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22年又發(fā)生了變故，不知是因為家庭的原因，還是毛澤東希望離辦公室近一些，他們又搬回清水塘居住。

　　毛澤東和楊開慧在清水塘的住所。清水塘地處長沙市郊小吳門外，因為環(huán)境比較僻靜，所以挑選來作湖南黨組織的秘密活動機關(guān)。毛澤東和楊開慧在這里住了兩年半時間，這也是毛澤東成為職業(yè)革命家以后一段難得的溫馨歲月。

　　毛澤東領導了長沙6 000名泥木工人的罷工（他們抱怨每天只能喝上兩頓稀粥）。他穿著粗布衣衫裝扮成工人，吹著口哨指揮工人呼口號。［10］他還領著一批人在晚飯時分沖進有錢的工頭家里，讓工人看看兩者在飯食上的差距。

　　省長的隨員懷疑毛澤東不是普通的泥木工人，便盤問毛澤東的名字，毛澤東卻巧妙地把話頭扯到其他事情上去了。

　　1921年11月，毛澤東曾與當時途經(jīng)長沙的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有過會晤（他以后沒有提起過）。［11］毛澤東幫助成立了各種各樣的工會組織，成員包括石匠、理發(fā)匠、紡織工、裁縫和排字工等各行業(yè)工人。毛澤東南下到衡陽，在第三師范建立了黨組織，他的繼妹為他這種工作鋪平了道路。

　　毛澤東參加了排字工人的罷工，他們反對毛澤東經(jīng)常在上面發(fā)表文章的《大公報》。這次罷工可能損害了他與編輯部的關(guān)系，此后，他很少或再也沒有在這份報紙上發(fā)表過東西。［12］

　　對長沙9 000名人力車夫的艱苦生活，毛澤東關(guān)心尤切。他拿出黨的活動經(jīng)費，幫助車夫罷工，要求該市總共3 100輛人力車的大小車主降低車租，并取得了勝利。在給人力車夫上課的夜校課堂上，毛澤東又采取了新的教學方法。他在黑板上先寫一個“工”，再在旁邊寫一個“人”，這兩字合起來就是“工人”。毛澤東然后再寫一個“天”。他微笑著告訴車夫如何把“人”字放在“工”的下邊構(gòu)成“天”字。他進一步解釋，如果工人團結(jié)起來力量可以頂天。［13］

　　有些車夫具備了入黨條件，毛澤東在南門外為他們舉行簡短的入黨儀式。他把中國共產(chǎn)黨的旗幟掛在榕樹上，車夫們一個接一個地前來旗下，舉起右手隨毛澤東宣誓：“犧牲個人，階級斗爭，嚴守秘密，服從紀律，努力工作，永不叛黨。”喜悅的神色在眼中閃現(xiàn)，毛澤東給每位新黨員一份證書和一些學習文件。

　　乾坤逆轉(zhuǎn)，天翻地覆。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工人，從來都被認為與政治無關(guān)，現(xiàn)在卻成了自認為是歷史前進動力的政黨的成員。人們會說，這是從貧民窟提出來的權(quán)利要求。

　　此后不久，阿格尼絲·史沫特萊在北京與幾位有教養(yǎng)的中國人共進晚餐。酒過三巡，一位上層人士宣稱：“中國沒有階級，馬克思主義者才發(fā)明這階級觀念。我的車夫拉著我走在大街上，我們可以像老朋友一樣談笑?！笔纺厝R驚訝地問：“假如是你拉著他走在大街上，或者說他不愿意干時，你們還能成為朋友嗎？”［14］

　　20年代的北京對毛澤東一無所知，然而史沫特萊早已不知疲倦地參與了毛澤東的事業(yè)。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是在發(fā)明階級。這是有效的發(fā)明，它表明人力車夫不是自在之物，而是通過階級斗爭成為歷史之物。

　　1922年4月，毛澤東到杭州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全會。他已成為引人注目的人物，但又并非完全如此。參加杭州會議的一位共產(chǎn)國際的代表回憶說：“扮演主角的與會者是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和另外一位非常能干的湖南學生，我記不起他的名字了?！保?5］毛澤東當時名聲赫赫，但仍是一隅之士。

　　1923年，湖南的勞工運動進入了關(guān)鍵時期。一方面它處于全盛階段，在中國最強大。毛澤東讓李立三、劉少奇和他的有經(jīng)濟頭腦的弟弟毛澤民留在安源繼續(xù)開展工作。他自己在湖南的很多地方播撒革命種子。

　　他組織工會，發(fā)動了多達十幾次的罷工，還不時地在各地暗中發(fā)展黨組織。工作正大踏步地朝前邁進。兩年的時間，湖南就有了20多個工會組織和50 000多名會員。盡管發(fā)展黨員條件甚嚴甚慎，但湖南的黨員人數(shù)從1921年年中的10人，一年后猛增到123人。在每一個工會成立之際，毛澤東總是設法把一名黨員安插進去任總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