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碑銘類

　　劉禹錫在《唐故衡岳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一文中指出：智儼律師去世后，他的傳律弟子中巽、道準，傳經(jīng)弟子圓皎、貞璨，以及門徒圓凈、文外、惠榮、明素、存政等人，"欲其師之道光且遠，故咨予乞詞"（《劉禹錫集》卷4），因而為之作碑銘。佛教界為了擴大宣傳和影響，請士大夫中高位崇名者和大手筆為已故的名僧撰寫碑銘，這在唐代，蔚然成風(fēng)。早在唐初，住力去世，東宮庶子虞世南為他撰寫碑文；德美、空藏去世，金紫光祿大夫、侍中于志寧撰文。（《續(xù)高僧傳》卷28，空藏、住力、德美等傳）慧能死后，先后有王維、柳宗元、劉禹錫三人為他撰寫碑銘，成為最突出的事例。這種情況，我認為是由活著的人利用和擺布死去的人而造成的。王維所作碑銘交代其緣由為："弟子曰神會，遇師于晚景，聞道于中年，廣量出于凡心，利智逾于宿學(xué)，雖末后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愿（一作顧）；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托。"（《王右丞集箋注》卷25，《能禪師碑》）當慧能在嶺南創(chuàng)立禪宗、力倡頓悟說的時候，神秀的漸門在北方仍有相當大的影響，"兩京之間，皆宗神秀"。（《宋高僧傳》卷8《唐洛京荷澤寺神會傳》）這位尚不被人了解的神會，如果不攀龍附鳳，沾點慧能的光，不但無法提高自己的地位，也無法與神秀一系見個高低。這便是神會拜托王維為慧能撰寫碑銘的目的。慧能去世106年后，以儒家風(fēng)度聞名于世的扶風(fēng)人馬總，在廣州當嶺南節(jié)度使，因為慧能尚無稱號，就奏請?zhí)茟椬谫n號，唐憲宗于是詔令追謚大鑒禪師。"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后，遂咨于文雄今柳州刺史河?xùn)|柳君為前碑。"（《劉禹錫集》卷4，《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柳宗元這篇《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談到佛教和慧能的文字并不多，相當多的筆墨卻用于歌頌"天子休命，嘉公德美"，"公以仁理"。（《柳宗元集》卷6）這完全是借助于死人，為在世的唐憲宗、馬總涂脂抹粉，作為和尚碑銘，簡直不倫不類。柳宗元所以這樣寫，不一定是為了奉承朝廷討好大僚，很可能由于他認為禪宗的主張乖離佛教太甚，因而不便就佛教本身措辭。三年以后，僧人道琳率領(lǐng)門徒，從韶州曹溪來找劉禹錫重寫碑文，這便是僧人方面對于唐憲宗賜謚的反應(yīng)，更是對柳宗元所寫碑文不滿意的表示。士大夫為僧人撰寫的碑文，成為編纂僧史的珍貴資料，北宋贊寧《宋高僧傳》一書，即多據(jù)碑文寫成。近人陳垣先生指出：《宋高僧傳》一書所本，"多是碑文，故每傳末恒言某某為立碑銘或塔銘，此即本傳所據(jù)，不啻注明出處"。（近人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2，北京：中華書局，1962）

　　士大夫撰寫碑文，稿酬極高。廬山東林寺僧道深、懷縱、如建、沖契等二十多人，請白居易為撫州景云寺律師上弘撰碑銘，以價值十萬錢的絹帛共一百匹作為報酬。白居易認為"法施凈財，義不己有"（《白居易集》卷43，《東林寺經(jīng)藏西廊記》），于是"錢反寺府"（《白居易集》卷41，《唐故撫州景云寺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銘》），用于修經(jīng)藏西廊。這在當時是通行的價格。裴度平定淮西鎮(zhèn)，殺傷甚多，就把朝廷賞賜的物品用來重修洛陽福先寺，以這種做功德的方式超度亡靈，避免災(zāi)殃。他準備請白居易撰寫福先寺碑文，皇甫湜吹噓自己的文章遠勝白居易，為什么要舍近求遠。碑文寫成之后，裴度酬以"寶車名馬繒彩器玩，約千馀緡"。但皇甫湜嫌少，大發(fā)脾氣，說："其辭約三千馀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唐高彥休《唐闕史》卷上）裴度只好依數(shù)付給他。

　　此外，士大夫還寫有關(guān)于佛教的其它銘文。劉禹錫在撰寫慧能第三碑銘后，"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劉禹錫集》卷4，《佛衣銘·序》）

　　六、 記贊表書類

　　士大夫所寫記贊表書，有的是應(yīng)僧人之請而作，有的是主動作的。

　　元稹寫有《永福寺石壁法華經(jīng)記》一文。在杭州永福寺內(nèi)，由嚴休復(fù)、白居易、崔玄亮、韋文悟、元稹等九位刺史和路過杭州的士大夫出錢約七萬，鑿石壁《法華經(jīng)》?？坛珊螅?quot;僧之徒思得名聲人文其事以自廣"，"欲相與為不朽計，且欲自大其本術(shù)"，于是日夜敦請元稹撰文。元稹在記中，恰當?shù)鼐S持了自己的身份，說："至于佛書之妙奧，僧當為予言，予不當為僧言，況斯文止于紀石刻，故不及講貫其義云。"（《元稹集》卷51）

　　白居易寫的記很多，大凡修造佛寺碑幢，繪制佛經(jīng)壁畫，抄寫文集藏于寺院，他都要敷演成文?！栋拙右准分惺珍浀挠校骸稏|林寺藏經(jīng)西廊記》，《如信大師功德幢記》，《華嚴經(jīng)社石記》，《東都十律大德長圣善寺缽塔院主智如和尚茶毗幢記》，《東林寺白氏文集記》，《圣善寺白氏文集記》，《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畫西方幀記》，《畫彌勒上生幀記》，《香山寺新修經(jīng)藏堂記》，《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等等。

　　士大夫?qū)懙奈馁澮蚕喈敹?。文贊都是緣事而發(fā)。張說聽說僧人履徹用黃金為亡母裝飾武擔(dān)山靜亂寺丈六盧舍那鐵像，就高興地撰寫了《盧舍那像贊》，表彰"孝哉彼沙門，愛母而錫類"。（《張燕公集》卷8）張說還寫有《般若心經(jīng)贊》、《藍田法池寺二法堂贊》等。竇紹為其亡弟畫凈土壁畫，王維寫了《給事中竇紹為亡弟故駙馬都尉于孝義寺浮圖畫西方阿彌陀變贊》一文。王維還為幾個僧俗婦女畫凈土圖畫或繡像而寫過文贊。京兆一個姓趙的婦女為亡母追冥福，繡成一軀阿彌陀佛像，白居易寫了《繡阿彌陀佛贊》，說："報罔極恩，薦無量福。"（《白居易集》卷39）白行簡妻繡觀音像一軀，白居易寫了《繡觀音菩薩像贊》。士大夫主動寫的贊，多是為僧俗的美德所感而形諸文字的，這和士大夫把佛教當作理論來學(xué)習(xí)的傾向一致；而應(yīng)邀寫的贊，則多見一些愚夫愚婦祈求冥助、貪圖好報的傾向。

　　士大夫還為僧人撰寫上呈皇帝的章奏。王維《為幹和尚進注仁王經(jīng)表》、《為舜闍黎謝御題大通大照和尚塔額表》、《為僧等請上佛殿梁表》等，就是這樣的章奏。這種表要為僧人傾訴衷情，往往說些對朝廷阿諛奉承的話，起到溝通政教的作用。安史亂中，僧惠幹向唐肅宗進奉集注《仁王般若經(jīng)》，王維代為擬表。他寫道："沙門惠幹言：……伏惟乾元光天皇帝陛下，高登十地，降撫九天。宏濟群生，濡蓮花之足；示行世法，屈金粟之身。心凈超禪，頂法玄解。廣釋門之六度，包儒行之五常。……伏以集解《仁王般若經(jīng)》十卷，謹隨表奉進，無任慚惶。然本注經(jīng)，先發(fā)大愿，釋第一義，開不二門，與四十九僧，離一百八句，六時禪誦，三載懇祈。俾廓妖氛，得瞻慧日，三千世界，悉奉仁王，五千善神，常衛(wèi)樂土，令果蕩定，無量安寧。緇服蒼生，不勝慶躍。"（《王右丞集箋注》卷17）士大夫如果平素不積累佛教知識，就無法代筆。王維還有篇《請施莊為寺表》，請求朝廷批準將他先母經(jīng)常宴坐經(jīng)行的藍田縣一所莊園施舍為佛寺，為她"永劫追福"，以便"上報圣恩，下酬慈愛"。（《王右丞集箋注》卷17）

　　士大夫和僧人還有一些書信來往。本書第一章第二節(jié)已引過韓愈致大顛的三封信。白居易和濟法師交游，一次討論佛理，有些地方不明白，第二天就寫了《與濟法師書》，說："欲面問答，恐彼此草草，語言不盡，故粗行于文字，愿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白居易集》卷45）白居易的信約有一千五百字，在文言書信中，篇幅算是比較長的。士大夫給僧人的信，一般都極為敬重對方。穆贄給僧彥範的信，署名"但云門人姓名，狀上和尚法座前，不言官位"。（《因話錄》卷4）士大夫有時以詩代信，寄與對方。白居易有首詩，題為《與果上人歿時題此訣別，兼簡二林僧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