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僧侶地主階級有自己的經(jīng)濟實力。這種經(jīng)濟實力的形成，除了同世俗地主階級一樣采取赤裸裸的剝削方式以外，還廣泛接受世俗各階層人士的施舍。施舍單從形式上來看，似乎是各階層人士對佛教的自愿饋贈，然而撥開涂于其上的神秘朦朧的宗教油彩，就會清楚地看到，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剝削。廣大勞動人民對佛教的施舍，是佛教對他們的直接剝削。剝削階級對佛教的施舍，來源是他們剝削來的民脂民膏，因而是佛教經(jīng)過剝削階級對勞動人民的間接剝削。僧侶地主階級和世俗地主階級二者，在經(jīng)濟利益的分割方面，難免存在矛盾。從實質(zhì)上看，這不過是把剝削來的財富，從這一個口袋轉(zhuǎn)移到那一個口袋的問題。因此，就士大夫的多數(shù)來說，在圍繞著佛教的問題上，存在著經(jīng)濟上的利害關(guān)系。

　　唐代宗時的宰相王縉，晚年奉佛尤甚。他和杜鴻漸都"舍財造寺無限極"。他的妻子死后，就舍道政里宅院造寺，度僧三十人住持。在地方官員入朝時，王縉請他們到寺中，"諷令施財，助己修繕"，"又令弟妹女尼等廣納財賄，貪猥之跡如市賈焉"。（《舊唐書》卷118《王縉傳》）這是唐代士大夫中奉佛最為貪婪卑鄙的典型。不難看出，以舍財為出發(fā)點，以斂財為終極目的，這是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個過程的總精神是欲取故棄。在這里，佛教僅僅是打出來的一塊堂而皇之的招牌。因此，與其說這是崇奉佛教，毋寧說是褻瀆和玩弄佛教。那種"里陌動有經(jīng)坊，阛阓亦立精舍"（《舊唐書》卷89《狄仁傑傳》）的情況，不能說就不是出于這種目的才形成的。
另外有一種人，敲佛教的竹杠，從中獲利。會昌毀佛時，朝廷責成監(jiān)察御史在全國各地檢查廢寺情況，并收集金銀佛像。一個姓蘇的監(jiān)察在巡檢長安東西兩街各寺的時候，見到便于攜帶的小型銀佛像，就順手牽羊，裝進袖袋，拿回自己家中，被人們譏諷地叫做"蘇扛佛"。（《太平廣記》卷174，《溫庭筠》條引《尚書故實》）洛陽一個僧人有幾粒所謂舍利，貯放在玻璃瓶中，供人參觀。于是每天都有很多人前來瞻仰、施錢，僧人因而獲得大利。一個士子，饑寒交迫，就打佛教的主意，請求僧人允許他把舍利拿在手中仔細觀看。僧人同意后，這個窮措大急忙將舍利吞咽入肚。僧人"惶駭如狂"，擔心情況張揚出去。士子趁機講條件，說："與吾幾錢，當服藥出之。"僧人給了他二百緡錢，他只花了極少數(shù)量的錢買了瀉藥巴豆，剩下的錢都落入自己的腰包。舍利瀉出后，僧人用水洗凈，又虔誠地貯放起來。（《太平廣記》卷263,《士子吞舍利》條引《尚書故實》）雙方的丑態(tài)，都是基于經(jīng)濟利益而表現(xiàn)出來的。

　　士大夫有時也把自己的一部分財富（其中相當成分是剝削來的）奉獻給佛教，其目的是通過做功德而得到佛教的保佑。楊慎矜兄弟既富且貴，心里很不踏實，每天清晨"禮佛像，默祈冥衛(wèi)"（《酉陽雜俎》前集卷4），就反映了這種心理。唐玄宗時，宰相李林甫每次慶生辰，總要請僧人就宅設(shè)齋。一次，一個僧人贊佛，李林甫施給他一具馬鞍，他拿去賣掉，得錢七萬。另一個僧人贊佛時，為了獲得大利，就極口稱頌李林甫的功德。李林甫給了他一節(jié)數(shù)寸長如同朽釘一樣的東西。這個僧人極為失望。后來他拿到西市上出售，被胡商鑒定為寶骨，竟以一千萬錢買走。（《酉陽雜俎》續(xù)集卷5）士大夫這樣做，主要的不是炫耀自己的富有，而是用一定數(shù)量的錢財，買下一種神秘的力量，作為自己財富的監(jiān)護者。本章第三節(jié)說到楊慎矜被告發(fā)為私藏讖書，妄說國家休咎，和還俗僧來往，因而被唐玄宗下令逮捕審訊，結(jié)果楊氏兄弟并賜自盡，莊宅沒收歸官，男女流配嶺南?？梢姡砬筅ばl(wèi)、監(jiān)護，完全是徒勞無益的。然而當時的人們對此缺乏覺悟，這類活動照樣層出不窮，一些高級知識分子也不能例外。

　　王維的母親奉佛甚深，"樂住山林，志求寂靜"，王維就在京師南面的藍田縣特地為她營造山居一所。母親去世后，王維"當即發(fā)愿心，愿為伽藍，永劫追福"。這成了王維多年的一樁心事。他后來專門上表朝廷，說："伏乞施此莊為一小寺，兼望抽諸寺名行僧七人，精勤禪誦，齋戒住持，上報圣恩，下酬慈愛。"（《王右丞集箋注》卷17，《請施莊為寺表》）王維比起其弟王縉，要清白多了。

　　最清白的，要算是白居易。白居易在江州司馬任上時，廬山東林寺僧道深等人，拿著十萬錢作為酬金，請他為已故律僧上弘撰寫碑銘。白居易完稿后，不要報酬，"錢反寺府"。（《白居易集》卷41，《唐故撫州景云寺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并序）》）白居易的摯友元稹去世前，曾以墓志文相托，并以"價當六七十萬"的財物作為酬金。白居易《修香山寺記》一文說："予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贄不當納。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訖不得已，乃回施茲寺。"這筆錢作為佛教建設(shè)的社會資助，使香山寺增加了房舍亭橋。白居易把這看作是元稹所做的功德。（《白居易集》卷68）白居易還舍俸錢三萬，命工人杜宗敬按照《阿彌陀經(jīng)》、《無量壽經(jīng)》故事，畫出高九尺、廣一丈三尺的西方極樂世界圖一幅。畫成后，白居易"焚香稽首，跪于佛前，起慈悲心，發(fā)弘誓愿：愿此功德，回施一切眾生"。（《白居易集》卷71，《畫西方幀記》）雖然非常庸俗，但還想到一切眾生都得到好報，那用意無疑是善良的。不過，白居易有時候破費錢財反倒招致不愉快的后果。安史叛亂時，洛陽圣善寺的銀佛像被叛將截走一只耳朵。后來，白居易用自己的白銀三鋌進行添補，但佛像太大，新補的銀耳比原件少數(shù)十兩。會昌毀佛時，宦官奉命毀佛像，將金銀送交內(nèi)庫。宦官看到圣善寺銀佛的耳朵不是原件，打聽到是白居易添鑄的，以為是他搗鬼，從中漁利，就找他追索馀銀。（《唐語林》卷7）

　　士大夫有時也被迫破費一些錢財。宦官高力士在京師來庭坊造寶壽佛寺，鐘鑄成后，高力士設(shè)齋慶賀，滿朝的袞袞諸公都去捧場。凡擊鐘者，擊一下施錢十萬。"有規(guī)其意者，擊至二十杵，少尚十杵。"（《舊唐書》卷184《高力士傳》）士大夫破費錢財，雖然是迫于高力士的權(quán)勢或礙于情面，而高力士所打的佛教招牌，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

　　從宦官找白居易追索馀銀一事可以看出，一旦朝廷懷疑士大夫關(guān)于佛教的經(jīng)濟利害關(guān)系影響到國家的利益，就要加以干涉。這種種樣式的財產(chǎn)分割，有一個浮動的度作為界限，超過了這個度，士大夫無論奉佛抑或反佛，都會向朝廷上疏，陳述自己的憂慮，朝廷也會下達一些限制佛教聚斂錢財?shù)脑t令，甚至采取自上而下的打擊行動，來重新調(diào)整這個度。但在中央和地方財政困難時，佛教也會被用來作為手段（設(shè)壇度僧收取度牒錢），大肆斂財。這時，佛教的工具性質(zhì)就顯露無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