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士大夫?qū)Ψ鸾毯驼笞龇鹗碌呐u言論

　　唐初的傅奕是首先從理論方面批判佛教的人。當時的僧人道宣在《集古今佛道論衡》一書中，把傅奕列為道教的代表，因為他"先是黃巾"。但從身份來說，傅奕已經(jīng)由道士還俗，成為在朝廷中擔任太史令職務(wù)的封建士大夫。在唐高祖武德七年（624）的上疏中，他說：佛教的傳播，"使不忠不孝，削發(fā)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佛教"竊人主之權(quán)，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他建議令僧尼還俗婚配，生兒育女，即可"益國"、"足兵"。在朝廷上討論佛教的處理問題時，他又說："禮本于事親，終于奉上，此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傅奕以85歲的高齡逝世。臨死前，他告誡其子說："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jīng)》之說，是為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汝等勿學也。"他一生"雖究陰陽數(shù)術(shù)之書，而并不之信"。（《舊唐書》卷79《傅奕傳》）可見，從反佛主張來說，傅奕主要站在儒家的立場上，為國家著想。在唐代士大夫的反佛文字中，韓愈的《諫迎佛骨表》相當出名。但此表的論點、論據(jù)和腔調(diào)，古人已覺察到是和傅奕的上疏一脈相承的。北宋人邵博說："愈之言，蓋廣傅奕之言也。"（北宋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卷8）南宋人陳善說："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于傅奕。……愈特敷衍其辭耳！"（南宋陳善《捫虱新話》卷1，《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于傅奕》）清人梁章鉅也說：傅奕的上疏"即韓公《論佛骨表》之藍本"。（清梁章鉅《退庵隨筆》卷18）因此，我這里把傅奕作為唐代士大夫反佛的先驅(qū)者來看待。除了傅奕、韓愈，在唐代各個時期，尚有狄仁傑、李嶠、張廷珪、蘇瓌、桓彥範、魏傳弓、呂元泰、韋嗣立、甯原悌、薛謙光、慕容珣、辛替否、裴漼、姚崇、楊炎、張鎬、高郢、常袞、李叔明、彭偃、裴伯言、李翱、李巖、舒元褒、崔蠡、李德裕、白居易、蕭倣、李蔚、孫樵、杜牧、劉允章等人，或?qū)Ψ鸾瘫旧砑右苑磳?，或?qū)y(tǒng)治者大做佛事提出批評。他們的言論涉及很多方面。

　　（一） 經(jīng)濟方面

　　佛教廣占田畝水硙，大量編戶為逃避賦稅徭役而度為僧人，使國家失去了對很多生產(chǎn)資料和勞動人手的控制。僧人過著"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寄生生活。一個僧人一年的衣食費用約三萬銅錢，"五丁所出，不能致此"。天下僧尼數(shù)十萬人，"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舊唐書》卷127《彭偃傳》）佛寺在逐漸增多。一些貴人死后，"第宅亭臺不將去，化為佛寺在人間。……寺門敕榜金字書，尼院佛庭寬有馀。青苔明月多閑地，比屋疲（一作齊）人無處居。憶昨平陽宅初置，吞并平人幾家地。仙去雙雙作梵宮，漸恐人間（一作家）盡為寺"。（《全唐詩》卷427，白居易《新樂府·兩朱閣/刺佛寺浸多也》）造寺"大則費耗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馀，略計都用資財，動至千萬以上"。（《舊唐書》卷88《韋嗣立傳》）佛寺幾乎和宮殿相當，壯麗和用度甚至超過皇宮。造寺不止，度人不休，"是使國家所出加數(shù)倍，所入減數(shù)倍"，"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出財依勢者盡度為沙門，避役奸訛者盡度為沙門，其所未度，唯貧窮與善人。"這樣"免租庸者數(shù)十萬"，以至于"奪百姓之食以養(yǎng)殘兇"。（《舊唐書》卷101《辛替否傳》）同時，僧徒"化誘所急，切于官征"。（《舊唐書》卷89《狄仁傑傳》）甚至有窮人置自己嗷嗷待哺的幼子于不顧，"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冀佛之助，一日獲福"。農(nóng)民生活每況愈下，對于佛教敬畏之馀，也蓄有強烈的不滿。會昌毀佛時，派出四位御史到全國各地進行督促，御史乘坐驛車尚未出關(guān)，"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杜牧《樊川文集》卷10，《杭州新造南亭子記》）共拆寺四千六百多所，招提、蘭若四萬多所，收上等美田數(shù)千萬頃，僧尼還俗二十六萬零五百人，解放寺院奴婢十五萬人，都收充兩稅戶。

　　對于統(tǒng)治者揮霍錢財，大做佛事，士大夫也曾提出批評。武則天時期，立佛寺，造佛像，役無虛歲，有時費用太大，甚至令全國僧尼每天每人資助一枚銅錢。狄仁傑指出："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比年以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jié)，征役稍繁。家業(yè)先空，瘡痍未復(fù)，此時興役，力所未堪。……設(shè)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在其中，難以取給。"（《舊唐書》卷89《狄仁傑傳》）蘇瓌以為"縻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產(chǎn)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新唐書》卷125《蘇瓌傳》）張廷珪援引《金剛經(jīng)》的原理，勸告武則天說："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也。"廣造寺塔佛像，"蓋有住于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佛教宗旨是慈悲為懷，可是大興土木難免會"輾壓蟲蟻，動盈巨億"，貧苦百姓"朝驅(qū)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饑渴所致，疾疹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憫畜獸而不忍殘其力哉？"（《舊唐書》卷101《張廷珪傳》）李嶠建議說："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馀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馀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沾圣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舊唐書》卷94《李嶠傳》）可見，即便一些奉佛的士大夫，也認為在天下虛竭、海內(nèi)勞弊、邊境未寧、鎮(zhèn)戍不息的情況下，大做佛事對國家不利，轉(zhuǎn)而采取反對態(tài)度。唐中宗、唐睿宗時期，基于同樣的理由，呂元泰、韋嗣立、甯原悌、辛替否等人，也提出了類似的批評。唐宣宗上臺后，否定會昌毀佛，著手恢復(fù)佛教。孫樵上疏指出："群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十戶不能養(yǎng)一僧"。唐武宗毀佛，十七萬（此數(shù)字誤，應(yīng)作二十六萬零五百）僧人還俗，"是天下一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他還批評唐宣宗即位以來幾年間，"修復(fù)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fù)其舊矣。……愿早降明詔，僧未復(fù)者勿復(fù)，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資治通鑒》卷249，唐宣宗大中五年條）唐末劉允章痛斥"國有九破，而無一成"的時弊時，把"廣造佛寺"（《全唐文》卷804，劉允章《直諫書》）作為一破，情況相當嚴重了。

　?。ǘ?nbsp;政治方面

　　佛教主張做佛事祈福，對以往的罪過可以懺悔，對未來的福分可以祈求，甚至可以做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就使壞人得到鼓勵。他們不怕法律，為非作歹，成了階下囚時，才在"獄中禮佛"，"規(guī)免其罪"。（《舊唐書》卷79《傅奕傳》）本來"刑德威福，關(guān)之人主"（《舊唐書》卷79《傅奕傳》），由于佛教干預(yù)社會生活，便"權(quán)歸于佛"（《樊川文集》卷10，《杭州新造南亭子記》）了。這無疑危害了社會治安，削弱了朝廷的權(quán)威。在佞佛熱形成后，"搢紳門里，翻受禿丁邪戒；儒士學中，倒說妖胡浪語"；"朝廷貴臣，曾不一悟"。（《廣弘明集》卷11，傅奕《上廢省佛僧表》）這造成了"高士著幽禪，……朝署時遺賢"（《全唐詩》卷337，韓愈《送靈師》）的狀況，動搖了封建統(tǒng)治的內(nèi)部力量，產(chǎn)生了離心作用。"法事所須，嚴于制敕"（《舊唐書》卷89《狄仁傑傳》），佛教竟然凌駕于政權(quán)之上。"此而不救，奚其為政？"（《舊唐書》卷127《彭偃傳》）佛教的滋蔓已到了"入家破家，入國破國"（《廣弘明集》卷11，法琳《對傅奕廢佛僧事》引傅奕語）的嚴重程度，難免會從內(nèi)部蛀空封建統(tǒng)治的支柱。

　　士大夫還對一些具體事情發(fā)表了看法。唐中宗時，京師普遍議論胡僧慧範假托佛教，出入禁闈，撓亂時政?；笍┕犐媳碚f："孔子曰：'執(zhí)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之罪，不殊于此也。若不急誅，必生變亂。除惡務(wù)本，去邪無疑，實愿天聰，早加裁貶。"（《舊唐書》卷91《桓彥範傳》）安史之亂爆發(fā)，唐肅宗于倉皇之中即位，每天清晨和夜晚有數(shù)十名供奉僧在內(nèi)道場念佛，聲聞禁外。張鎬上奏說："臣聞天子修福，要在安養(yǎng)含生，靖一風化，未聞區(qū)區(qū)僧教以致太平。伏愿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而撓圣慮。"（《舊唐書》卷111《張鎬傳》）唐文宗時，禮部侍郎崔蠡忠于職守，"上疏論國忌日設(shè)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jīng)據(jù)"。（《舊唐書》卷117《崔蠡傳》）唐懿宗"常于禁中飯僧，親為贊唄"，"逢八飯萬僧"，李蔚上疏切諫。（《舊唐書》卷178《李蔚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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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宣傳地獄廣大無邊，積火焚燒，每天有千萬生死，億萬世不竭。到處畫出這樣陰森恐怖的圖畫，令人"毛立神駭"（《樊川文集》卷10，《杭州新造南亭子記》），嚴重摧殘百姓的身心健康。政府舉行迎佛骨的重大活動，百姓"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zhuǎn)相仿效，惟恐后時，老少奔波，棄其業(yè)次"，甚至"斷臂臠身，以為供養(yǎng)者"，是一件"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韓昌黎集》卷39，《諫迎佛骨表》）的事，毒化了社會風俗。佛教主張舍俗出家，不戀世情，勢必會使人類斷種，世上只會留下"畜獸禽鳥魚鱉蛇龍之類"，使朝廷的統(tǒng)治隨著其臣民的消失而化為烏有。佛教在中國的肆虐，既然能達到舉足輕重的地步，那么，嚴夷夏之防就變成了一句空話，反倒成為"以夷狄之風而變乎諸夏"（李翱《李文公集》卷4，《去佛齋》），"以夷狄不經(jīng)法，反制中夏禮儀之俗"（《新唐書》卷147《李叔明傳》載裴伯言語），完全摧毀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和心理。

　?。ㄋ模v史經(jīng)驗

　　佛教傳入中國以前，歷代長治久安，民風淳樸。此后，情況發(fā)生逆轉(zhuǎn)。東漢明帝在位僅18年，其后亂亡相繼，國運不長。十六國時，龜茲僧鳩摩羅什來長安翻譯佛經(jīng)，后秦國君姚興親自執(zhí)本對翻。"姚興造浮屠于永貴里，傾竭府庫，廣事莊嚴，而興命不得延，國亦隨滅。"北朝時，"齊跨山東，周據(jù)關(guān)右。周則多除佛法而修繕兵威，齊則廣置僧徒而依憑佛力，及至交戰(zhàn)，齊氏滅亡，國既不存，寺復(fù)何有？修福之報，何其篾如！"（《舊唐書》卷96《姚崇傳》）當時南北政權(quán)的多數(shù)君主，奉佛都很虔誠，但統(tǒng)治年代更為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48年，三次舍身施佛為寺奴，"其后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韓昌黎集》卷39，《諫迎佛骨表》）到了唐代，唐中宗、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唐中宗女兒安樂公主）、張夫人等，都崇奉佛教，競相造寺度人，然而"咸不免受戮破家，為天下所笑"。（《舊唐書》卷96《姚崇傳》）可見事佛求福，反而得禍。一旦國家遇到戰(zhàn)爭和饑荒，"沙門不可擐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舊唐書》卷101《辛替否傳》），國將不國的危險前景是不堪設(shè)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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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于以上的理由，他們提出一些亡羊補牢的處理意見。韓愈綱領(lǐng)性地提出要"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韓昌黎集》卷11，《原道》）傅奕提議將佛教徹底取締，"退還天竺"。（《廣弘明集》卷11，傅奕《上廢省佛僧表》）至于僧尼，責成他們還俗婚配，可結(jié)成十多萬戶家庭，生兒育女，既可富國，又能強兵。這樣的話，"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樸之化還興"。（《舊唐書》卷79《傅奕傳》）彭偃建議：僧尼也承擔賦役，50歲以下的和尚每年輸絹四匹，尼姑兩匹，雜色役與百姓相同。只要就役輸課，當僧尼就沒什么關(guān)系了。有才智愿意當官者，可以當官，愿意還俗者，可以還俗。這樣，國家收入即可增加三分之一，"陛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舊唐書》卷127《彭偃傳》）裴伯言根據(jù)"女子十四有為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為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的儒家教條，建議64歲以上的和尚和49歲以上的尼姑，"許終身在道，馀悉還為編人，官為計口授地"，收廢寺為廬舍。（《新唐書》卷147《李叔明傳》載裴伯言語）李叔明建議將他所負責的劍南東川的佛寺定為三等，上等寺僧人定員為21名，中等寺14名，下等寺七名，其馀全部還俗，蘭若道場無名者一律廢毀。（《新唐書》卷147《李叔明傳》，《舊唐書》卷127《彭偃傳》載李叔明語）對于所謂佛骨，韓愈建議"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后代之惑"。（《韓昌黎集》卷39，《諫迎佛骨表》）姚崇教誨兒孫要世世代代提高警惕，抵制和反對佛教，辦喪事若必須順從俗情的話，設(shè)齋布施都不能鋪張（詳下節(jié)）。杜牧則為會昌毀佛大加禮贊，希望后代記住這個功勛，作為借鑒。（《樊川文集》卷10，《杭州新造南亭子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