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jié) 科舉干預政治引發(fā)的政治風波

　　政治是國家生活中最敏感、最殘酷的領域，革新與守舊，正義與邪惡，正直與腐朽，彼此水火不相容，激烈斗爭。科舉考試干預政治，難免引發(fā)政治風波，斗爭的勝負往往不是由參與者所代表的政治傾向所決定，而是取決于力量的對比。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制舉考試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這年開賢良方正科，唐文宗親自到場策試考生，所下問目檢討了國家存在的種種問題，要求考生"必當箴主之闕，辨政之疵"，明確提出對策，"何施斯革于前弊，何澤斯惠于下土，何修而理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考生劉蕡的對策洋洋灑灑五千言，警告國家已到了危急時刻，下場有四個方面："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降傾，海內(nèi)將亂。"這涉及宦官專權和藩鎮(zhèn)跋扈問題，特別是宦官專權，因為宦官掌握兵權，控制中樞政柄，凌駕在皇帝和朝廷官員之上，隨意廢黜、殺害皇帝，操縱天下大政，為所欲為。本文第二節(jié)的《關于實行什么軍事制度》子目中已作過一些介紹。此外，他具體分析道：其一，陛下"將明法度之端，則發(fā)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宦官是作過閹割手術的賤類），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近在身邊的宦官）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nèi)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nèi)，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宮室內(nèi)當門的小墻，比喻內(nèi)部），奸生帷幄，……此宮闈之所以將變也"。其二，"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宦官）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唐敬宗被宦官殺害），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唐文宗臨時被宦官拉出來當皇帝）。況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其三，"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其四，"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蛴胁贿_人臣之節(jié)，首亂者以安君為名，……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攻伐必自于諸侯，此海內(nèi)之所以將亂也。"同時，他對一系列具體問題分析了原因，提出了對策。舉一則為例，比如談到上下溝通問題，他認為應該正確認識國君與民眾的關系，選拔良吏，體恤民情，改善他們的處境。他說：

　　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茍百姓之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茍社稷之不重，則國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親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信于上者，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幸，分曹補署，建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大者統(tǒng)藩方，小者為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jié)，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敵。今海內(nèi)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yǎng)。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流于九泉。鬼神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貪，盜賊并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癘，繼之以兇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于秦，赤眉、黃巾不獨起于漢。故臣所以為陛下發(fā)憤扼腕，痛心泣血爾。如此則百姓有涂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故其然也。

　　這篇充滿火藥味的對策痛快淋漓，使得"士林感動"，"守道正人傳讀其文，至有相對垂泣者"。然而馮宿等三位考策官懾于宦官威勢，不敢錄取劉蕡，"物論喧然不平之"。諫官、御史等義憤填膺，打算向唐文宗提出論奏，但"執(zhí)政之臣從而弭之，以避黃門（宦官）之怨"。這一科考生一百余人，一共錄取了22人，其中一人說："劉蕡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顏矣。"（《舊唐書》卷190下《文苑下》）他要把所得官職讓給劉蕡，但沒能獲準。劉蕡從此不能在朝中做官。他雖然最終成了政治斗爭的犧牲品，但他的政治品格、斗爭魄力、負責精神和時政見解產(chǎn)生了張揚正氣、鞭撻腐朽的積極后果，極大地鼓舞著無數(shù)的同時代人。后來唐文宗兩度謀劃剪滅宦官，這次制舉考試所反映的民情應該為他的決策作了張本。

　　第五節(jié) 對該歷史現(xiàn)象的剖析

　　唐代所以能夠長時期地允許并鼓勵科舉考生無所忌諱地針砭時政，首先在于當時的專制主義集權政治還沒有發(fā)展到明清時期那樣的極端程度。唐代的皇帝們不管是否出于自愿，在表面上看來還是比較謙虛的。在各項詔令和策試問目中，皇帝自謙的說法比比皆是。如：唐太宗《令群臣直言詔》說："朕登躡宇內(nèi)，子育黔黎，恐一德之或虧，懼小瑕之有累，候忠良之獻替，想英俊之徽猷。"（《唐大詔令集》卷105《政事·求直言》）唐玄宗《處分朝集使敕》說："朕以薄德，祚膺寶位，……懔乎若涉春冰，如馭朽索，責在司牧，所賴分憂。"他總結自己執(zhí)政期間出現(xiàn)的種種社會問題，檢討道："豈朕之不明，而吏之無術"，"蓋朕之不德，而吏之無方，永言于茲，良增嘆息"。（《唐大詔令集》卷103《政事·按察上》）在《遣使河南河北道觀察利害詔》中，他把蝗蟲鬧災的責任攬到自己身上，說："朕甚懼焉，罪實在予。"（《唐大詔令集》卷104《政事·按察下》）唐肅宗《搜訪天下賢俊制》說："朕以薄質，嗣守大寶，……實賴公卿大夫弘我視聽。"（《唐大詔令集》卷103《政事·舉薦下》）唐德宗《建中元年試制舉人策問》說："朕臨御日淺，政理多闕，每期忠義切投藥石。"（《唐大詔令集》卷106《政事·制舉》）貞元元年（785）九月，唐德宗御宣政殿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子，問目說得更為具體懇切："朕祗膺累圣之業(yè)，猥居兆人之上，虔恭求厲，如恐失墜，憂濟庶務，夕惕晨興。唯求前王之典謨，朕乃是憲是則。……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險象叢生，危機四伏，"意者朕不明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也？……子大夫（本科考生）蘊蓄材器，通明古今，副我虛求，森然就列，裨朕之寡昧，拯時之艱災，畢志直書無所隱"。（《冊府元龜》卷644《貢舉部六·考試第二》）長慶元年（821）唐穆宗所下制科詔令更是明確說明"詳延修潔之士，庶得乎未聞，將以達天地之心，究俗化之變，研安危之慮，探理亂之言"。（《冊府元龜》卷644《貢舉部六·考試第二》）這次《策問》要求考生答卷"宜陳取舍之端，用彰真?zhèn)沃?，至于朝廷之闕，四方之弊，禮延而至，可得直陳"。（《唐大詔令集》卷106《政事·制舉》）可見這些最高統(tǒng)治者從來不以偉大、正確、高明自居，老是說自己德薄才寡，施政有失誤，罪責在自己，呼喚臣民匡正自己的"寡昧"，拯救"艱災"的時局?；实蹅冇辛诉@種虛懷若谷、海納百川的氣度（即便是裝出來的），科舉考生才敢于積極干預政治，大膽批評時弊，提出拯救危機的方案。

　　唐代皇帝們還往往在詔令和策問中主動擺出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號召官吏和考生提出對策，加以解決。比如剛剛提到的那份唐德宗策問，列舉險象叢生、危機四伏的現(xiàn)實狀況時說："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奸犯不息。五教猶郁，七臣未臻。鄉(xiāng)黨廢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土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今人靡蓋藏，國無廩積，……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而停廢之馀，所費猶廣。俟轉輸于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于關中則擾而無獲。節(jié)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冊府元龜》卷644《貢舉部六·考試第二》）皇帝焦灼不安、束手無策的樣子躍然紙上。我們在感受皇帝昏庸無能的同時，也發(fā)現(xiàn)了他們值得稱道的一面。他們沒有粉飾太平，沒有宣傳形勢一派大好，既沒有欺騙自己，也沒有欺騙社會。這便使他們有了正視現(xiàn)實的勇氣，和征集、接受意見的誠懇態(tài)度。這是唐代統(tǒng)治階級自強、自信的一種體現(xiàn)。問題不在于社會問題有多么嚴重，而在于是否有解決問題的誠意。一個年富力強的人也會害病，但他對于戰(zhàn)勝疾病充滿信心；而垂暮之年的老人有病卻忌諱別人談論，只希望聽到萬壽無疆之類的祝福。唐代處在封建盛世，與進入封建社會后期的明清時期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唐代統(tǒng)治者沒有清代統(tǒng)治者那種亡國、亡種、亡教的顧慮。這是時代使其然的。正是基于此，唐代統(tǒng)治階級相對而言比較開明，沒有明清統(tǒng)治階級那么專制、殘暴、虛弱和極端。

　　由于唐代皇帝們表現(xiàn)出謙虛的態(tài)度，科舉考試也就不可能把皇帝們的說法看作金科玉律，作為惟一的標準答案，強求考生們鸚鵡學舌，人云亦云。這便給考生們自主思索和自由表達留下了廣闊的空間，也給他們提供了免遭政治迫害的保障，不至于擔心自己的身家性命。在這個意義上說，唐代算不上是典型的專制時代。早在唐初，唐太宗就鼓勵臣子們進諫，以至于批評皇帝形成風氣，人們看到："南衙群臣面折廷諍，陛下常不舉首。"（《大唐新語》卷9《諛佞》）唐太宗還要求政府官員發(fā)表不同意見。當時皇帝詔令的出臺程序是：先由中書省的機要秘書中書舍人草擬初稿，他們?nèi)粢庖姴灰唬筛鲌?zhí)一端，簽名負責，稱為"五花判事"。然后由中書省審查修改，再由門下省把關駁正。唐太宗曾多次指示："中書所出詔敕，頗有意見不同，或兼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啟沃，勿上下雷同也。""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wěn)便，皆須執(zhí)論。"（《貞觀政要》卷1《政體》）這在唐代是很多人的共同認識。大理寺官員王志愔上奏唐中宗說："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物貴和而不同。""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咸。……君甘臣甘，所謂同也。"（《舊唐書》卷100《王志愔傳》）在這個時代，很多人在重復"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圣"的古訓（《貞觀政要》卷1《政體》），認為皇帝只有多方從諫，才能做到"兼聽則明"。（《資治通鑒》卷192）這對于國家的治亂興衰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即所謂"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諫，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群議壅，群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新唐書》卷118《宋務光傳》）因此，在策試中官方從來不對現(xiàn)實問題規(guī)定統(tǒng)一的口徑，也從來不表現(xiàn)出傾向性，任隨考生獨立思考，盡情表達。從上文摘引的一些考生答卷來看，唐代有著實實在在的言論自由，表達的渠道是暢通的。國家?guī)缀趺磕甓寂e行科舉考試，考生實際上是由國家組織起來在商討國是?？忌袃r值的答卷無疑相當于政治磋商活動中的種種提案。而他們參政議政的資格并不需要官府分配指標加以認定，只消報名參加考試即自動取得資格。因此，士人們只要對政治感興趣，便不至于被排除在政治之外，這可以最大限度地調(diào)動士人們的歷史主動性?？忌鹁硭岢龅膽獙ΜF(xiàn)實問題的種種方案，對于掃除前進中的障礙總會有一些參考價值。于是，年年發(fā)現(xiàn)問題，年年解決問題，唐代社會的整合、修復能力得以持續(xù)不斷地提高和更新，唐代社會也得以不斷地蛻變和新生。上文提到唐德宗貞元元年策問中坦白地公布國家如何險象叢生、危機四伏，盡管情況相當嚴重，但當時并沒有亡國，而是度過了難關，過了122年唐朝才亡國。這固然有諸多復雜的因素，但統(tǒng)治階級自身的整合能力所起的作用無論如何不能忽視。

　　然而唐王朝畢竟最終亡國了，可見科舉考試救不了它的命?？婆e制匡時濟俗的功能是有限的，要受到時代、政治力量和客觀形勢的制約。政治斗爭是殘酷、復雜的，統(tǒng)治階級中占據(jù)主導地位的腐朽力量不會容許一批批文人借助科舉考試來做一些對他們不利的事，這些權貴們要對付一批批舞文弄墨的文弱書生，那是再容易不過的事兒了。劉蕡的下場即說明了這一點。當然，這還不是主要的。封建社會的頑癥是土地兼并、階級矛盾尖銳，這是歷史的周期性的問題，是社會的固有規(guī)律，要靠社會自身的運動--社會暴動來加以調(diào)劑。由統(tǒng)治階級自行舉辦的科舉考試盡管可以揭示某些表層化的社會現(xiàn)象，卻沒能力從根本上解決這一規(guī)律性的問題。因此，科舉考試對于統(tǒng)治階級來說，并非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在通常情況下，考生參加科舉考試，原本懷著躋身上流社會以改變自身處境的目的，因而對統(tǒng)治高層產(chǎn)生了一種向心力；反過來說，統(tǒng)治高層通過科舉考試對應試者釋放出了親和力。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內(nèi)，向心力和親和力彼此結合，唐王朝產(chǎn)生了凝聚力，延長了自己的壽命。但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社會人士的向心力是建立在愛憎的基礎之上的。當唐王朝腐敗腐朽、倒行逆施、喪盡人心時，科舉制難以再為它的延緩壽命提供支持。唐朝晚期，封建統(tǒng)治風雨飄搖，黃巢起義爆發(fā)。在這時的進士科雜文考試中，主考官們明顯地表現(xiàn)出對朝廷的厭惡情緒。"劉允章試《天下為家賦》"，以影射、諷刺唐王朝；"崔澹試《以至仁伐至不仁賦》，時黃巢方熾，因為無名子嘲曰：'主司（知貢舉，即主考官）何事厭吾皇，解把黃巢比武王（周武王討伐殘暴無道的殷紂王）。'"（《唐摭言》卷13《無名子謗議》）可見這時的科舉考試還是在匡時濟俗，不過違背了統(tǒng)治階級的初衷，沒有站在它的立場上，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它的異化力量，企圖喚醒考生，掃蕩路上的絆腳石，推動歷史前進。

　　（第二節(jié)由郭紹林提供資料，擬定提綱，一研究生錄文）

　?。òl(fā)表于郭紹林主編《洛陽隋唐研究》第二輯，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