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潤坤(710068，陜西西安市，陜西廣播電視大學文經教學部)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經過一系列明爭暗斗，昭儀武氏終于擊敗了對手王皇后，促使高宗廢黜王皇后而立自己為皇后。圍繞這件事，高宗和執(zhí)政大臣之間發(fā)生了嚴重的分歧，一些大臣懼禍不言，兩位顧命大臣太尉長孫無忌、尚書右仆射褚遂良堅決反對，但曾深受太宗信任的司空李勣卻和他們背道而馳。高宗召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及尚書左仆射于志寧入內殿公議此事，與褚遂良、長孫無忌發(fā)生沖突，于志寧不敢言，李勣卻在召見前稱病請假。事后高宗問李勣："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zhí)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李勣回答道："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資治通鑒》卷一九九，唐高宗永徽六年。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291頁）中國封建社會是家天下的家族統(tǒng)治，皇后的地位與尊榮僅次于皇帝，故廢立皇后事關國家大局，是國家大事，執(zhí)政宰相都有發(fā)言權，特別是顧命大臣的意見更具有重要作用。李勣所言，顯然與封建王朝的禮制相悖，實則是變相表明自己支持廢立皇后，并給高宗強行廢立皇后制造借口。得到位居三公的李勣的支持，高宗遂堅定了決心，置兩位顧命大臣的意見于不顧，毅然將廢立皇后的事付諸實踐。

　　李勣身為唐太宗所倚重的大臣，為何要與長孫無忌等顧命大臣唱對臺戲，極力支持武昭儀上臺呢？這并非事出偶然，而是有深刻的歷史原因與現實原因的。

　　首先，李勣雖為顧命大臣，但并未得到太宗的完全信任，必然與太宗寵臣長孫無忌和褚遂良也存在矛盾。太宗逝世之際，對太子說："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為仆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李勣時為同中書門下三品，即朝中的宰相，太宗隨即將他貶出京師，到1340里以外的疊州去當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資治通鑒》卷一九九，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第6266-6267頁）太宗對太子之囑托，暴露出對李勣猜疑之深，對之無故貶官，實暗藏殺機，若非李勣精明，識破太宗的為人和機關，猶豫觀望，不即刻赴外任，必遭太宗毒手，成為冤死鬼。當太宗托孤之時，貶官在外的李勣當然不能預聞。顧命大臣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前者是太宗皇后長孫氏的哥哥，被太宗長期委任為宰相，后者是太宗的寵臣，善于察言觀色，投太宗所好。同為貞觀老臣，李勣與兩位顧命大臣在貞觀末期的遭遇截然不同，李勣險遭不測之禍，二位顧命大臣穩(wěn)享尊榮。雖然高宗永徽年間李勣亦官高位顯，但是與長孫無忌他們的得官經歷本質不同。李勣既對太宗給自己所設圈套洞察秋毫，心中當然是極端反感，而對太宗信任的兩位顧命大臣也必有戒備，與長孫無忌兩人存在矛盾是毋庸置疑的。在皇后廢立問題上，長孫無忌他們以顧命大臣自居，動輒搬出太宗遺命來要挾高宗，這不僅令高宗反感，也正是李勣所憎惡的。因此，李勣支持高宗立武昭儀為皇后，必然沉重打擊了兩位顧命大臣，實則間接報復了太宗，出一口惡氣。

　　其次，高宗確實有恩于李勣，李勣此舉是對高宗報恩。太宗對李勣設圈套之時，高宗作為太子，不管其當時真實想法如何，都無力干預太宗的做法。后來李勣被重用，雖是太宗遺命，但是高宗對李勣確是傾力倚重和信任，對之有恩。貞觀時期高宗為晉王時，曾遙領并州大都督，李勣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勣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號為稱職"。（《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486頁）并州大都督和長史，既是長官和主要助手的關系，兩人必然有軍政事務方面的經常性交往。高宗被立為太子之時，李勣以太子詹事兼左衛(wèi)率，屬于東宮僚屬，不久又進位宰相。高宗即位當月，即召李勣為洛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會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是歲，冊拜尚書左仆射"?？梢姼咦趯嶋H是視李勣為心腹重臣的。"永徽元年，[李勣]抗表求解仆射，仍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知政事。四年，冊拜司空。初，貞觀中，太宗以勛庸特著，嘗圖其形于凌煙閣，至是，帝又命寫形焉，仍親為之序。"（《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第2487頁）由此可見，太宗死后短短幾年，李勣由邊州都督一躍而為首相，再登三公，高宗對之寵任有加?？梢哉f，李勣的高位顯爵來自高宗，當然要對高宗感恩圖報了。那么在高宗堅持要立武昭儀為皇后，而顧命大臣仗先帝遺命反對的關鍵時刻，李勣無疑要傾向、支持高宗的主張。

　　其三，廢立皇后也是當時統(tǒng)治集團內貴族與庶族權力斗爭的反映，李勣代表庶族利益，對代表貴族利益的長孫無忌和褚遂良發(fā)難。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反對廢王皇后，無非因為王皇后乃太宗所定，出身名門貴族，而武昭儀曾為太宗才人，出身低微，身份與王皇后不能相比，正位后宮屬于名不正言不順，故極力反對。這種反對理由也刺傷了同為庶族出身的李勣，故其雖不明言與之抗辯，卻采用釜底抽薪的策略，一言而使高宗斷然拋開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兩位出身貴族的顧命大臣，決定皇后廢立，事實上也沉重打擊了長孫無忌和褚遂良。

　　其四，當時武昭儀在朝中羽翼已豐，高宗基本已為其左右，其登上皇后寶座是大勢所趨，即使有若干阻力，但也僅是時間問題。李勣審時度勢，以其性格和一貫的處世原則，當然不會與武昭儀對立，以免給自己帶來麻煩。李勣一生經歷復雜，性格復雜，處世原則多變。李勣起初投瓦崗軍首領翟讓，獻奇謀而建大功，后來說服翟讓讓賢，奉李密為首領。唐朝建立之初，李密同割據東都的王世充勢力交戰(zhàn)不利，便入關歸順唐朝。這時，瓦崗軍控制的地盤"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勣并據之，未有所屬"。李勣對長史郭孝恪說："魏公（李密）既歸大唐，今此人眾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利主之敗，自為己功，以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總啟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唐高祖得知此事，夸獎李勣是"感德推功"的"純臣"，立即授予他黎陽總管、上柱國，萊國公，不久加受右武候大將軍，改封曹國公，把他由"徐"姓賜為國姓"李"氏。后來李密反叛，途中被鎮(zhèn)壓，李勣上表請收葬，高祖批準，李勣遂披麻戴孝，與舊僚吏將士將李密以禮安葬，"朝野義之"?？梢娎顒薏粌H明晰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而且目的明確，所采取的步驟皆合時宜，其心機縝密可見一斑。投唐之后又有插曲。河北竇建德攻打河南，李勣兵敗投降，其父被竇建德扣為人質。后來，李勣不顧其父，找了個機會"自拔歸京師"。（《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第2484頁）兵敗不死而降，其不忠于唐統(tǒng)治者是肯定的，但是卻保住了自己和富貴，并換取了竇建德的信任，可謂留住了青山，其當時并非沒有真心投靠竇建德以觀形勢之意。后來唐王朝與竇建德的興衰已分，李勣又決然叛竇建德而降唐，而且不顧父親的死活，這既對竇建德不忠，同時也是不孝。他事奉多主，皆獲重用，是其杰出的軍事才能和功績使然。但是其以自己的利益為基礎和核心，來選擇主人，并不忠于某一個政權或個人，為了自己利益，可以不顧大節(jié)，性格和立場多變，雖處亂世，其行為也不能免除非議，當然不能算作忠臣。這樣的人，要獲得統(tǒng)治者的完全相信是不可能的，太宗病重時對李勣的處置，正是反映了他對李勣為人的真實看法。對于李勣來說，可謂是咎由自取。王皇后才能平平，而武昭儀已鋒芒初露，表明其非等閑之輩，已經徹底地擊敗了王皇后的勢力，掌握了朝廷相當大的權力，故其登上皇后寶座之勢已難逆轉。當時執(zhí)政大臣為了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只能順其潮流。李勣久歷風云變幻的官場，對時局洞若觀火，為保住自己的官爵地位，也不想和不敢與武氏為敵，唯一的選擇是支持武則天上臺，這也是李勣支持高宗的主要原因。結果表明，固執(zhí)己見、恃太宗之勢反對武則天的帝舅長孫無忌不久即遭許敬宗誣陷，終致流配邊地，死于非命。褚遂良被貶為邊州都督、刺史，卒于官，其死后被"追削官爵，子孫流配愛州"。（《舊唐書》卷八○《褚遂良傳》，第2739頁）而李勣后充任封疆大吏，加太子太師，增食實封通前一千一百戶，死后陪葬昭陵，"光宅元年，詔勣配享高宗廟庭"。（《舊唐書》卷六七《李勣傳》，第2488頁）可見李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兩人，由于在武則天上臺時所持的態(tài)度不同，其下場遂有天壤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