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劉知幾著《史通》，審視千古，評品百家，系統(tǒng)地提出了歷史編纂學(xué)理論。他把歷史編纂主體分為史家個人和修史班子加以論述。他認為史家應(yīng)兼?zhèn)洳?、學(xué)、識三長，史才指文字駕馭能力，史學(xué)指歷史知識修養(yǎng)，史識指鑒別資料和判定人物、事件的能力，此外還提出史家的職業(yè)道德問題，開清代章學(xué)誠之先河。他反對群體修史，因為：（一）班子成員不是行家里手，不具備史才；（二）諸長官瞎指揮，意見各異，重大問題反而沒有指授；（三）群體協(xié)作難以保密，執(zhí)筆者顧慮重重，損害修史工作的客觀性和獨立性；（四）分工不明，效率低下。歷史編纂學(xué)體系涉及史書體裁、內(nèi)容、文字表達等等問題。他對于已有的史書體裁加以分類和比較，重點指出編年體和紀傳體的優(yōu)劣得失。他對于紀傳體的本紀、列傳、論贊、表歷、書志等等體例條分縷析，為編纂者指點門徑。關(guān)于史書內(nèi)容的取舍增減，他認為應(yīng)以褒貶勸誡為指歸，選擇大善大惡的人物和事件入史，軼出范圍和冗雜不實的內(nèi)容都應(yīng)舍棄，刪掉斷代史中的《天文志》、《藝文志》，增修《都邑志》、《方物志》、《氏族志》等。對于文字表達，他提出四點要求：（一）"文約而事豐"；（二）"文而不麗，質(zhì)而非野"；（三）"當世口語"，"從實而書"；（四）清晰明了，邏輯一致。他的諸多主張，或由后世遵循，或給后世以啟迪。

　　一、劉知幾的學(xué)術(shù)生涯

　　劉知幾（661-721），字子玄，唐代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人。他出生在一個文化氣氛很濃的家庭里。父親劉藏器學(xué)養(yǎng)深厚，教子嚴厲，致使劉知幾兄弟六人均為進士及第。劉知幾幼年時代對詩賦產(chǎn)生過濃厚的興趣，但很快就轉(zhuǎn)移到史學(xué)方面。11歲時，他隨父親學(xué)習(xí)《古文尚書》，為其佶屈聱牙、晦澀難解所苦，盡管屢遭痛打，而終無所成。這時，父親正在為他的哥哥們講授《左傳》，他也湊進去旁聽，課后還能為諸兄復(fù)述大意，辨析疑點。他感嘆道："若是書皆如此，吾不復(fù)怠矣。"（《史通通釋》卷10《自敘》，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父親驚異于他的這個想法，答應(yīng)教他《左傳》，一年后便結(jié)了業(yè)。父兄都想讓他專精《左傳》一書，責成他遍讀各家注疏。但這位有心計的兒童卻為自己的發(fā)展設(shè)計了方案，要博覽群書，拓寬基礎(chǔ)。他開始自學(xué)《史記》、《漢書》、《三國志》等史籍，并且體現(xiàn)出審視歷史的膽識和眼光。他議論起班固《漢書》不應(yīng)有《古今人表》，謝承《后漢書》應(yīng)為更始帝立紀，聞?wù)呓灾肛熕溃?quot;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史通通釋》卷10《自敘》）后來，他見到張衡、范曄的書中已有這種說法，不禁為自己的見解和古人暗合而感到欣慰。到17歲時，他已將歷代史書和當代實錄瀏覽凈盡。

　　20歲這年，劉知幾考中進士，步入仕途。他被安排擔任獲嘉縣（今屬河南?。┲鞑?，后來調(diào)任定王府倉曹，公務(wù)之余，以耽玩史籍為樂趣。他一直關(guān)心時政，當武則天敕令九品以上官員上疏陳得失時，曾對授官猥濫、調(diào)轉(zhuǎn)急促等事發(fā)表過急切的批評。同時，他為酷吏肆虐、殃及無辜感到擔憂，著《思慎賦》自警。當時的大手筆蘇味道、李嶠盛贊該賦為："陸機《豪士》所不及也。"（《舊唐書》卷102《劉知幾傳》）他的史學(xué)才華為朝廷所知，42歲時開始在神都洛陽（今屬河南?。沃髯衾伞⒆笫?、鳳閣舍人等職，以本官兼修國史。唐中宗復(fù)辟后，詔令編纂《則天大圣皇后實錄》，他參與撰寫。他因自己的主張與監(jiān)修權(quán)臣武三思不合，于是私下整理歷年所寫的札記，撰為《史通》一書。朝廷旋即遷回長安（今陜西省西安市），他請求留在洛陽。不久，有人說他身為史官，不宜私下著述，于是中宗將他召至長安任太子中允，領(lǐng)史事。這時由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等任監(jiān)修，劉知幾與他們意見不合，就致函蕭至忠，指出修史體制存在的諸種弊端，請求免去自己的史任。宗楚客厭惡他言辭直率激烈，對諸史官說："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舊唐書》卷102《劉知幾傳》）
在唐睿宗、唐玄宗時期，劉知幾繼續(xù)編修國史。61歲這年，任太樂令的長子犯法流放，他找宰相評理，觸怒玄宗，被貶為安州（治今湖北省安陸縣）別駕，到任不久即去世。幾年后，玄宗命洛陽地方官就其家抄呈《史通》，讀后極為欣賞，追贈他為汲郡太守、工部尚書，謚為文。

　　劉知幾在修史的同時，還參與編修過《三教珠英》、《文館詞林》、《族姓系錄》等書。他著文認為《孝經(jīng)》鄭氏學(xué)不是鄭玄所注，《易》無子夏傳，《老子》無河上公注，遭到一些人的非難。20年的著述生涯中，他不被時人理解，與監(jiān)修貴臣主張不合，只同徐堅、朱敬則、劉允濟、薛謙光、元行沖、吳兢、裴懷古等具有真知灼見的學(xué)者結(jié)為莫逆之交，經(jīng)常感嘆："知我者，不過數(shù)子而已矣。"（《史通通釋》卷10《自敘》）徐堅特別推崇《史通》，認為："為史者，宜置此坐右也。"（《新唐書》卷132《劉子玄傳》）正是這部凝聚著劉知幾數(shù)十年心血的不朽著作，建立了我國古代歷史編纂學(xué)的體系，對于今天以新的體裁撰寫史書，依然有著借鑒意義。

　　二、劉知幾的編纂主體觀

　　1．編纂個體

　　關(guān)于歷史編纂個體所應(yīng)具備的條件，劉知幾做了系統(tǒng)的闡述。

　　劉知幾認為文和史是負荷不同任務(wù)的載體，存在著區(qū)別。大抵文可"綺揚繡合，雕章縟彩"，允許求美而不求真。史須實錄存真，應(yīng)該"辯而不華，質(zhì)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史通通釋》卷7《鑒識》）他解釋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原因在于史才須有才、學(xué)、識三長，不是任何識字人都具備的。他對三長未下確切的定義，只是打比方說：有學(xué)而無才，就好像愚笨的人，盡管有百頃良田、滿箱黃金，去經(jīng)營生活，卻不能增殖財富。有才而無學(xué)，就好像是能工巧匠，身懷絕技，手里卻沒有木料、工具等等，照樣修不出宮室。"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因此，他斷言："茍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舊唐書》卷102《劉知幾傳》）

　　統(tǒng)覽《史通》全書，可做如下詮釋：

　　劉知幾所說的史才，指修史者的文字駕馭能力。他最崇拜的史才是左丘明，認為："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所著《左傳》，"述行師則簿領(lǐng)盈視，哤聒沸騰；論備火則區(qū)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馀，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記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凄涼可憫?；蛘樲o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史通通釋》卷16《雜說上》）后代作者，沒有一個達到如此高度。他批評本朝修史者多是缺乏史才的詞人，"其立言也，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yōu)，文非文，史非史"。因此，所編史書如同"刻鵠不成反類于鶩者也"。（《史通通釋》卷6《敘事》）

　　劉知幾所說的史學(xué)，指修史者對歷史知識的學(xué)養(yǎng)。戰(zhàn)國時期，人們已經(jīng)用"學(xué)富五車"形容飽學(xué)碩士。到了唐代，文化典籍更是汗牛充棟。修史者只有全面熟悉資料，才可避免紕繆和遺漏。左丘明修《左傳》，除了依據(jù)自己魯國的史籍，還廣泛采用《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列國資料，因而才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取信一時，擅名千載"。（《史通通釋》卷5《采撰》）劉知幾建議史書增設(shè)《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設(shè)想缺乏史學(xué)的人會提出"世無其錄"的疑問。他列舉出三方面可資利用的大量典籍，認為："譬夫涉海求魚，登山采木，至于鱗介修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茍為魚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史通通釋》卷3《書志》）

　　劉知幾所說的史識，指修史者對于資料的鑒別能力和對于人物、事件的判定能力。編纂活動的取舍有賴于對資料進行鑒別。范曄刪節(jié)諸書修成《后漢書》，"簡而且周，疏而不漏"；劉昭卻把刪掉的那些"言盡非要，事皆不急"的資料采為補注。劉知幾嘲笑道："譬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以為工，多見其無識也。"（《史通通釋》卷5《補注》）劉峻為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作注，"指其瑕疵，偽跡昭然"，而唐修《晉書》卻照樣采以入書，也是"鑒非詳正"的事例。（《史通通釋》卷17《雜說中》）劉知幾提醒修史者對于人物的郡望、族姓、事跡等資料，一定要認真考核，剔除其不可信的成分。修史必然涉及對人物、事件的評價、定性。班固《漢書》中的一些論贊，"理多愜當"，但"深排賈誼"，則"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史通通釋》卷4《論贊》）至于一些史書，"談主上之圣明則君盡三五（三皇五帝），述宰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八元八凱）"（《史通通釋》卷5《載文》），更是欠缺史識的表現(xiàn)。

　　劉知幾把史才、史學(xué)、史識作為編纂者的素質(zhì)加以探討之后，盡管沒有提出史德的術(shù)語，還是探討了編纂者的職業(yè)道德問題。他認為要想讓史書達到"懲惡勸善"、"激濁揚清"（《史通通釋》卷7《品藻》）的目的，編纂者就應(yīng)該不虛美、不掩惡，即使環(huán)境險惡，也要"仗氣直書，不避強御"，"肆情奮筆，無所阿容"。因此，編纂者的職業(yè)道德應(yīng)該是："申其強項之風(fēng)，勵其匪躬之節(jié)"；"寧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史通通釋》卷7《直書》）他列舉了歷史上史德高尚的典型，同時抨擊了一些相反的人物。例如北齊史官魏收，奉命編纂《魏書》，鑒于本朝開國得力于爾朱榮，又收了其子的賄賂，就對這位殺害北魏小皇帝的奸雄減其惡而增其善，說："茍非榮之致力，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向使榮無奸忍之失，修德義之風(fēng)，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shù)！"（《魏書》卷74《爾朱榮傳》）魏收人品齷齪，對于尚書令楊遵彥，"撰其家傳甚美"。相反，"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因此，諸家聚訟不休，反而"皆獲重罰，或有斃于獄中"。《魏書》因而受到人們的鄙薄，號為"穢史"。（《史通通釋》卷12《古今正史》）

　　2.編纂班子

　　劉知幾認為文獻資料雖然出于眾手，但編為史書，應(yīng)由編纂者個人依據(jù)自己的主張加以厘革，成為郁為不朽的一家之言。唐代的修史制度是官修史書，宰相監(jiān)修。他參與修撰，發(fā)現(xiàn)很多弊病。
其一，班子成員不是行家里手，不具備史才。監(jiān)修者是主編，"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修史者多是監(jiān)修者引進的缺乏史才的官員和詞人，"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取擢"。（《史通通釋》卷10《辨職》）這樣的班子顯然不能負荷修史重任。

　　其二，長官瞎指揮，意見各異，重大問題反而沒有指授。同時設(shè)置幾位監(jiān)修，都在嚷嚷不休，楊再思說"必須直詞"，宗楚客說"宜多隱惡"，陣法混亂，不知適從。對于具體的編纂問題，如"創(chuàng)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yīng)書而不書"，監(jiān)修者卻不能"明立科條，審定區(qū)域"。（《史通通釋》卷20《忤時》）

　　其三，群體協(xié)作損害了修史工作的獨立性。史書要揚善懲惡，使亂臣賊子懼，就要對入史人物定其臧否，征其善惡，行褒貶之法。修史者只有獨立著書，才能免受干擾。而修史班子成員復(fù)雜，且"皆愿長喙"，難以保密。"倘有五始（《春秋》章法）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史官無法正常開展工作，擔心"取嫉權(quán)門"，"見仇貴族"。（《史通通釋》卷20《忤時》）

　　其四，分工不明，效率低下。群體協(xié)作修史，"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但監(jiān)修卻不對班子成員明確分工，使得諸人"爭學(xué)茍且，務(wù)相推避"，"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史通通釋》卷20《忤時》）史館"可以養(yǎng)拙，可以藏愚"，成為"素餐之窟宅，尸祿之淵藪"。（《史通通釋》卷10《辨職》）

　　因此，劉知幾反對群體編書。

　　三、《史通》所建立的歷史編纂學(xué)體系

　　1.編纂體例

　　關(guān)于史書的體裁，劉知幾提出了六家二體的說法。他把已有的史書分為《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等六家，認為其中《左傳》、《漢書》二家的體裁一直為歷代沿用，是編年、紀傳二體，其余四家的體裁久已廢置。清人浦起龍注釋《史通》，指出《尚書》為記言家，《春秋》為記事家，《左傳》為編年家，《國語》為國別家，《史記》為通古紀傳家，《漢書》為斷代紀傳家。這與劉知幾的本意有出入。《春秋》、《左傳》，前者是經(jīng)，后者是傳，互為表里，強分作記事、編年兩家，未免齟齬不合。《史通·二體》論述《左傳》這類編年體時，劉知幾是以《春秋》為表識的，并未把二書看作兩種體裁?！妒酚洝?、《漢書》都是紀傳體，一為通史，一為斷代史。同文在論述《漢書》這類紀傳體時，是舉《史記》而包括《漢書》在內(nèi)的?？梢妱⒅獛讟伺e六家，不過是說出過六種有影響的史學(xué)著作而已，讀者不必過于拘泥。

　　劉知幾對二體做了深入的研究。編年體的長處在于："系日月而為次，列歲時以相續(xù)。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其缺點是："至于賢士貞女，高才俊德，事當沖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詳說。……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雖然脈絡(luò)清晰，但難以立體地反映歷史全貌。紀傳體情況復(fù)雜，有本紀、列傳、表、志等豐富內(nèi)容。其缺點在于："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shù)篇，斷續(xù)相離，前后屢出。……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史通通釋》卷2《二體》）雖能包舉萬象，取事該富，但文字不經(jīng)濟，頭緒不清楚?？傊w各有得失，不可偏廢。

　　劉知幾對司馬遷《史記》首創(chuàng)的紀傳體各項體例條分縷析，為編纂史書指點門徑。

　　本紀是紀傳體史書中的編年體，由帝王領(lǐng)銜，按時間順序記載國家大事。因此，須注意兩點：只可為名實相副的帝王立本紀以顯國統(tǒng)；只可包舉大端，不必載入細節(jié)和小事。劉知幾舉例說明這兩點。司馬遷自亂其例，為項羽立本紀。"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名曰西楚，號止霸王，……即當時諸侯。……求名責實，再三乖謬。"魏?！逗笪簳泛屠畎偎帯侗饼R書》，本紀"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必書，洪纖備錄。全為傳體，有異紀文"。（《史通通釋》卷2《本紀》）

　　世家是為"開國承家，世代相續(xù)"的諸侯所立的傳。司馬遷為陳涉立世家。陳涉"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為稱，豈當然乎？"漢代的諸侯，"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宦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jīng)數(shù)世"。這與周代諸侯"即位建元，專制一國"有別。班固撰《漢書》，廢棄世家體裁，并入列傳一類，如此厘革，"事勢當然，非矯枉也"。（《史通通釋》卷2《世家》）

　　列傳除周邊民族以外，其余部分記載重要人物的生平活動。傳以釋紀，凡不宜載入本紀中的具體情節(jié)，都應(yīng)寫進當事人的傳中。寫法或獨自立傳，或附傳，或以類相從立合傳、類傳。劉知幾主張對入傳人選嚴加抉擇，因為有這樣的現(xiàn)象：自《史記》、《漢書》以來，入傳人物眾多，"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異跡，用使游談?wù)呙艺髌涫?，講習(xí)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史通通釋》卷2《列傳》）

　　論贊是對入史人物所做的評論，文字應(yīng)與正文互補，避免雷同，持論應(yīng)公允、警策，"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妒酚洝氛摲Q："觀張良貌如美婦人；項羽重瞳，豈舜苗裔。"這是補充正文中沒有的內(nèi)容，因而"事無重出"?！稘h書》贊云："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于秦始皇遠矣。"這算得上"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然而不少史書的論贊，不過是重復(fù)紀傳正文，稍加文飾而已。唐代詞人修《晉書》，論贊"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于壯夫，服綺紈于高士"。贊語自班固以來運用詩體，重復(fù)論語的意思，歷代相沿。"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黷彌甚。亦猶文士制碑，序終而續(xù)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茍撰史若斯，難以議夫簡要者矣。"（《史通通釋》卷4《論贊》）

　　表歷是以表格的形式，旁行斜上地記載人物世系和各類政權(quán)大事。劉知幾認為《史記》的表歷顯得冗余。"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于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史通通釋》卷3《表歷》）同時，他又認為表歷可使史事的關(guān)系和線索表達得更加醒豁?！妒酚洝?quot;于帝王則敘其子孫，于公侯則紀其年月。……雖燕趙萬里，而于徑寸之內(nèi)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敘。使讀者閱文便睹，舉目可詳"。（《史通通釋》卷16《雜說上》）特別是分裂時期，如春秋、戰(zhàn)國，"天下無主，群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于表以統(tǒng)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崔鴻著《十六國春秋》，就很好地利用了這一體裁。天下一統(tǒng)的朝代則無須修為表歷。"如兩漢御歷，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shù)以別于天子者哉？"（《史通通釋》卷3《表歷》）

　　《史記》創(chuàng)書，《漢書》改稱志，用以記載典章制度、經(jīng)濟現(xiàn)象、文化現(xiàn)象和災(zāi)變?nèi)甬?。劉知幾認為斷代史的書志應(yīng)注意時代斷限。天象恒常不變，古今無別，前代史書已有天文專篇，后來的斷代史則不必再修《天文志》。前代的文獻典籍已見諸記載，后來的斷代史不必再寫入《藝文志》中。否則，不但體例不純，而且雜蕪，猶如"加闊眉以半額"。至于災(zāi)變?nèi)甬?，并非與人事有必然的感應(yīng)關(guān)系，然而有的史書立為《五行志》，加以附會，不惜"以前為后，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或者"前事已往，后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因此，他告誡人們："無為強著一書，受嗤千載。"（《史通通釋》卷3《書志》）

　　此外，劉知幾還對書篇題目、序例、稱謂、補注等問題，從體例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說法。

　　2.內(nèi)容取舍增減

　　編纂史書必然遇到內(nèi)容的取舍增減問題，劉知幾提出了一系列意見。

　　劉知幾認為普天之下人物眾多，不可能一一入史，應(yīng)以褒貶勸誡為指歸，選擇大善大惡者。很多史書取舍不精。入選的善人"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入選的惡人"或陰情丑行，或素餐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戒"。（《史通通釋》卷8《人物》）記載人物的事跡應(yīng)"舉其宏綱，存其大體"，不應(yīng)"絲毫必錄，瑣細無遺"。有的史書"喜論人帷簿不修，言貌鄙事"。（《史通通釋》卷18《雜說下》）有的史書對于傳主的家屬，盡管父親是小縣令，兒子是小丞郎，"聲不著于一鄉(xiāng)，行無聞于十室"（《史通通釋》卷8《書事》），卻一一列舉，把國史寫成了家譜。有的史書專門搜集"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記載些荒誕不經(jīng)的迷信說法，把國史變成了"鬼神傳錄"。（《史通通釋》卷8《書事》）有的史書喜歡采集一些無關(guān)宏旨的趣聞佚事，詼諧雜言。如《宋書》卷42載：劉邕愛吃瘡痂，認為味道鮮美，象鰒魚一般。孟靈休患有瘡病，劉邕去他家，見瘡痂落在床上，就拾起來吃掉。孟靈休大驚，問起何故，劉邕答道："性之所嗜"。于是孟靈休就把自己身上的瘡痂揭下來給他吃，竟弄得自己渾身流血。甚至對于南康國來的200人，不問其是否有罪，都打得遍體鱗傷，以便結(jié)成瘡痂，供劉邕吃。同樣，對于文獻典籍，也應(yīng)只就重要者加以著錄。有的史書不然，"其有雕蟲末伎，短才小說，或為集不過數(shù)卷，或著書才至一篇，莫不一一列名，編諸傳末"。（《史通通釋》卷18《雜說下》）揀擇失度，流于煩雜。

　　劉知幾認為軼出范圍和冗雜不實的內(nèi)容，都應(yīng)該舍掉。斷代史有明確的斷限，別的書所記載的前代事跡不必重復(fù)。《漢書·地理志》敘述前代情況，已經(jīng)不妥，而且全抄《尚書·禹貢》成文，無異于"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夷狄的族源前代史書已做交待者，后修史籍不必照搬。"濫引它事，豐其部帙"，達不到"稱博"的目的，猶如"駢指在手，不加力于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于七尺"。（《史通通釋》卷4《斷限》）兩漢詞賦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揚雄的《甘泉賦》、《羽獵賦》，班固的《兩都賦》，馬融的《廣成賦》等，"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卻被《史記》、《漢書》、《后漢書》全文錄入傳中，"不其謬乎"?。ā妒吠ㄍㄡ尅肪?《載文》）魏晉以來，文書有五失現(xiàn)象。一為"虛設(shè)"，如魏晉皆以禪讓方式得天下，"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于莽、卓，言乃類于虞、夏"。二為"厚顏"，如兩國交兵，明明自己處于劣勢，檄文反倒稱對方"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鷦鷯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三為"假手"，指皇帝詔敕由朝臣代寫，"申惻隱之渥恩，敘憂勤之至義。其君雖有反道敗德，唯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四為"自戾"，指皇帝指示反覆無常，對同一個人，褒崇時說"圭璋特達，善無可加"，貶黜時卻說"斗筲下才，罪不容責"。五為"一概"，指與實際不符的套話，如："國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眥，而稱感致百靈。"五失在于不實，若"行之于世，則上下相蒙；傳之于后，則示人不信"。因此，不必"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史通通釋》卷5《載文》）

　　劉知幾主張斷代史刪掉《天文志》、《藝文志》，增修一些新的內(nèi)容。歷代建都，地址和宮闕制度不同，可資后世參考。"土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可資勸善誡惡。因此，可撰為《都邑志》。魏晉以來，"遐邇來王，任土作貢"。周邊政權(quán)所獻的方物，"觀之者擅其博聞，學(xué)之者騁其多識"。因此，可撰為《方物志》。譜牒"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于國，可以甄別華夷"。（《史通通釋》卷3《書志》）因此，可撰為《氏族志》。他還提出為避免文字的冗長和斷離，史書宜增設(shè)一種體裁，單列皇帝的制冊、誥令，群臣的章表、移檄，文士的詩頌書論，可稱為《制冊書》、《章表書》等等。這樣，紀傳體便可兼容記言家的長處。

　　3.文字表達

　　對于文字表達，劉知幾提出四點要求。

　　其一，"文約而事豐"。劉知幾很推崇《左傳》、《漢書》敘事簡要，認為其余史書多失諸煩累。特別是駢文流行的時代，煩詞冗句，泛濫成災(zāi)。"一行之間必謬增數(shù)字，尺紙之內(nèi)恒虛費數(shù)行。"因此，他主張"省句"、"省字"。（《史通通釋》卷6《敘事》）

　　劉知幾以古籍為例進行刪節(jié)示范。如《孔子家語》云："魯公索氏將祭而忘其牲?？鬃勇勚?，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必亡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這段文字共63字，他認為"可除二十四字"（《史通通釋》卷15《點煩》），很可能是"昔公索氏"至"如期而亡"這24字?？梢姅⑹聲r以簡馭繁，能以最少的文字傳達最多的信息，使表達干凈利索。他指出王劭《齊志》敘述高季式破爾朱兆，以七騎追奔逐北，只用了"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八字，"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聞?wù)咭嘀淞x矣"。（《史通通釋》卷8《摸擬》）可見文字簡約還能產(chǎn)生弦外之音，耐人尋味。

　　劉知幾認為敘事有四種手法，即"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贊論而自見者"。他指出："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性純孝；欲言人盡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xué)；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跡也。"由此看來，四種手法不必同時運用，否則"其費尤廣"。（《史通通釋》卷6《敘事》原注）

　　劉知幾激烈抨擊外行充當監(jiān)修，對編纂者的文字處理橫加干涉，致使蕪累不堪。武則天時期，修史者對于制敕入史不敢精簡文字、撮取大意，只去掉開頭的"門下"和結(jié)尾的"主者施行"幾個字。監(jiān)修官武承嗣大發(fā)雷霆，說："公輩是何人，而敢輒減詔書！"（《史通通釋》卷15《點煩》附引例語）此后，編纂者便一字不落地照錄敕文。劉知幾認為極其荒唐可笑。

　　其二，"文而不麗，質(zhì)而非野。"（《史通通釋》卷6《敘事》）史書應(yīng)準確地紀錄人物、事件，可信性和可讀性并重。行文可以典雅，可以質(zhì)樸，但不能違背事實，一味采用文學(xué)手法，"虛加練飾，輕事雕彩"。（《史通通釋》卷6《敘事》）劉知幾舉了幾個例子?！稏|觀漢紀》說："赤眉降后，積甲與熊耳山齊。"他批評道："棄甲誠眾，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曹魏小書都說："文鴛侍講，殿瓦皆飛。"他批評道："《漢書》云：項王叱咤，懾服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鴛武勇，遠慚項籍，況侍君側(cè)，故當屏氣徐言，安能檐瓦皆飛，有逾武安鳴鼓！且瓦既飄隕，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群臣焉得巋然無害也？"（《史通通釋》卷20《暗惑》）如此雕飾夸張，便是美言不信了。

　　其三，"當世口語"，"從實而書"?！蹲髠鳌啡鐚嵐P錄當世"芻詞鄙句"，《史記》如實記載"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史通通釋》卷6《言語》），劉知幾肯定這種作法。但后來作者認為這類話不雅，便"假托古詞，翻易今語"。（《史通通釋》卷6《敘事》）歷史面貌因而失真、走樣。王劭《齊志》大量記載北齊鄙言，對后世了解問題大有幫助。比如：唐代依然把中州叫做漢，把關(guān)西稱為羌，把臣呼做奴，把母叫成姊，把國君稱為大家，把師人（兵士）喚做兒郎，等等。"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了然可知。"（《史通通釋》卷17《雜說中》）《齊志》載："洛干感恩，脫帽而謝"。李百藥撰《北史》，改寫為："高祖親扶上馬，洛干免冠稽首。"這樣改動似乎古雅，但不符合歷史實際，一則鮮卑族習(xí)俗為不著冠冕，二則人在馬背上，如何能跪在地上，長時間叩頭至地面，以作拜謝？依據(jù)這種表達，"學(xué)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史通通釋》卷6《敘事》）北齊、北周，同是出自陰山的鮮卑族政權(quán)。牛弘撰《周書》，故求文雅，"記宇文之言，而動遵經(jīng)典，多依《史》、《漢》"。這與王劭《齊志》的表達大相徑庭。"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史通通釋》卷18《雜說下》）

　　同樣道理，對于后世的官職宜如實直書，不能為求古雅而套用前代稱謂。劉知幾批評譙周《古史考》所說"秦殺其大夫李斯"，以春秋時期諸侯國的大夫類比秦朝的丞相，不倫不類。（《史通通釋》卷8《摸擬》）

　　其四，清晰明了，邏輯一致。劉知幾認為史文應(yīng)明白易懂，不致產(chǎn)生誤解，司馬遷自稱："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這給人留下疑竇，搞不清是"同陵陷沒，以置于刑"，還是"為陵所間，獲罪于國"。幸好《漢書》本傳載其《與任安書》，備述受刑原因，才使人得以"克明其事"。（《史通通釋》卷16《雜說上》）

　　由于資料成于眾手，容有說法不一的現(xiàn)象，文字處理應(yīng)注意邏輯一致。例如文獻說周族興起，"三分天下有其二"，商紂王為"獨夫"；說到商的滅亡，卻是"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這樣便"是非無準，向背不同"。（《史通通釋》卷13《疑古》）《漢書》對漢成帝，說法前后矛盾。《本紀》贊稱："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nèi)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五行志》卻說："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十馀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虺诵≤嚕咴谝鹕?，或皆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混淆無別。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shù)年矣。"（《史通通釋》卷16《雜說上》）可見贊語不實，應(yīng)統(tǒng)一起來。

　　利用前史重新修書，應(yīng)注意對有關(guān)文字作處理，使提法不出漏洞?！妒酚洝氛f陳涉死后，"至今血食"，《漢書》因襲不改。一在西漢，一在東漢，"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史通通釋》卷5《因習(xí)》），豈是同一個"今"字的含義？

　　這四點要求，包括著文字技巧和思想方法兩方面的內(nèi)容。

　　四、劉知幾的學(xué)術(shù)地位

　　《史通》一書審視千古，評品百家，系統(tǒng)地提出了歷史編纂學(xué)理論，劉知幾從而享有崇高的學(xué)術(shù)地位。

　　《史通》"雖以史為主，而馀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史通通釋》卷10《自敘》）對古代文化進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劉知幾的時代，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類法依然流行。他討論史書體裁，六家中包括著經(jīng)部著作。他把史才、史學(xué)、史識作為編纂者的素質(zhì)要求，也談到職業(yè)道德問題。明人王守仁、胡應(yīng)麟和清人章學(xué)誠闡明"六經(jīng)皆史"之旨，后二人倡導(dǎo)史家應(yīng)有"史德"，可以認為劉知幾早已開其先河。劉知幾六家二體的分類雖然不夠合理，但在政書體、紀事本末體等創(chuàng)立之前，各種體裁都已囊括無遺。

　　《史通》一書處處體現(xiàn)出劉知幾獨具只眼。他對《史記》體例不純和敘事雜亂的批評，具有很強的說服力。自從魯迅在《漢文學(xué)史綱要》中盛贊《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以來，現(xiàn)代學(xué)人紛紛學(xué)舌，相比之下，劉知幾要高明得多。而對于宋孝王《關(guān)東風(fēng)俗傳》、王劭《齊志》那樣受到人們普遍詆毀和貶低的史書，劉知幾卻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擺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對于孔子修《春秋》為自己魯國的事情曲為諱飾，也予以發(fā)覆、批評。

　　《史通》的主張，或被后世遵循，或給予后世以啟迪。劉知幾批評贊語寫成韻體，重復(fù)論語的意思，唐后諸史皆有論無贊。他建議增修《都邑志》，新舊《唐書》雖未單列成篇，但《地理志》都在相關(guān)地區(qū)中首先敘述長安、洛陽的建都梗概和制度規(guī)模?！妒献逯尽芬参闯善?，但南宋鄭樵編纂《通志》，專門辟有《氏族略》。劉知幾建議增設(shè)制冊、章表、詩頌書論等篇，雖然史書篇幅有限，難以包容，但后來所出《唐大詔令集》、《陸宣公翰苑集》、《文苑英華》等等，不妨看作是內(nèi)失外補。清代編修《四庫全書》，史部即有詔令、奏議一類。其余諸多都城、姓氏等方面的著作，也都可以這樣看待。

　　劉知幾取得這樣的成就，有其個人因素，由上文介紹生平可知；更有歷史和時代的因素。關(guān)于歷史因素，他自稱前人的著作，如揚雄《法言》，王充《論衡》，劉劭《人物志》，陸景《典語》，劉勰《文心雕龍》等等，或培植起自己的審視眼光和批判精神，或啟發(fā)自己全面清理文化遺產(chǎn)，建構(gòu)理論體系。從《史通》的疑古、惑經(jīng)，我們看到了《論衡》問孔、刺孟的影子?！段男牡颀垺肥俏覈谝徊课膶W(xué)理論專著，《史通》是我國第一部史學(xué)理論專著，雙峰并峙，二水分流，前者對后者的直接影響顯而易見。

　　關(guān)于時代因素，有兩點應(yīng)該予以注意。其一，迄于唐代，史學(xué)著述大量積存，流派紛呈，體例多元，亟待總結(jié)清理，時代在呼喚適應(yīng)這項任務(wù)的人才。其二，《新唐書》卷132在劉知幾等幾位史臣的傳后，下了這樣的評語："唐興，史官秉筆眾矣。……知幾以來，工訶古人。"可見已形成小規(guī)模的社會思潮。訶而能工，不能斥為壞事。這群史官應(yīng)該包括上文所述劉知幾的那批知己。他們之間的關(guān)系雖然無從細考，但按常理來猜度，氣味投合，應(yīng)該會互相啟發(fā)，彼此影響，不過其中劉知幾更加杰出，更能起主導(dǎo)作用罷了。

　?。ㄔd《洛陽師專學(xué)報》1995年第4期；《中國古代編輯家評傳》專稿，河南大學(xué)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