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陳寅恪認為：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元稹作《連昌宮詞》，呼吁"努力廟謨休用兵"，是12年前同白居易應(yīng)制舉時所持"銷兵"說的繼續(xù)；"休兵"說同于唐穆宗初期宰相蕭俛、段文昌的"消兵"說，元稹因而得志于朝；他與主戰(zhàn)派裴度政見對立，故又受到攻擊并遭貶；"消兵"說導致朝廷再失河朔。陳說不確。白、蕭、段的"消兵"說，指天下軍隊逃、死不補，自然減員。元稹從無這種主張，所說"消兵革"，指朝廷推誠于下，推敬于外，化解矛盾，消除戰(zhàn)爭，核實軍籍，農(nóng)戰(zhàn)相兼。元稹一向主張并積極參與鎮(zhèn)壓藩鎮(zhèn)叛亂，"努力廟謨休用兵"，是盼望最終太平，不再用兵，這同裴度完全一致。元稹見重于穆宗，并非由于"休兵"說，而是由于文才學識；遭裴度等忌恨并因而遭貶，也非由于"休兵"說，而是由于勾結(jié)宦官，謀取私利。朝廷再失河朔，不是"消兵"說所致，舊史已講到物資供應(yīng)、宦官監(jiān)軍、指揮管理、宰相才干和朝廷遙控等五方面因素，還應(yīng)考慮河朔地區(qū)特殊文化背景。元稹"休兵"說不同于蕭、段"消兵"說，即便再失河朔是"消兵"說所致，也與元稹無關(guān)。

　　一

　　元稹是唐代東都洛陽籍人氏，曾在當?shù)厣詈彤敼佟|都西南側(cè)壽安縣（今宜陽縣）境內(nèi)，有一所帝王行宮，名叫連昌宮，元稹寫有著名的歌行《連昌宮詞》。憲宗元和十二年（817）冬，平定了淮西藩鎮(zhèn)（駐蔡州，今河南省汝南縣）的叛亂，這是繼元和元年平定劍南西川藩鎮(zhèn)（駐今四川省成都市）叛亂和元和二年平定浙西藩鎮(zhèn)（駐今江蘇省鎮(zhèn)江市）叛亂之后，朝廷對跋扈藩鎮(zhèn)用兵所取得的又一次勝利。《連昌宮詞》是平定淮西叛亂的次年，元稹在通州（今四川省達縣市）司馬任上創(chuàng)作的。該詩托宮邊老翁之口，總結(jié)安史之亂以來60年間統(tǒng)一與分裂、安定與戰(zhàn)亂的斗爭歷程，由作者歸納為"努力廟謨休用兵"，以"卒章顯其志"的寫作方式收束全詩。元和十五年正月，憲宗暴崩，穆宗繼位。穆宗非常欣賞《連昌宮詞》，對元稹恩顧不衰，十分器重。已故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三章《連昌宮詞》中，對這首詩的主題思想、思想淵源、與元稹仕宦生涯的關(guān)系以及社會影響，提出了一些說法，我認為不符合歷史實際，因而本文提出商榷意見。

　　二

　　這里先看陳先生對《連昌宮詞》"休兵"說的含義和由來所做的研究。

　　陳先生立論引證了兩則資料。其一見于《舊唐書》卷172《蕭俛傳》，說蕭氏和段文昌在穆宗即位之初當宰相，看到"兩河廓定"，"四鄙無虞"，因而"屢獻太平之策，以為兵以靜亂，時已治矣，不宜黷武，勸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頓去，請密詔天下軍鎮(zhèn)有兵處，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其二見于白居易的《策林》。白居易自稱元和元年與元稹"將應(yīng)制舉"，"揣摩當代之事，構(gòu)成策目七十五門"。其中第44門題作《銷兵數(shù)，省軍費，斷召募，除虛名》，有云："臣竊見當今募新兵、占舊額、張?zhí)摬?、破見糧者，天下盡是矣，斯則致眾之由，積費之本也。今若去虛名、就實數(shù)，則十日之內(nèi)十已減其二三矣。若使逃不補、死不填，則十年之間十又減其三四矣。故不散棄之，則軍情無怨也，不增加之，則兵數(shù)自銷也。去虛就實，則名不詐而用不費也。"陳先生由此得出結(jié)論："《連昌宮詞》末章之語"同于蕭、段二相的"消兵"說；"銷兵"說本為元稹12年前"所揣摩當世之事之一"，"作《連昌宮詞》時，不覺隨筆及之"。

　　其實，元稹的主張同白、蕭、段等人的"消（銷）兵"說不一樣。"努力廟謨休用兵"，和蕭、段"休兵偃武"說一致，但沒有他們那層天下軍隊逃死自行減員不補的意思。白居易模擬策問答卷，表達的是自己的見解，不能代表同時應(yīng)試的元稹。元和元年四月，元稹、白居易都應(yīng)制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考試，分別以第一名和第四名錄取。元稹的答卷《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策一道》說："將欲興禮樂，必先富黎人；將欲富黎人，必先息兵革。""古之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銷鑠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著于上，則忠孝行于下；敬讓立于內(nèi)，則夷狄和于外。夷狄和則邊鄙之兵息，敬讓立則爭奪之患銷。爭奪之患銷，則和順之心作；和順之心作，則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修政、戢兵、興禮樂、富黎人之大略也。"談及當時的軍隊狀況，他認為是"卒伍廢簡稽之實"，"假戎服者無超乘挽強之勇"。軍隊以外，還有官吏、商賈、百工、宗教徒等等成份，惰游者太多，都依賴農(nóng)民的供養(yǎng)，農(nóng)民負擔過重，"戀本之心"淡薄，導致國家貧困。他建議對軍隊進行改革。一個具體措施是"峻簡稽之書"，即將現(xiàn)有兵士姓名及武器裝備登記為簿冊，嚴格管理。這和白居易"去虛就實，則名不詐而用不費"的說法一致，但沒有他那層兵士逃死不補的意思。另一個具體措施是"興耕戰(zhàn)之術(shù)"，即實行軍隊屯田，使兵士成為農(nóng)業(yè)勞動力，減輕國家軍費開支。在這里，元稹說的是"息兵革"、"銷兵革"；而白、蕭、段說的是"銷兵"、"消兵"。元稹的意思是推誠于下，推敬于外，化解矛盾，消除戰(zhàn)爭，核實軍籍，農(nóng)戰(zhàn)相兼；白、蕭、段的意思是天下軍隊自然減員。

　　然而化解矛盾，消除戰(zhàn)爭，雙方皆應(yīng)具備誠意，僅僅由朝廷單方面推誠于下或推敬于外，依然不能奏效。元稹認識到這一點，只是由于對策是針對皇帝策問而答卷，因而僅就朝廷一方立論。他參加制科考試之際，劍南西川叛亂爆發(fā)，他向憲宗上《論討賊表》，指出朝廷推誠于下若不奏效，即應(yīng)采取討伐行動。他認為由于物性不一，天道便相應(yīng)表現(xiàn)為"和煦"和"震曜"兩種情況。萬物處在萌生、成長階段時，天"動之以幽伏，被之以春陽，扇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雨"，萬物即可"油然而生"。萬物到了枝干堅硬、內(nèi)心頑固、凝滯蟄伏階段時，天"扇之以和煦而不出，潤之以膏雨而不滋，則必迅之以雷霆，曜之以威赫，然后頑滯之心改，幽蟄之氣宣"。他認為叛亂已經(jīng)爆發(fā)，憲宗應(yīng)改"和煦"為"震曜"，卻反而對叛亂元兇姑息優(yōu)容。他不禁連連感嘆道："其如天下之憤何！其如天下之憤何！"戰(zhàn)爭必然影響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加重農(nóng)民負擔，他認為必要的代價應(yīng)該付出。他的《田家詞》有"官軍收海服"句，像是針對平定浙西叛亂而作。說：農(nóng)夫們?yōu)楣佘婒?qū)牛駕車，運送軍資，有的甚至喪生。牛被兵士吃掉，幸存的農(nóng)夫只能收拾牛角歸來，重鑄農(nóng)具，從事生產(chǎn)。農(nóng)民全家都在為平叛戰(zhàn)爭作貢獻，"姑舂婦擔去輸官，輸官不足歸賣屋。愿官早勝讎早覆，農(nóng)死有兒牛有犢，誓不遣官軍糧不足"。

　　關(guān)于"興耕戰(zhàn)之術(shù)"，他所上《論西戎表》說得很具體。他指出當時邊防能力低下，供給困難，原因在于邊地"為農(nóng)者不教戰(zhàn)，屯聚者不兼農(nóng)"。他建議在邊地實行軍隊屯田和組織農(nóng)民習武，說："塞下諸軍除使令守防之外，一切出之于野，限之名田，復其租入，然后因其阡陌，制之閭井，因其卒伍，樹之師長，固其塍塹，以備不虞。"吐蕃入侵，就能有連阡接畛的軍民共同抵抗；吐蕃退歸，軍民便轉(zhuǎn)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若此，則曩時之聚食者，盡歸之于服勤之農(nóng)矣；前此之系虜者，盡化為守御之兵矣。三五年間，塞下有相因之粟，邊人無侵軼之虞。"那么，當時邊地有實施這一建議的條件嗎？《資治通鑒》卷238載：邊將李惟簡在鄰近吐蕃的隴州（治今陜西省隴縣）"益市耕牛，鑄農(nóng)器，以給農(nóng)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shù)十萬畝，屬歲屢稔，公私有馀，販者流及他方"。看來只消稍加變通，元稹的建議即可實施。

　　白居易的"銷兵"方案并非自己的創(chuàng)見。早于他草擬《策林》將近40年，常袞為代宗擬定《禁諸道將校逃亡制》，即說諸道節(jié)度使、團練使"額內(nèi)官健有逃死者，不須更填"。唐人劉肅《大唐新語》卷10《厘革》認為常袞此舉在唐代是"戢兵之漸"，其目的在于"節(jié)財省費"。元稹、白居易為應(yīng)制舉而一起揣摩時事，預擬答卷，必然會參考已有的思想資料。但從元稹的制舉答卷到《連昌宮詞》，都可看出他并沒有吸收常袞的說法。

　　總之，從思想方面加以考察，元稹的見解和白、蕭、段諸人的消兵說不同。

　　三

　　判斷元稹的見解，除了從思想方面加以考察，看他提出了什么樣的理論，還需要從行動方面加以考察，看他實際上是怎么做的。

　　憲宗對藩鎮(zhèn)聯(lián)綿不斷的用兵，使得國用虛竭，民眾困苦。平定淮西叛亂費力最大，歷經(jīng)三年之久。淮西戰(zhàn)事未畢，憲宗還打算同時對成德藩鎮(zhèn)（駐鎮(zhèn)州，今河北省正定縣）動武。多年來，天下厭苦憲宗用兵；白、蕭和錢徽等人先后奏請罷兵；張弘靖、韋貫之奏請先平淮西，再征成德。憲宗拒不采納，結(jié)果，張、韋罷相，蕭、錢解職，以儆其余。白居易上奏在處分這幾位官員五六年以前，當時朝廷中斗爭不激烈，因而未受處分。

　　元稹的態(tài)度和上述諸人不一樣。他認為天道對萬物或和煦或震曜，"豈天之道仁于彼而厲于此乎，化與不化之異也"。這就把藩鎮(zhèn)的"物性"作為朝廷采取何種態(tài)度的前提條件，必然邏輯地得出一個結(jié)論：對于跋扈叛亂藩鎮(zhèn)，朝廷應(yīng)以武力予以鎮(zhèn)壓。他對劍南西川和浙西叛亂的態(tài)度已見前述，這里再看看他對淮西叛亂的態(tài)度。

　　元稹在通州得知平定淮西叛亂的喜訊后，立即向朝廷奏上《賀誅吳元濟表》，歌頌憲宗"凝茲睿算，取彼兇殘"，"威動區(qū)宇，道光祖宗"。同時，他致上《賀裴相公破淮西啟》，推崇宰相裴度主持平叛戰(zhàn)爭是"功高振古，事絕稱言"。他特別贊揚裴度硬頂住朝野巨大的罷兵聲浪，完成了平叛任務(wù)。當時群臣"守見習聞，咸懷阻沮"。裴度卻"英猷獨運，卓立不回，內(nèi)排疑惑之詞，外輯異同之旅"，"忠誠憤激，親自拊巡"。裴度稱得上是"舉世非之而心不惑者謂之明，群疑未亡而計先定者謂之智"。元稹敢于指責"咸懷阻沮"的群臣，顯然同這些罷兵派毫無瓜葛。

　　元稹對于平定淮西叛亂，并非僅僅流于表態(tài)，而是具體籌劃，積極干預。元和九年，淮西藩鎮(zhèn)節(jié)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匿喪不報，擅自襲繼，肆行寇掠。憲宗任命山南東道（駐襄州，今湖北省襄樊市）節(jié)度使嚴綬兼充申光蔡等州招撫使，負責對付吳元濟。元稹撰寫了《代諭淮西書》，以嚴綬的名義和口氣致吳元濟及淮西鎮(zhèn)將士官吏、申光蔡三州百姓。這封公開信為吳元濟分析利害，指明出路。其內(nèi)容有以下幾點：其一，警告吳元濟"眾不可憑，位不可取"。吳元濟企圖憑借所謂眾人的勸請而襲繼節(jié)度使職位，違抗朝旨，必然要遭受懲處。當年劍南西川和浙西的叛亂元兇不識時務(wù)，自以為"朝廷未即誅擒"，然而一月光景即被鎮(zhèn)壓，"皆頭懸藁街，腰斬都市"。那么，吳元濟"希求非望之志，安得復行于今日哉？"其二，指出吳元濟缺乏足夠的財力和兵力同朝廷抗衡。國家一方，"命全軍之將，用不竭之資"，"以攻則彼有壓卵之危，以守則我無出疆之費"。而淮西一方，"百姓日蹙，賦斂日加"，"壯者劫而為兵，老弱妻孥吞聲于道路"。"用三州之賦敵天下四海之饒，以一旅之師抗天下無窮之眾"，其下場如何，連小孩子和蠢人都能看出來。其三，提醒淮西"勢不可久"。國家若"圖不戰(zhàn)之功"，實行包圍封鎖方略，淮西即"男不得耕，女不得織，鹽茗之路絕，倉廩之積空，不三數(shù)月，求諸公于枯魚之肆矣"。國家若實行征討方略，淮西"聚而待之則自窮，分而應(yīng)之則不足"，會很快失敗，遭受滅族的懲處。其四，鼓動淮西將士倒戈討叛，警告吳元濟"將不可恃"，"兵不可保"。劍南西川、浙西等藩鎮(zhèn)的將士，同其叛亂元兇并非鐵板一塊。一些所謂的"腹心不貳之將"、"骨肉不欺之親"，被元兇授以"銳健先鋒之兵"、"敢死酬恩之卒"；然而在官軍壓境之際，他們一旦明白"逆順之理殊"，"子孫之禍大"，便與元兇劃清界限，"倒戈以攻于外"，"縱火以應(yīng)于內(nèi)"，立功受賞，榮華富貴?；次麟y道沒有這種將士？吳元濟付出"碎六尺之軀"和"絕公侯之嗣"的代價，不過是作為這種將士的"求福之費"和"受賞之資"而已。"其為人謀也則厚矣，自謀何薄哉！"其五，敦促吳元濟選擇"自新之路"。"今天子垂惻隱之詔，建招撫之名"，吳元濟應(yīng)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束身歸朝"，這樣便能補救前咎，重新做人，還能保住一官半職，不至于族滅而使吳氏先祖絕奉祀。其六，指出吳元濟若不懸崖勒馬，平叛戰(zhàn)爭必不可免，其下場可悲。"如或違天失時"，"則王師進擊于外，義士潛謀于中，身首之戮指期，肘腋之危坐見"，"豈不大哀哉？"這封公開信義正詞嚴，邏輯嚴密，說理透徹，流暢自然，元稹若不是對這些問題長期縈繞于心，是難以寫成這個樣子的。

　　憲宗逝世后，元稹作了《憲宗章武孝皇帝挽歌詞三首》，第二首盛贊"元和盛圣功"，關(guān)于國內(nèi)的武功，有句云："二兇梟帳下，三叛斬都中。""三叛"句指劍南西川劉闢、浙西李錡、淮西吳元濟這三個叛亂元兇斬于京師獨柳樹下的事。"二兇"指楊惠琳和李師道。這句所說的事情是：其一，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綏鎮(zhèn)（駐夏州，今陜西省靖邊縣白城子）留后。元和元年，憲宗詔令以右驍衛(wèi)將軍李演赴鎮(zhèn)接替韓全義的節(jié)度使職位。楊惠琳拒不奉詔，據(jù)城叛亂。河東藩鎮(zhèn)（駐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節(jié)度使嚴綬表請討伐。憲宗詔令結(jié)集部隊，圍剿楊惠琳。于是，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楊惠琳，傳首京師。其二，淄青藩鎮(zhèn)（駐青州，今山東省益都縣）節(jié)度使李師道，為阻止朝廷平定淮西，一面派人焚燒國家糧草儲備，折斷皇家陵廟門前的列戟，一面組織在東都洛陽武裝叛亂。平定淮西后，他十分恐懼，上表歸順朝廷，請獻三州土地，并派長子入京師宿衛(wèi)，既而反悔食言。憲宗詔令諸軍討伐，李師道失敗慘重，元和十四年被其都知兵馬使劉悟斬首，獻于京師，淄青十二州皆平?？梢娫⊥耆隙ê椭С謶椬跁r期平定藩鎮(zhèn)叛亂的行動。

　　既然如此，那么，元稹為什么在《連昌宮詞》中呼吁"努力廟謨休用兵"呢？且看篇末的幾句："今皇神圣丞相明，詔書才下吳蜀平，官軍又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下寧。"原來他為憲宗平叛節(jié)節(jié)勝利而高興，為艱難的淮西戰(zhàn)役最終成功松一口氣，盼望從此天下太平，不再用兵。這種認識和愿望是歷史進程的辯證法則所致。古人所謂物極必反，亂然后治，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都是這種思想路數(shù)。

　　四

　　現(xiàn)在再來看看陳先生對《連昌宮詞》"休兵"說給元稹在穆宗時期政治生活中帶來影響所做的研究。陳先生立論除依據(jù)上揭蕭、段二相"屢獻太平之策"的資料外，還依據(jù)《舊唐書》卷166《元稹傳》的說法：穆宗當太子時，聽到妃嬪、近侍吟誦元稹詩歌，"嘗稱其善"。元和五年以來的四年間，元稹貶為江陵府（治今湖北省江陵縣）士曹參軍?；鹿俅尢毒r在當?shù)厝伪O(jiān)軍，因為敬重他的才華，沒有把他當作小吏對待，經(jīng)常索取他的詩篇，吟哦賞玩。崔潭峻歸朝，穆宗登極，崔潭峻奏上元稹《連昌宮詞》等百馀首詩歌。"穆宗大悅"，問起元稹的下落，崔潭峻說已調(diào)回長安，現(xiàn)為南宮散郎。穆宗即日提拔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而由元稹撰擬的辭誥，詞句典雅，與古相侔，"遂盛傳于代，由是極承恩寵"。不久，穆宗把他召入翰林，任中書舍人、承旨學士。因為崔潭峻的緣故，宦官們"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東節(jié)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與弘簡為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訐。穆宗顧中外人情，乃罷稹內(nèi)職，授工部侍郎。上恩顧未衰，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陳先生由此得出結(jié)論："當憲宗之世，主持用兵者，宰相中有李吉甫武元衡裴度諸人，宦官中則有吐突承璀。然宦官亦有朋黨，與士大夫相似。其弒憲宗立穆宗及殺吐突承璀之諸宦官，世號為'元和逆黨'。崔潭峻者，此逆黨中之一人。故'消兵'之說，為'元和逆黨'及長慶初得志于朝之士大夫所主持。"元稹因其《連昌宮詞》"休兵"說同于蕭、段二相"消兵"說，"宜其特承穆宗知賞，而為裴晉公所甚不能堪"?！哆B昌宮詞》同元稹的"榮辱升沉，發(fā)生如是之關(guān)系，此則當日政治之環(huán)境實為之也"。陳先生這個說法包括兩層含義：其一，元稹和裴度處于彼此水火不相容的派別分野，原因在于二人對待平定藩鎮(zhèn)叛亂的政治見解不同。其二，元稹在穆宗時期政治生活中的榮辱升沉，是由于自己的政治見解所致。

　　讓我們先看第一層含義涉及的問題。從上文的論述可以看出,當憲宗之世,元稹一貫倡導平定叛亂藩鎮(zhèn),與主持用兵的宰相李吉甫、武元衡、裴度諸人，政治見解沒有絲毫分歧。元稹《連昌宮詞》標出"休兵"說，表達了自己平叛勝利后盼望天下太平的心情。裴度當時也是這種情緒。他在元稹創(chuàng)作《連昌宮詞》之后，創(chuàng)作了《鑄劍戟為農(nóng)器賦》，說："寰海鏡清，方隅砥平，驅(qū)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可見他們的政治見解依然沒有分歧。因此，《連昌宮詞》的"休兵"說不可能導致裴度與元稹處于政見對立的派別。何況《連昌宮詞》之后，李師道叛亂爆發(fā)，元稹并未被自己一時浮現(xiàn)的休兵愿望所囿，照樣支持平叛戰(zhàn)爭。穆宗長慶元年（821）秋季，河朔地區(qū)藩鎮(zhèn)叛亂相繼爆發(fā)。幽州盧龍軍（駐今北京市）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禁節(jié)度使張弘靖以反，成德軍都知兵馬使王廷湊殺節(jié)度使田弘正以反，該地區(qū)一些州縣，或被他們攻陷，或遭寇略。瀛州（治今河北省河間縣）軍士叛亂，逮捕觀察使盧士玫，叛附于朱克融。朝廷組織大軍，前往鎮(zhèn)壓。裴度由河東調(diào)赴前線，擔任幽、鎮(zhèn)招撫使及鎮(zhèn)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親自率軍討伐王廷湊?！杜f唐書》卷170《裴度傳》說：這時，元稹正通過掌管軍機大權(quán)的宦官魏弘簡謀取宰相職位。"稹雖與度無憾，然頗忌前達加于己上。度方用兵山東，每處置軍事，有所論奏，多為稹輩所持。"裴度怒不可遏，上疏譴責他們是"奸臣作朋，撓敗國政"，"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次年二月，元稹拜相，奏請穆宗罷兵，赦免王廷湊、朱克融，"蓋欲罷度兵柄故也"?！杜f唐書·元稹傳》披露了他建議"罷兵"的細節(jié)：王廷湊、朱克融連兵圍攻深州（治今河北省深縣），深州處境困難。"稹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報上。"有人推薦王昭、王友明是奇士，曾客游河朔，熟悉賊黨，可行反間計解救深州。推薦者提供家財，充當二人的活動經(jīng)費，還賄賂兵部、吏部官員，從而獲得20份委任官吏的空白告身，以獎賞立功人士。元稹一一應(yīng)允。分析這兩則資料，可以認為：元稹本來同裴度"無憾"，由于擔心裴度資格老、功勞大，再立功更會妨礙自己的仕途，故而刁難裴度用兵，使其無成。這是私心作怪，是權(quán)力之爭，不是政見差異。元稹建議對河朔"罷兵"，并非對叛亂放任自流，而是企圖另辟蹊徑，解決問題，以撈取政治資本，因而不能把他劃到主戰(zhàn)派的對立面去。元稹這一僥幸方案，是當時客觀條件制約的結(jié)果，《資治通鑒》卷242說：朝廷對"幽、鎮(zhèn)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至于說崔譚峻是宦官中同主戰(zhàn)派代表吐突承璀相對立的消兵派人物，并沒有跡象證明這一點。吐突承璀在平叛戰(zhàn)爭中任過監(jiān)軍，崔譚峻也是這樣,他長期在地方上任監(jiān)軍，當嚴綬任申光蔡招撫使以對付吳元濟時，就是他擔任監(jiān)軍，元稹為嚴綬代寫致吳元濟的公開信，很可能出于他的推薦。

　　接下來看第二層含義涉及的問題。假如元稹在穆宗時期政治生活中的升沉榮辱確實由《連昌宮詞》"休兵"說反映的政治態(tài)度所致，《連昌宮詞》被穆宗見到，才應(yīng)該是元稹"特承穆宗知賞"的開端，然而早在穆宗當太子時，就因為知道元稹的詩歌而欣賞他。假如元稹的"休兵"說同于蕭、段的"消兵"說，而被視為"長慶初得志于朝之士大夫所主持"，那么，長慶元年伊始，即河朔叛亂爆發(fā)半年前，蕭、段即次第罷相，根本談不上"得志于朝"，元稹的仕途卻未隨之波動?？梢娫‘敃r的"榮"和"升"，并非與《連昌宮詞》的"休兵"說相關(guān)。我認為他之見重于穆宗，完全由于自己的文才學識。由他起草的辭誥，詞句雅馴，表述準確，因而受到穆宗和時人的賞識。白居易所寫的《唐故武昌軍節(jié)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銘》說："制誥，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于巧俗。自公下筆，俗一變至于雅，三變至于典謨，時謂得人。上嘉之，數(shù)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元稹被授予翰林學士承旨是由于自己稱職，這個職務(wù)號稱"內(nèi)相"，本是極容易真正拜相的。同樣，元稹的"辱"和"沉"也不是由于自己所謂的"休兵"說法，他不是"消兵"派。人們所以鄙夷他，并迫使穆宗貶黜他，根本原因在于他與宦官交接，走宦官的門徑謀取相位。這時，宦官專權(quán)，朝官普遍反對宦官干預政治。當元稹通過崔譚峻的牽線搭橋而被穆宗授予祠部郎中、知制誥職務(wù)時，"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顿Y治通鑒》卷241記載：元稹新任命為中書舍人知制誥，和同僚們在衙署一起吃瓜，恰逢蒼蠅飛到瓜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蠅，趁勢指桑罵槐道："適從何來，遽集于此。"可見雙方對立情緒之大。裴度對元稹"所甚不能堪"，沒理由因為《連昌宮詞》的"休兵"說，基本背景應(yīng)是元稹同掌權(quán)宦官魏弘簡的關(guān)系，不過不便對宦官說得太過，只好痛斥元稹。元稹為裴度用兵設(shè)置障礙，還在其次。

　　五

　　論及元稹"休兵"說所產(chǎn)生的社會影響，陳先生把它等同于蕭、段的"消兵"說，繼續(xù)引上揭那則資料緊接著的說法加以發(fā)明：穆宗采納蕭、段關(guān)于天下軍鎮(zhèn)兵士逃死不補的建議，詔令全國執(zhí)行。"而藩鎮(zhèn)之卒合而為盜，伏于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一呼而遺卒皆至。朝廷方征兵諸藩，籍既不充，尋行召募，烏合之徒，動為賊敗。由是復失河朔，蓋消兵之失也。"這個說法令人懷疑。軍鎮(zhèn)兵士按8%的比例自行減員，一年工夫，影響會有多大？朱、王叛軍只有一萬余人，朝廷動員各鎮(zhèn)兵士前往平叛，共有15萬之多，可見"消兵"并未導致敵我力量對比發(fā)生變化。那么，復失河朔的責任追究不到"消兵"政策身上。

　　《舊唐書》卷142《王廷湊傳》講到復失河朔的原因，卻是又一種說法："國家……及幽、鎮(zhèn)共起，征發(fā)百端，財力殫竭。時諸鎮(zhèn)兵十五萬馀，才出其境，便仰給度支，置南北供軍院。既深入賊境，輦運艱阻，芻薪不繼，諸軍多分番樵采。俄而度支轉(zhuǎn)運車六百乘，盡為廷湊邀而虜之，兵食益困。賊圍深州數(shù)重，雖[李]光顏之善將，亦無以施其方略。其供軍院布帛衣賜，往往不得至院，在途為諸軍強奪，而懸軍深斗者，率無支給。復又每軍遣內(nèi)官一人監(jiān)軍，悉選驍健者自衛(wèi)，羸懦者即戰(zhàn)，以是屢多奔北。而廷湊、克融之眾，不過萬馀，而抗官軍十五萬者，良以統(tǒng)制不一，玩寇邀利故也。宰相崔植不曉兵家，膠柱于常態(tài)，以至復失河朔。既無如之何，遂議休兵而赦廷湊。"這里沒有提一句蕭、段"消兵"說，講到物資供應(yīng)、宦官監(jiān)軍、指揮管理、宰相才干等四個方面的因素?！顿Y治通鑒》卷242又加了一個朝廷遙控的因素，說："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zhàn)。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這些說法都很通達，陳先生卻只字不提，其用意蓋在于夸大元稹"休兵"說的負面社會影響。如上所述，元稹《連昌宮詞》的"休兵"說和蕭、段的"消兵"說不是一回事，即使"消兵"說產(chǎn)生了負面影響，也同元稹無關(guān)。

　　附帶交待一下，朝廷復失河朔的原因，倒是可以進一步研究的。除了上述一些因素以外，還應(yīng)考慮河朔地區(qū)的特殊文化背景。當?shù)厝撕蛢?nèi)地人不同，他們不懂得逆順道理，不講究尊卑秩序，蠻不講理，動輒動武，兵變殺伐，猶如兒戲，安史之亂以來60年間，已成常態(tài)。這是朝廷無法控制住河朔地區(qū)的精神方面的原因，是物質(zhì)力量摧毀不了的，遑論一朝一夕奏效。

　?。ㄔd《洛陽師專學報》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