍急筑三城，六旬而成。（《元和郡縣圖志》卷四；《資治通鑒》卷二〇九）

　　張仁愿還在牛頭山（今大青山）、牟那山（今烏拉山）以北設(shè)置烽堠1800所；以左玉鈐衛(wèi)將軍論弓仁為朔方軍前鋒游奕使，戍諾真水（今陰山背面艾不蓋河）、草心山為邏衛(wèi)。（《新唐書》卷一一○《論弓仁傳》）這樣一來，唐軍向北拓地300余里。從此，后突厥不得南下陰山放牧，朔方無復(fù)寇擾，減少鎮(zhèn)兵數(shù)萬人。

　　總括上述，以筑置黃河北岸三受降城為標(biāo)志，唐朝又奪回了漠南（即陰山防線）的控制權(q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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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自然地理形要

　　自漢代起史籍有"漠南"、"漠北"之稱，其界限為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北部邊緣以及蒙古國南部的戈壁沙漠（磧）。"漠南"指黃河以北、蒙古高原大磧之南的中間地帶（即陰山山脈及其南北）。

　　陰山山脈綿亙于內(nèi)蒙古中部，西起河套之北，東與內(nèi)興安嶺相接，長約1200公里。其名稱隨地而易。大體以張家口一帶分為東、西兩段。西段即狹義的陰山，西端稱狼山、大部分稱大青山。在集寧市以東，山勢較低，海拔多在1000-1500米；集寧以西，山勢升高，海拔1800-2400米。陰山地貌的突出特點是南北極不對稱，北坡起伏和緩；南坡以1000多米的落差直降到河套平原。

　　陰山高峻而綿延，阻隔南北。其北面草原遼闊，歷來為游牧地區(qū)；其南面的河套地區(qū)農(nóng)牧兼宜，既有"風(fēng)吹草低見牛羊"的牧場，又有黃河水可以溉田。如定襄一區(qū)，南至黃河，北至白道川，向為漠南水草豐美地帶。

　　由于陰山之北的氣候寒燥，農(nóng)耕民族在此難以施展耕稼長技，故而中原王朝的北陲到達陰山就適可而止。而游牧族類據(jù)有陰山內(nèi)外，就可從容裝備，南下牧馬?！妒酚?middot;匈奴傳》載云："陰山東西千馀里，單于之苑囿也。……匈奴失陰山，過之未嘗不哭。"在陰山西端之外，是連綿的沙漠戈壁，一直延伸到西域。從經(jīng)濟上著眼，沙漠戈壁既不適宜農(nóng)耕也不便于游牧。但從軍事地理角度觀察，沙漠戈壁地區(qū)的荒涼不毛，人煙斷絕，與陰山山脈的阻隔交通，具有異曲同工之用。（史念?！吨袊鴼v史地理綱要》下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88-395頁）

　　2.穿越陰山的交通路線

　　自秦漢以迄隋唐，陰山與黃河天險，是中原王朝恃以鞏固京畿北面邊防的地形憑借；陰山內(nèi)外與黃河南面"河曲"之地農(nóng)牧兼宜的自然條件，又可減省內(nèi)地轉(zhuǎn)漕之勞。

　　案在冷兵器戰(zhàn)爭時代，一個地區(qū)的戰(zhàn)略價值，以其交通地位最顯重要。自秦漢以降，漠北游牧族類南下陰山，進入河套及其以南的主要縱谷（或隘口）通道，自西徂東，有狼山西段雞鹿塞（今內(nèi)蒙磴口西北哈隆格乃山口）、狼山中段高闕塞（今內(nèi)蒙烏拉特中旗西南石蘭計山口）、五原稒陽塞（唐代稱呼延谷。今內(nèi)蒙包頭西北昆獨侖河谷）、大青山白道谷（今內(nèi)蒙呼和浩特西北蜈蚣壩）。而中原王朝借助陰山內(nèi)外險要形勢的國防設(shè)施，莫要于長城、軍城和駐兵鎮(zhèn)防，以控制交通沖要。

　　上節(jié)所述之三座受降城，南迫黃河，"皆據(jù)津要"，北面皆與穿越陰山的縱谷通道相對應(yīng)。中城（今內(nèi)蒙包頭市西南）即筑于拂云堆神祠，東至東城（今內(nèi)蒙托克托縣南大黑河?xùn)|岸）300里，西至西城（今內(nèi)蒙杭錦旗北烏加河北岸）380里。西城"北至磧口三百里。磧口西（北）至回鶻牙帳一千五百里"。（《元和郡縣圖志》卷四）中城"正北如東八十里有呼延谷"，是入回鶻的行車道路；"又五百里至鸊鵜泉，又十里入磧"。（《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東城"北至磧口八百里"（《元和郡縣圖志》卷四）；陰山白道谷在其東北方向。

　　案上述"磧口"、"入磧"，是指穿越大漠的道路。由于大漠范圍廣闊，"入磧"的道路自然就有多條，皆以"磧口"相稱。

　　（三）太宗、高宗朝對大漠南北的經(jīng)略

　　控制隋末唐初，東突厥稱雄大漠南北，勢陵中原。李淵父子于太原起兵反隋時，曾向突厥稱臣納貢。唐高祖在位（618-626）時，突厥連年南下寇掠。最嚴(yán)重的是武德九年八月，突厥頡利可汗的10萬余騎兵長驅(qū)南進，直逼咸陽渭水便橋。剛即帝位的唐太宗被迫出府庫金帛，立城下之盟，換得突厥退兵北去。

　　這一時期，東突厥在漠南的主要活動區(qū)域，有"牙直五原之北"的頡利可汗故地；"帳部五萬，牙直靈州西北"的沙缽羅設(shè)阿史那蘇尼失故地；"牙直幽州之北，在東偏，管奚、霫等數(shù)十部"的突利可汗故地。（《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

　　貞觀三年（629）冬至次年四月，唐朝乘東突厥連年遭受雪災(zāi)、大旱，畜死民饑，內(nèi)部亂離之困厄，發(fā)10萬大軍，一舉破降其國，將漠南收入提封。突厥部落或北走薛延陀，或西走西域；南來降唐者有10余萬，被安置"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統(tǒng)其部眾"。（《舊唐書》卷一九四上《突厥傳》）同時，又置"寧朔大使"，由夏州都督竇靜兼任，統(tǒng)轄散居在河南（今鄂爾多斯高原）與漠南的突厥降戶部落。（《舊唐書》卷六四《竇威傳附竇靜傳》）貞觀九年（635），竇靜病卒，由蕭嗣業(yè)繼任"寧朔大使"。（《舊唐書》卷六三《蕭嗣業(yè)傳》）

　　貞觀十三年（639），唐朝遣令居于河南的突厥降戶北渡，返回漠南故地。是年三月，仍"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十五年（691），新冊封的突厥可汗阿史那思摩（賜姓李）率其部眾10萬余人，勝兵4萬和馬9萬匹北渡，建牙于故定襄城（今內(nèi)蒙和林格爾西北）。

　　貞觀二十年（646）六月，唐軍又殄滅繼東突厥而稱雄漠北的薛延陀汗國。次年正月，唐朝以漠北敕勒、回紇等13部落分置羈縻府州；四月，于狼山南麓的古單于臺（今內(nèi)蒙烏拉特中旗西南）置燕然都護府，統(tǒng)轄漠北6府7州，以導(dǎo)賓貢。（《唐會要》卷七三《安北都護府》）至此，漠北亦歸屬李唐帝國封疆。

　　高宗永徽元年（650），于漠北郁都軍山（今蒙古國杭受山）設(shè)置瀚海都護府，以統(tǒng)突厥諸部羈縻府州。當(dāng)時，大漠南北的突厥部落悉屬瀚海府，敕勒部落悉屬燕然府，劃分標(biāo)準(zhǔn)專問部落而不問地域，遂致瀚海府跨有大漠南北，而燕然府治所在漠南，所統(tǒng)羈縻府州卻在漠北。（譚其驤《長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4-265頁）

　　龍朔三年（663）二月，唐朝將燕然府移治漠北回紇本部，更名為瀚海都護府（今蒙古國哈爾和林西北）；將原漠北瀚海府遷至陰山之南的云中故城（今內(nèi)蒙和林格爾西北），更名為云中都護府。兩都護府以大漠為界，分統(tǒng)南北。而瀚海府轉(zhuǎn)徙漠北，是因為敕勒九姓時叛時服，漠北局勢動蕩不穩(wěn)，必須就近經(jīng)營之。（《唐會要》卷七三《安北都護府》）

　　麟德元年（664），云中都護府更名為單于大都護府?？傉露辏?69），瀚海府更名為安北大都護府。自從永徽初年起，關(guān)內(nèi)道北部即漠南地區(qū)相對穩(wěn)定30余年，邊防無大警。

　　二、漠南失控與北疆?dāng)_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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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高宗調(diào)露元年（679）十月，單于大都護府管內(nèi)突厥降戶阿史德溫傅、阿史德奉職兩部率先起事暴動，擁立阿史那泥熟匐為可汗，突厥24州首領(lǐng)群起響應(yīng)，眾至數(shù)十萬，長安震驚。單于府長史蕭嗣業(yè)統(tǒng)兵鎮(zhèn)壓，先勝后敗。突厥大暴動蔓延于關(guān)內(nèi)、河?xùn)|、河北道北部，熾盛一時。唐朝復(fù)以大將裴行儉節(jié)度30萬大軍征討，至永隆二年（651）閏七月，才暫時平息了暴動。

　　永淳元年（682），突厥叛亂余黨阿史那骨咄祿、阿史德元珍（暾欲谷）等聚眾復(fù)起，骨咄祿自號頡跌利施可汗（史稱后突厥），建牙于陰山北面的黑沙城（今內(nèi)蒙白云鄂博西北），招集亡散，出掠九姓敕勒部落的馬匹，勢力逐漸壯大，有眾數(shù)萬人。而唐朝在漠南的"羈縻"統(tǒng)治秩序，歷經(jīng)4年動亂，已經(jīng)癱瘓，單于大都護府徒具空名，遂于垂拱二年（686）改為鎮(zhèn)守使。（《唐會要》卷七三《單于都護府》）

　　后突厥復(fù)國之初的處境頗為困難：南有李唐帝國，東有奚、契丹和三十姓韃靼，北面與西北有九姓敕勒、骨利干及黠戛斯等部族，皆是突厥的宿敵。骨咄祿可汗（682-691）的謀臣暾欲谷獻計：南擾唐朝，東擊契丹，北征九姓敕勒，占領(lǐng)郁都軍山。骨咄祿輾轉(zhuǎn)戰(zhàn)斗，先后用兵47次。可見其復(fù)國歷程之艱苦卓絕。（芮傳明《古突厥碑銘研究》所附《闕特勤碑》、《苾伽可汗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自高宗永淳元年（682）至武太后垂拱三年（687），后突厥侵?jǐn)_唐朝北疆達10余次，其中較大的戰(zhàn)績?nèi)缦?。?）弘道元年（683）三月，骨咄祿圍攻單于府，擒殺司馬張行師。五月，寇蔚州（今山西靈丘），殺刺史李思儉；又犯豐州，唐朝都督崔智辯兵敗被擒。（2）垂拱元年（685）四月，后突厥進犯代州（今山西代縣），唐陽曲道行軍總管淳于處平引兵援救，敗于忻州（今山西忻州市），死者5000余人。（3）垂拱三年（687）十一月，唐將爨寶璧貪功求勝，率精兵1.3萬出塞2000余里，追擊后突厥，因輕敵而全軍敗沒。

　　骨咄祿的重大勝利是擊破漠北九姓敕勒，還牙郁都軍山。而親唐的回紇、契苾、思結(jié)和渾部落被迫轉(zhuǎn)戰(zhàn)南徙，進入隴右道的甘、涼州之間。安北都護府也于垂拱三年（687）南遷到甘州（今甘肅張掖）北面的大同城（今內(nèi)蒙額濟納旗東南）。至此，唐朝在大漠南北的"羈縻"統(tǒng)治秩序完全崩解，代之以后突厥稱雄的新局面。

　　（二）默啜乘間強索漠南之地

　　武周天授二年（691），后突厥骨咄祿可汗去世，其弟默啜可汗繼位，對武周采取軍事侵寇與"和親"欺騙交替使用的策略，頻頻得手。

　　萬歲通天元年（696）五月，東北邊疆的契丹首領(lǐng)李盡忠、孫萬榮起兵反唐，攻陷營州（今遼寧朝陽），殺都督趙文翙。官軍幾次重兵進討，卻連遭大敗。

　　是年九月，后突厥侵寇涼州（今甘肅武威），生擒都督許欽明。十月，默啜向武周請降并愿助討契丹，遂乘間襲擊，俘獲契丹酋長妻子并輜重。

　　神功元年（697）三月，默啜向武周索求單于府之地、河曲六州降戶并谷種、繒帛等物資。武曌初不允許，默啜遂拘留使臣田歸道，并揚言奉唐伐周。迫于契丹反叛之困，又懼默啜兵勢強盛，武曌最終妥協(xié)退讓，盡驅(qū)六州降戶數(shù)千帳及谷種4萬斛、雜彩5萬段、農(nóng)器3000件和鐵4萬斤與之，并許其"和親"之請。（《資治通鑒》卷二○六）作為交換條件，默啜于六月再次襲破契丹，大肆擄掠而歸。由此，契丹、奚和霫等"東胡"部族歸降后突厥，受其征役，默啜因而兵勢漸盛。（《通典》卷一九八《邊防十四·突厥中》）

　　圣歷元年（698）八月，默啜大舉入侵河北道媯、檀、定、趙等州，破城20余座，擄掠男女?dāng)?shù)萬人而去。當(dāng)時河北積年豐稔，人畜被野，故默啜興師入寇，大肆搶掠。"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jù)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甚有輕中國之心。"（《資治通鑒》卷二○六）其國勢與唐初東突厥頡利可汗（620-630）時略等。史稱"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資治通鑒》卷二一一玄宗開元四年十二月條）

　　三、武周規(guī)復(fù)漠南策略措置之檢討

　　從空間上看，骨咄祿起事之初（682），僅據(jù)有漠南一隅（如總材山、黑沙城）為基地，力量弱小，且四面受敵，處境極為險惡。及至默啜可汗（691-716）稱雄之時，其南侵戰(zhàn)線東自幽州，西逾涼州，極為廣闊。案后突厥南侵之目的，不在土地和政權(quán)，而是財貨、牲畜和人口，所以關(guān)內(nèi)、河?xùn)|、河北道北部的州縣百姓，備受其害。

　　從時間上看，自突厥降戶大暴動到默啜可汗身死，歷時38年。在唐朝方面，自上元二年（675）春高宗因"風(fēng)疹不能聽朝"，到中宗復(fù)辟（705）的31年間，正是"政事皆決于天后"與其改唐為周時期。一般而論，武后統(tǒng)治時期，國家尚比較富強，何以對后突厥、東北"兩蕃"（奚、契丹）的侵?jǐn)_竟無良策呢？以下試作分析檢討。

　　（一）政治策略上的庸暗荒唐

　　1.闇于全局，血腥殺降

　　永隆二年（681）閏七月，裴行儉盡平突厥暴動余黨，振旅凱旋，獻俘京師。十月，降酋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溫傅等54人被處斬于都市。初，行儉許諾伏念等以不死，故降。而宰相裴炎忌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為副將張虔勗、程務(wù)挺所逼，又回紇等自磧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儉嘆曰："渾、濬爭功，古今所恥，但恐殺降，無復(fù)來者。"因稱疾不出。（《舊唐書》卷五《高宗紀(jì)下》，《資治通鑒》卷202）

　　這種血腥的殺降之舉，雖然一時泄憤快志，但卻后果惡劣，不僅損害了裴行儉以戰(zhàn)、撫相兼所取得的平叛成果，而且把突厥降戶推向了絕地求生、誓死復(fù)國的境地。

　　因為，此前在隴右與吐蕃的戰(zhàn)爭中，唐軍已遭兩次慘敗--咸亨元年（670）薛仁貴以10萬大軍敗于大非川（今青海共和西南）、儀鳳三年（678）李敬玄等以18萬大軍再敗于青海之上，邊疆軍事形勢之惡化已開其端。而突厥降戶又繼踵起事暴動，絕非偶然事變。所以，必須從宏觀長遠(yuǎn)的戰(zhàn)略全局來斟酌處置，不可等閑視之。再與唐太宗貞觀初年破滅東突厥之后，處置其10余萬降眾的策略方法相比，如此"近視"的殺降之舉，可謂幼稚昏庸。

　　2.妄想天意，詛咒求勝

　　武曌虛榮任情，好大喜功，但卻無奈其治能平庸，敗政迭出。在其臨朝和"革命"期間，邊疆戰(zhàn)事連綿不斷，而敗仗多有，喪師辱國，使得這位"圣母神皇"不能"如意"，難得"證圣"。于是，在其迷信天意鬼神的思想指導(dǎo)下，"詛咒"敵寇便成為求勝的重要法寶。

　　雖然，不能苛求千余年前的武曌是唯物論者，但其妄想天意的種種作為，堪稱登峰造極。而此類自欺欺人，成事不足，敗事有余，有如兒戲的做法，就是當(dāng)日鄭重肅然的國家政務(wù)。
垂拱三年（687），中郎將爨寶璧輕敵出塞，致使1.3萬精兵敗沒。武太后怒斬寶璧，同時改后突厥可汗骨咄祿之名為"不卒祿"。

　　對于萬歲通天元年（696）五月的契丹叛亂，亦是如此，在命將進討的同時，改契丹首領(lǐng)李盡忠之名為"李盡滅"、改孫萬榮為"孫萬斬"。

　　頗具嘲諷意味的是，默啜的狡黠無常與武曌的喜怒無常，適成對比。天冊萬歲元年（695）十月，默啜請降，武曌大喜，冊授其"左衛(wèi)大將軍、歸國公"。次年秋，默啜請求"和親"并愿助討契丹，又授其"遷善可汗"；十月，默啜乘間襲破契丹，又進冊其為"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不料，圣歷元年（698）秋，羽翼始豐的默啜竟然移書歷數(shù)武周"五罪"，大舉侵寇河北地區(qū)。武曌在征調(diào)40余萬大軍討伐的同時，怒改默啜之號為"斬啜"。

　　有了武曌的倡導(dǎo)表率，將相大臣中更不乏此類人物。如出征吐蕃的宰相韋待價，在軍中上表祝賀女皇將行拜洛典禮。（《全唐文》卷二四三李嶠《為韋右相賀拜洛表》）大將王孝杰征討契丹，偶捉一只"金睛白鼠"，竟以為是"賊降之征"；而統(tǒng)帥武攸宜更因此上表稱慶。不料，結(jié)果卻是王孝杰輕敵敗死。（《全唐文》卷二○九陳子昂《奏白鼠表》；《資治通鑒》卷206神功元年（697）三月條）如此迷信低能，妄想"坐聽凱歌"的將領(lǐng)，豈能勝戰(zhàn)！以此荒唐事由來鼓舞軍心，激勵士氣，又豈能臨敵勇戰(zhàn)！而一旦敗績鑄成，渙散怯敵情緒便會蔓延軍中，造成兵敗如山倒之連鎖后果。

　　試想當(dāng)時社會，在武太后妄想天意，迷信"符瑞"，祭祀江河，改易山名，累加尊號，頻繁改元，造神愚民的政教氛圍之下；在告密與酷吏橫行，阿諛與濫賞成風(fēng)，制度敗壞，佞佛靡費，慘毒恐怖的政情籠罩之下，崇重祖宗之法和綱常倫理的普通臣民，對待由"包藏禍心，窺竊神器"，進而"女處陽位，反易剛?cè)?quot;的武周女皇，會抱何樣態(tài)度？下文僅舉一事，借窺當(dāng)時民情心態(tài)。

　　圣歷元年（698）九月，武曌復(fù)立其子李顯（即中宗）為皇太子，大赦天下；繼而命皇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后突厥。此前，募人月余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帥，應(yīng)募者云集，未幾，數(shù)盈五萬。（《資治通鑒》卷二○六）這說明視武周為"偽朝"者，乃是當(dāng)時民心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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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冤殺大將，自壞長城

　　武曌乃權(quán)欲熏心、性情酷虐之人，她執(zhí)掌國柄，威權(quán)獨任，重用酷吏濫殺政治上的反對派，不惜舉國事以為之殉。武周政治的黑暗殘暴，乃是備受詬病的一段歷史。

　　光宅元年（684）十一月，宰相裴炎因反對武后臨朝，諫言歸政皇帝（睿宗），遭誣陷被殺。十二月，左武衛(wèi)大將軍程務(wù)挺因受牽連被殺；夏州都督王方翼亦受牽累被遠(yuǎn)流崖州（今海南瓊山）而死。史載后突厥"聞務(wù)挺死，所在宴歡相慶；又為務(wù)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資治通鑒》卷二○三）

　　還有大將軍李孝逸（唐宗室）遭武承嗣誣構(gòu)，遠(yuǎn)流儋州（今海南儋州西北）而死（《資治通鑒》卷二○四垂拱三年[687]十月）；右武衛(wèi)大將軍黑齒常之、左玉鈐衛(wèi)大將軍張虔勖、左衛(wèi)將軍李安靜、左衛(wèi)大將軍泉獻誠等，先后被希旨行事的酷吏來俊臣、周興誣以謀反而被殺。（《舊唐書》卷一○九《黑齒常之傳》、卷186上《來俊臣傳》）

　　在武曌掌權(quán)之后，朝中已無李靖、李勣那樣的一流統(tǒng)帥人才。相比之下，裴行儉可算二流之才；薛仁貴、程務(wù)挺、張虔勖、王孝杰、黑齒常之等輩更下一流。而婁師德、魏元忠、唐休璟、狄仁杰等，皆守土持重之臣，并非武勇與謀略兼?zhèn)涞娜诉x。至于韋待價，更是庸常無能之輩。

　　案縱覽全局，審時度勢，籌劃長策，部署邊防，正是武曌的拙項。當(dāng)此用人之際，任情濫殺大將，正所謂自壞長城！

　　2.任用非才，貽誤軍國

　　武曌的敗德弊政之一，就是縱容、重用諸武侄輩與其男寵，任之為非作歹，貽誤軍國。

　　武曌的男寵之一僧懷義（本名馮小寶），本洛陽市中商販，以魁偉孔武的美男子而得幸，授職左威衛(wèi)大將軍。永昌元年（689）五月、九月，兩次以僧懷義為行軍大總管，將兵20萬以討突厥，但無功而返。（《資治通鑒》卷二○四）載初元年（694）春，又以僧懷義率18將軍討伐突厥，而宰相李昭德、蘇味道為其下屬，但未行而敵退。（《資治通鑒》卷二○五）

　　神功元年（697）春，以右武衛(wèi)大將軍武攸宜為行軍大總管征討契丹，行至漁陽（今天津薊縣），聞報前軍王孝杰等敗沒，便不敢進兵。（《資治通鑒》卷二○六）致使契丹乘勝進寇幽州（今北京西南），攻陷城邑，剽掠居民。是年五月，又以右金吾大將軍武懿宗為行軍大總管出討契丹；六月，行至趙州（今河北趙縣），風(fēng)聞契丹騎兵將寇冀州（今河北冀縣），竟恐懼南遁至相州（今河南安陽），委棄軍資器仗甚眾。而契丹遂屠趙州。武懿宗臨敵怯懦，但卻對民殘忍，濫殺被契丹脅迫的百姓，竟至"生刳取其膽，后行刑"，還奏請盡誅河北被迫從賊的百姓。（《資治通鑒》卷二○六）

　　"萬里折沖，在于擇將。"而僧懷義乃市井混兒，諸武侄輩屬裙帶紈绔，皆是"不知邊塞盈虛，不曉山川險易"的庸常之輩，豈能當(dāng)大將之任！由此可見武曌在用人上的任情拙劣一面。

　　還應(yīng)提及的是長安二年（702）創(chuàng)設(shè)"武舉"，考試項目主要是武藝及體能，以補救基層軍將之缺乏。這無疑是女皇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然恨其時晚矣。

　　3.消極退讓，漠北亦失

　　弘道元年（683），高宗駕崩后，有陳子昂疏論邊疆形勢云："燕、代逼匈奴（指后突厥）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全唐文》卷二一二《諫靈駕入京書》）及至萬歲通天元年（696），突厥侵寇未平，而契丹叛離又起，武周處于三面被敵的防御態(tài)勢。雖然契丹之亂得默啜助力而平息，但奚、契丹遂盡降于后突厥。

　　當(dāng)弘道元年（683）五月后突厥侵寇河?xùn)|道北部蔚州（今山西靈石），殺刺史李思儉，又于關(guān)內(nèi)道北部朝那山生擒豐州都督崔智辯后，朝議欲廢豐州，遷其百姓于靈、夏州。賴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固爭，廢議乃止。（《資治通鑒》卷二○三）

　　神功元年（697），默啜以助討契丹為條件，向武周索得河曲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谷種、農(nóng)器等物質(zhì)，標(biāo)志著武周正式放棄了漠南之地。如此"借寇兵資盜糧"，既助長了后突厥的實力，又使得邊備的弱點暴露，北疆?dāng)_攘進而加劇。

　　再回顧裴行儉平息突厥暴動時的情形：唐朝大軍自南而北掩擊，漠北回紇等部由北向南進逼，遂致阿史那伏念窮途請降。而骨咄祿等聚眾復(fù)起之初，仍以漠南為基地，但唐軍采取的基本策略卻是防御反擊，并未窮追猛討，徹底降服而后已。其結(jié)果是"放虎歸山"，骨咄祿得以重返漠北，分化瓦解敕勒諸部，擊敗回紇等親唐部落。

　　案返回漠北建牙，是骨咄祿圖謀發(fā)展的必由之路。從此，唐軍再行征討，已是鞭長難及了。

　　垂拱三年（687），安北都護府被迫南徙于隴右道境內(nèi)，是唐朝喪失漠北羈縻控制權(quán)的時間界標(biāo)。從戰(zhàn)略上觀察，南北夾擊，翦滅后突厥的機遇亦從此喪失。一方面是后突厥獲得了發(fā)展壯大的廣闊地理空間，一方面是李唐、武周北疆安全危機的加深與持續(xù)，遂成一時難易之定局。

　　4.邊防措置與體制調(diào)整之遲緩

　　從唐高宗、武后時期的邊疆軍事地緣戰(zhàn)略格局來看，突厥、契丹與吐蕃等游牧族類正在逐漸強大。而游牧族類天然具有騎兵優(yōu)勢，且風(fēng)俗尚武。游牧騎兵快捷機動，避實擊虛，進則擄掠，退則遠(yuǎn)遁，致使唐朝邊軍不勝備御。而在唐軍方面，是以步兵為主，兵數(shù)雖多但難稱精勁。

　　調(diào)露中裴行儉掛帥征討突厥降戶暴動，節(jié)制兵力達30萬眾。圣歷元年默啜大舉寇掠河北時，命武重規(guī)將兵30萬迎擊，又以閻敬容等將兵15萬為后援。兵力之盛，創(chuàng)李唐開國以來最高記錄。然而，倉促命將征兵，行動遲緩，州縣官員又多畏死怯戰(zhàn)，不敢追躡。

　　尤其是契丹叛亂，其兵力不過數(shù)萬，時間亦不滿兩年，而影響重大，邊防第一線的重鎮(zhèn)營州失陷，第二線重鎮(zhèn)幽州情勢危急。契丹騎兵破城殺吏，屠民掠貨，所向披靡。朝廷三次興師，其中以武懿宗統(tǒng)兵20萬為最多，卻兩次遭到全軍敗沒--大將曹仁師、張玄遇等28將之兵、大將王孝杰所統(tǒng)17萬之兵。更令武周君臣顏面無光的是，最后竟賴默啜的乘間漁利襲擊契丹、以及奚與契丹攜貳，才勉強平息事變。

　　案高宗、武后之時，邊州鎮(zhèn)防機構(gòu)都督府所統(tǒng)兵力較弱，一遇"騎寇"大舉入侵，常難以自保。而朝廷臨戰(zhàn)命將，征調(diào)府兵，組成"行軍"（野戰(zhàn)部隊）的時間效率不高，速度效率又低，等到大軍行至邊地，敵寇已退，戰(zhàn)機已失。

　　唐初以來的兵制為府兵，應(yīng)付邊疆大戰(zhàn)的臨時性"行軍"，常由府兵和"蕃兵"（羈縻府州部落兵）組成。（《新唐書·兵志》云："若四方有事，則命將出征，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命將"指"行軍大總管，置于所征之道，以督軍事"。）但自高宗后期以降，府兵制度已經(jīng)弛廢敗壞，這就是在征討突厥、契丹以及吐蕃的戰(zhàn)爭中，動輒征調(diào)10萬乃至40余萬兵力，而仍然連吃敗仗的緣故。（案府兵制弛壞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兵農(nóng)合一"，府兵"舍家從役"，有妻兒老小，田疇耕稼等"顧后之慮"，故其久戍邊地則思戀鄉(xiāng)土，自然難保堅強持久的戰(zhàn)斗力。而"行軍"由若干軍府之府兵組成，故兵將不屬，且"行軍"時間短又邊地不熟，亦影響其戰(zhàn)斗力。參黃永年《文史探微·唐代河北藩鎮(zhèn)與奚契丹》，中華書局，2000年）所以，改革兵制并調(diào)整邊防體制，就成為當(dāng)時的燃眉急務(wù)。

　　神功元年（697），新任宰相狄仁杰提出：充實邊鎮(zhèn)，以逸待勞。（《舊唐書》卷八九《狄仁杰傳》。"華人步卒利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杜險而守，沖以長戟，臨以強弩，是中原王朝傳統(tǒng)的邊防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而借助陰山天險形勢的國防設(shè)施，莫要于長城和駐兵屯戍。）這是府兵制度弛壞之后的一種可行之策。而充實邊鎮(zhèn)，一是要解決兵源問題，二是要增置邊防軍城。

　　如何解決兵源問題？萬歲通天元年（696）、圣歷二年（699），令河北、河南靠近邊境州縣置武騎團兵（每150戶出兵15人，馬1匹，不離鄉(xiāng)土），以備后突厥，就是當(dāng)時的一項新措置。（《唐會要》卷七八《諸使雜錄上》）還有一種方式，就是招募"猛士"等到邊鎮(zhèn)戍防，早在高宗時就使用過。但發(fā)展到在邊地直接招募"健兒長任邊軍"，則要遲至玄宗即位前后，成為固定制度是在開元二十五年（737）。（《大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條，《冊府元龜》卷124《修武備》）

　　增置邊防軍城，駐兵屯戍的情況又如何？下文先將高宗、武后時期在北方邊疆地帶設(shè)置的10余處軍城列為簡表，以便觀覽。（以《通典》卷一一二《州郡二》所載為主，參以《元和郡縣圖志》兩《唐書》及《資治通鑒》等）案由于史載缺略，已難知當(dāng)年詳情，只能從中窺其概況。

高宗、武后時期北方邊疆增置軍城簡表

道 名	軍 城 名 （地 點）	設(shè) 置 時 間 （公元紀(jì)年）	兵 馬 數(shù)
河 東 道	云中守捉 （單于府東南）	高宗調(diào)露二年 （680）	兵7700人 馬1200匹
	大同軍 （代州北）	高宗調(diào)露二年 （680）	兵9500人 馬5500匹
	天兵軍 （大原府）	武周圣歷二年 （699）	兵2萬人 馬5500匹
	苛嵐軍 （嵐州北）	武周長安中三年 （703）	兵1000人
關(guān) 內(nèi) 道	單于府 （勝州黃河北）	高宗永徽元年 （650）	兵9000人 馬1600匹
	豐安軍 （靈州西）	武周萬歲通天元年 （696）	兵8000人 馬1300匹
河 北 道	安東府	高宗總章二年 （668）	兵8000人 馬700匹
	清夷軍 （媯州）	武后垂拱中 （685–688）	兵1萬人 馬300匹
	威武軍 （檀州）	武周萬歲通天二年 （697）	兵1萬人 馬300匹
隴 右 道	河源軍 （鄯州西）	高宗儀鳳二年（677）	兵1.4萬人 馬650匹
	莫門軍 （洮州）	高宗儀鳳二年 （677）	兵5500人 馬100匹
	積石軍 （廓州西）	高宗儀鳳二年 （677）	兵7000人 馬100匹
	建康軍 （甘州西）	武周證圣元年 （695）	兵5300人 馬500匹
	新泉軍 （會州西北）	武周大足元年 （701）	兵1000人 （7000人）
	瀚海軍 （北庭府）	武周長安二年 （702）	兵1.2萬人 馬4200匹

　　案據(jù)唐史所載，盛唐時期邊疆十節(jié)度使司統(tǒng)轄的軍城、守捉及邊州等駐兵屯防之地（不包括級別較低的鎮(zhèn)、戍），多達90余處，其設(shè)置時間可知者60余處。其中高祖、太宗時有7處，高宗、武后時期有上述15處，中宗朝有5處，玄宗朝多達33處。正所謂"重整山河待后生"！

　　四、余敘

　　中宗復(fù)位后的神龍二年（706）十二月，默啜侵寇靈州鳴沙縣，唐軍大總管沙吒忠義統(tǒng)8萬兵拒戰(zhàn)，敗績，損失3萬人。默啜屠鳴沙，進擾原、會等州，搶掠隴右官牧馬匹萬余而去。（《舊唐書》卷七《中宗本紀(jì)》）這是對后突厥作戰(zhàn)以來最大的慘敗。

　　景龍二年（708），張仁愿奪回漠南，筑置三受降城，"堅城雄防，捍蔽三輔"。睿宗景云二年（711）七月，朔方大總管解琬考按三城戍兵，奏減10萬人。（《通鑒》卷二一○）自筑三受降城到開元四年（716）默啜可汗身亡的8年間，后突厥侵犯唐境只有一次，即開元二年（714）二月侵犯北庭，但遭慘敗。在開元年間，后突厥的對外戰(zhàn)爭，主要是征討奚、契丹和西突厥諸部。

　　開元六年（718），后突厥向唐請和。開元十五年（727），唐朝許其所請，于西受降城開"互市"。開元末年，后突厥汗廷內(nèi)亂不息，拔悉密、葛邏祿與回紇三部乘機獨立。至天寶四年（745），回紇攻殺其白眉可汗，后突厥國滅。"于是北邊晏然，烽燧無警矣。"（《通鑒》卷二一五天寶四載[745]正月）

　　案要抵御強敵侵寇，首先要內(nèi)部團結(jié)，同仇敵愾，安定社會，發(fā)展經(jīng)濟，此乃任何外敵都難以屈服的勝利之本。然而，武周時期的政治氣象，卻是與此相悖。高宗駕崩（683）之后，武太后專決朝政，繼以革唐為周，宮廷權(quán)爭，骨肉相殘；任用唯親，順昌逆亡，致使國力虛耗，人心渙散，直接影響到了對突厥降戶叛離復(fù)國的軍事征討和政治撫輯。

　　正是在唐朝政局陵替，內(nèi)耗外疲期間，久蓄"異志"的突厥貴族骨咄祿得以據(jù)漠南為基地，轉(zhuǎn)戰(zhàn)圖存，羽翼漸豐的。倘若沒有這一"地理空間"，其聚眾再起便無"立足條件"，也就沒有其奮斗復(fù)國的"空間過程"。抑或是女皇君臣對漠南的地緣戰(zhàn)略價值闇于認(rèn)識而掉以輕心，抑或是武周政權(quán)因為內(nèi)傷外困，眼看著新敵崛起而無力遏止。從客觀的歷史過程觀察分析，應(yīng)是這兩方面因素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