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有很多僧人，具有詩歌創(chuàng)作、評論、書法、美術(shù)、音樂、棋弈、天文、歷法、醫(yī)學(xué)、園藝等等多方面的知識和技能。唐代的文化生活，主要是作詩。在這種社會風(fēng)氣下，詩僧輩出，群星燦爛。詩僧中，靈一、靈澈、皎然、清塞、無可、虛中、齊己、貫休八人，被元人辛文房評價為"喬松于灌莽，野鶴于雞群者"。其中皎然存詩約四百六十首，無可約一百首，齊己八百多首，貫休七百多首，亡逸的自然不少。辛文房在評論"其或雖以多而寡稱，或著少而增價"時，一下子列舉了惟審、護(hù)國、文益、可止、清江、法照、廣宣、無本等等四十多位僧人（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卷3《靈一傳》），從中可以檢閱當(dāng)時的盛況。

　　這些僧人在和士大夫的交往中，成為媒介，加深了士大夫?qū)Ψ鸾痰睦斫夂统绶?。詩僧皎然受到士大夫的廣泛尊敬，"凡所游歷，京師則公相敦重，諸郡則邦伯所欽。莫非始以詩句牽勸，令入佛智"。所謂"行化之意，本在乎茲"。（《宋高僧傳》卷29《唐湖州杼山皎然傳》）僧道宗也是"旁延邦國秀，上達(dá)王公貴，先以詩句牽，后令入佛智"。因此，白居易說他"以詩為佛事"。（《全唐詩》卷444，白居易《題道宗上人十韻》）僧尚顏《讀齊己上人集》詩認(rèn)為："詩為儒者禪。"（《全唐詩》卷848）在佛教和詩歌雙峰并峙的唐代，僧人的詩歌活動居然成為溝通士大夫和佛教關(guān)系的橋梁。

　　現(xiàn)在，我們可以具體地考察一下這種媒介作用。孟浩然認(rèn)識一位"墨妙稱古絕，詞華驚世人"的僧人，就主動地親近他，"朝來問疑義，夕話得清真"。（《全唐詩》卷156，孟浩然《還山貽湛法師》）岑參稱頌一位僧人"誦戒龍每聽，賦詩人則稱"，自己"久欲謝微祿，誓將歸大乘，愿聞開士說，庶以心相應(yīng)"。（《全唐詩》卷198，岑參《寄青城龍溪奐道人》）本書第四章第三節(jié)在研究佛教對士大夫詩歌活動的影響時指出：詩歌活動畢竟是世俗活動，而不是宗教活動。佛教界為了傳教，也有寫作詩歌、偈、變文的實(shí)踐，但佛典中卻沒有關(guān)于作詩的專門探討。佛教認(rèn)為妄語、綺語屬于惡口業(yè)，《大集經(jīng)》甚至把惡口業(yè)分為六十四種之多，都斥為阻礙成佛的因素。白居易認(rèn)為自己寫了很多作品，"寓興放言、緣情綺語者，亦往往有之"（《白居易集》卷70，《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一再表示："愿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yè)，狂言綺語之過，轉(zhuǎn)為將來世世贊佛乘之因、轉(zhuǎn)法輪之緣也。"（《白居易集》卷71，《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他還認(rèn)為：僧人的詩，只有極少數(shù)是"為義（第一義諦，即佛教義理）作，為法（佛法）作，為方便智（普渡眾生的種種靈活方法）作，為解脫性作，不為詩而作也"。（《全唐詩》卷444，白居易《題道宗上人十韻》詩序）可見，絕大多數(shù)詩與佛教毫不相干。因此，這種橋梁作用，只能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才能體現(xiàn)出來，而且相當(dāng)有限，有時候能成為士大夫奉佛的助因，有時候僅能建立僧俗友誼。一旦佛教的社會需要趨于削弱，就是再高明的傳教士，也無力挽回頹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