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適逢經(jīng)濟和思潮變革之會的洋務運動的興起 一、“兩害取輕”的抉擇 左宗棠在《重刻〈海國圖志〉敘》中指出，鴉片戰(zhàn)爭中林則徐、魏源等先進政治家思想家，試圖以“師夷長技以制夷”來拯救清王朝垂危統(tǒng)治的改革主張和措施，由于頑固勢力的破壞阻撓而被扼殺，以致“廿余載事局如故”，社會處于停滯狀態(tài)，毫無革新和前進；20年后，清政府處于太平天國革命和英法聯(lián)軍入侵雙重壓力下，采取“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決策，卻又將“師夷長技”提到了實踐的日程。這也就是說，“師夷長技”的變革，沒有能在抵御外侮也即所謂“制夷”中實行，而卻在鎮(zhèn)壓人民起義中實行了。
清政府的“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抉擇，不是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一開始就定下來的，而是經(jīng)過四年的醞釀討論和各種“力”的較量后，認為只有這樣做才能達到挽救清王朝的危亡局面的目的，從而作出這樣的決定的。
太平軍成為清王朝之“害”始于1851年。1856年在太平軍摧枯拉朽般打擊下，處于惶惶不可終日的清政府，又遭英國和法國的武裝侵入。面對太平天國和英法聯(lián)軍內(nèi)外兩大敵人的清朝統(tǒng)治者，從天朝至尊和統(tǒng)治利益出發(fā)，當然要用兩個拳頭同時打向內(nèi)外兩重威脅。但事實上，這為它的力量所不允許。于是醞釀著先解除一個“禍患”。先解除哪一個呢？
還在1854年，英、法、美等國使者到廣州、上海乃至揚言要去天津要求“修約”談判之時，清政府鑒于太平軍直接威脅其統(tǒng)治的現(xiàn)實，盡管懷疑英法包藏有“助逆犯順”的“禍心”；對于美國的“剿辦逆匪開通長江”①恭順之請，則有“居心亦不可測”的疑慮，但總的傾向是如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所說：“略為變通，以副其望”，這既可以使海關稅收不受影響，“且可杜其助逆犯順之心”。②也就是說，適當滿足侵略者的欲望，以便至少可以做到洋人不被太平天國所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開始之后，清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則有著很多不同的意見。在戰(zhàn)爭開頭的兩年間，清最高統(tǒng)治者，基本采取兩個拳頭同時打向內(nèi)外兩大敵人的方針。實踐證明此路不通。于是在1858年以后的兩年間，清朝統(tǒng)治者總的傾向起了變化，即采取對外國侵略者妥協(xié)以便集中力量鎮(zhèn)壓人民革命的政策。但各地方督撫仍有著不同的意見。
一般他說，處在英法聯(lián)軍嚴重壓力下的官僚們，“御夷”重于安內(nèi)。例如，當英軍強行侵入廣州城時，1858年1月江南御史何璟就提出下述主張說：“此時著不臨以兵威，而仍藉口懷柔，曲加姑息”，不僅美、法效尤，且恐“遷延日久，土匪聞風四起，嘯聚鴟張”。③這是只有“剿夷”才能止內(nèi)亂的思想。但這種主張沒有被清廷所接受，下諭說，應“熟商安內(nèi)攘外之方，勿生他變。”還是將“安內(nèi)”放在第一位。又如，當英法聯(lián)軍陳兵天津，僧格林沁正與其交戰(zhàn)之際，有人提議派僧格林沁“移師南下”皖、豫“剿辦”，“以期一鼓蕩平”發(fā)捻時，直隸總督恒福堅決反對，說皖、豫剿捻可以另選大員，津沽“御夷則非僧格林沁不辦，斷難另易他人，致令全局有礙”。恒福懇請皇恩“俯念奴才為全局起見，無令重臣輕出而遠離。此不特海防之幸，實天下之幸也?！雹龠@種在特定條件下重“御夷”的觀點，山東道御史林壽圖說得更為明確，他說：“腹心大患，賊甚于夷；而咽喉急癥，夷重于賊?！雹谶@里雖把人民起義看作“腹心大患”，但“咽喉急癥”在一定時間里，比之“腹心大患”更加迫切地需要治療。因此，林壽圖不僅認為僧格林沁不能調(diào)離津沽前線，而且主張把“剿捻”戰(zhàn)場上的勁旅調(diào)來津沽歸僧格林沁指揮，以加速取得抗戰(zhàn)的勝利，而后集中力量鎮(zhèn)壓人民的起義。這是明顯的“攘外”優(yōu)先于“安內(nèi)”的思想。由于此時救治“咽喉急癥”的需要，清廷當然是接受的。
另一種情況，是遭受太平軍威脅最嚴重地區(qū)的督撫，一般都是主張先安內(nèi)而后攘外的。例如，兩江總督何桂清的主張就是如此，他明確表達說：“中原未靖，又行海運，一經(jīng)騷動，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遠之方，為羈縻之計”③，以紓目前之急?！百箖?nèi)寇稍平，餉需充裕，然后臥薪嘗膽，簡練水師，再相機辦理，以復國仇，而伸天討?！雹苓@是先對外妥協(xié)，以便集中力量將人民革命鎮(zhèn)壓下去，然后再養(yǎng)精蓄銳以“御夷”的思想。
不管是先攘外而后安內(nèi)，或是先安內(nèi)而后攘外，兩種主張都是兩線出擊，即“師夷長技以制夷”和“師夷長技”以制人民并重的，只是先后不同而已。清朝統(tǒng)治者經(jīng)過幾年的實踐，于1860年終于上下一致地統(tǒng)一在“師夷長技”以先安年而后攘外這一論點上。這種統(tǒng)一是與這一年的形勢密切聯(lián)系著的。
1860年，太平軍進兵滬、杭，捻軍馳騁于魯、豫、皖等省的廣闊平原；英法窺伺京津，大有侵入京都之勢。清王朝君臣們著慌了，認為太平軍東進，威脅到洋人麕集的上海，“逆夷”間矛盾尖銳，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對外妥協(xié)才能救清廷岌岌之危。長蘆鹽運使等奏稱：“土匪鹽梟，乘隙四起，必應預為之防。……以目前大沽之勢論之，亦不宜再與（英法）一戰(zhàn)，戰(zhàn)則已成彼逸我勞、彼主我客之勢。惟有速為議撫，方可補救目前?！雹僦醒霗鄤萑宋锕鹆紕t主張“以籌備海防之用，移而為撫局賠償之用。……用于海防，系屬無窮之壑，用于議撫，尚為有數(shù)之需。此中輕重不辨自明。”②這就是要撤除“防夷”之防線，并不惜物力財力以“速為議撫”。定下了滿足侵略者的欲壑以全力鎮(zhèn)壓人民起義的方針。
方針既定，軍事上的部署也隨即一反過去兩線出擊的分兵的做法，而是全力對付革命人民了。原來準備北上勤王“御夷”之兵，均著原地不動或折回“剿逆”防地了。當河南巡撫慶廉將“剿匪事宜交毛昶熙督辦”，而自己帶兵北上時，清廷因恐濟寧一帶“捻匪折回侵及豫疆”，而諭令慶廉“無論行抵何處，即統(tǒng)領赴援兵勇折回該省督辦剿匪事宜”③；當漕運總督袁甲三請“北上隨同僧格林沁”保衛(wèi)“根本重地”時，清廷給予了“賊氛正熾，汝斷難遠離，所請勿庸議”④的殊批。與此同時，清廷諭令駐兵直隸的山東巡撫文煜著“統(tǒng)帶兵勇，即赴濟寧……迅解城圍，毋留余孽”⑤；而將駐兵津沽“御夷”大將僧格林沁調(diào)往豫、魯“剿捻”前線去了。至于處于長江中下游的曾園藩，清廷本來要他在“夷氛逼近闕下”北上，“以資夾擊”的，但隨即另作安排說：當此“皖南北均當吃緊之時，該大臣等一經(jīng)北上，逆匪難保不乘虛思竄，擾及完善之區(qū)，江西、湖北均為可慮，曾國藩、胡林翼均著毋庸來京”⑥了。
力量既集中于制內(nèi)前線，對逼壓北京城的英法聯(lián)軍當然趕緊與之簽訂和約。清廷給談判首席代表奕“將退兵各層迅速定議，俟該夷酋進城，即行前住畫押換約，保全大局，毋再耽延，致生枝節(jié)。此時天氣尚未嚴寒，該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鑾以定人心”①的上諭，其急于投降，簽訂城下之盟，以換取英法退兵而達到“回鑾”目的的心情，溢于言表。奕描繪當時的形勢說：“大沽未敗以前，其時可剿而亦可撫；大沽既敗而后，其時能撫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戰(zhàn)守一無足恃，則剿亦害撫亦害。……（故不得不）權宜辦理”。
所謂“權宜辦理”就是對外妥協(xié)投降以便更快將人民革命鎮(zhèn)壓下去的同義語。這也就是奕所說的“滅發(fā)捻為先”，治英俄等國次之的政策由來。以此為契機，開始了“師夷長技”以拯救清政府垂危統(tǒng)治的洋務運動，開始了洋務派所意想不到的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系的變革的實踐。
由此可見，以“師夷長技”為中心拯救清王朝的洋務運動，盡管包含有“御夷”意圖，但他是作為太平天國的對立面發(fā)生的。那種認為洋務運動主要是作為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的對立面而興起的說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由此可見，中國社會向資本主義方向變，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客觀規(guī)律，是歷史的必然。至于人們在什么情況下意識到這種變的必要性，并付之于實際行動以促進這種變，那不是歷史所注定的。歷史不能憑假設作結(jié)論。但從史實和邏輯說，如果在鴉片戰(zhàn)爭“御夷”中，實行林、魏等“師夷長技”的變革主張，那么，以“師夷長技”為中心拯救清王朝的這種運動，就是不折不扣作為外國資本主義對立面發(fā)生的了。因此，那種說洋務運動只是勾結(jié)并依靠外國侵略者的“長技”和支援，以鎮(zhèn)壓人民革命的活動，那也是不正確的。事實上，洋務運動的發(fā)起是有制內(nèi)和“御夷”的雙重目的的。歷史發(fā)展的邏輯也證實了這一點。19世紀70年代初期，當人民起義被鎮(zhèn)壓，國內(nèi)階級矛盾緩和，列強對華侵略加強，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多數(shù)洋務派人物如左宗棠、劉銘傳等人，不是從“師夷長技”以制人民轉(zhuǎn)變?yōu)椤皫熞拈L技以制夷”者了嗎？1874年以后，清政府大辦海軍海防和塞防等措施，不正是在實踐洋務派所提出的先滅發(fā)捻，后治俄英等國的策略嗎？這些將在本書第八章及其他有關章節(jié)專題論述。
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 洋務運動開始的標志，是1861年1月20日（咸豐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廷批準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它是根據(jù)奕、桂良、文樣等于是年1月11日所上“通籌夷務全局折”六條章程中的首條：“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專責成”的建議而成立的。上諭任命奕和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樣等管理該衙門，其中以奕為首席總理大臣。從此，奕成了洋務派的首領，坐鎮(zhèn)中央。
奕（1833—1898年），道光帝第六子，從小受到極為嚴格的“三綱五常”為基干的儒家倫理的封建教育。1850年道光帝病逝，咸豐帝奕即位，奕被封為恭親王。1853年升任軍機大臣，隨后于1855年以故被撤；不久任為都統(tǒng)、宗人府宗令、內(nèi)務府大臣等職。具有這種教育素質(zhì)和地位的奕，很自然地希望清王朝穩(wěn)固和強大。因此，在太平天國和英法聯(lián)軍雙重壓力面前，他的主張是既將太平天國革命鎮(zhèn)壓下去，又堅定地抵御外侮。但后來當用兩個拳頭同時打向兩個敵人變?yōu)椴豢赡軙r，他采取“兩害取輕”的對外妥協(xié)集中力量對內(nèi)“剿逆”的方針，與英法等國簽訂了屈辱的《北京條約》。1861年咸豐帝病死，奕以協(xié)助西太后發(fā)動祺祥政變有功，恢復了軍機大臣職位，并披授為議政王。由于奕權傾朝廷，對于順應歷史發(fā)展趨勢的洋務運動事實上起了促進的作用。他所領導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個新的辦理洋務外交的政權機構(gòu)在其間也有不小貢獻。
奕、桂良、文祥的奏折，在總理衙門一詞中，本無“通商”兩字，但清廷于批準奕的奏請時，加了“通商”兩字，成為“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①。可見在清王朝統(tǒng)治者心目中，這個衙門成立，主要是主持“通商”事務。奕忻對此也不加以否認，只是借列強“與中國交涉事件，該夷皆恃臣等為之總理”為由，請禮部鑄造關防時節(jié)去“通商”兩字，以免洋人“疑臣等專辦通商，不與理事”的誤解，這得到了“批：依議”的許諾。②奕的意思是，總理衙門雖以通商為主，但對外交涉的一切事務均在該機關職權之內(nèi)；“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可以包括“通商”，如加上“通商”兩字，則限制了“通商”以外的其他交涉等事務。那樣，該衙門的權力就會大大地縮小。這當然是奕所不甘心的。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職能以“通商”為中心，是清政府上下一致的意見?！巴ㄉ獭钡暮x是什么呢？在當時，即意味著在對外開放中取洋人之長，其中心即是“師夷長技”，兼及外交和其他與“師夷”有關的一切事務。而這正是洋務運動的特征。我早在198O年就曾說過：“洋務（原來叫‘夷務’），本來是指清政府與外國打交道的一切事務。鴉片戰(zhàn)爭以后，逐漸變?yōu)橐詫W習和利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為中心的包括外交、貿(mào)易的一些事務為‘洋務’?！?br/>
“夷務”，清政府本一向由理藩院處理。鴉片戰(zhàn)爭中闖進國門的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當然不是過去的所謂“四夷”，不能作為“藩”來對待了，于是設立了處理五口事務的欽差大臣，始由兩廣總督兼領，1859年改由兩江總督兼管，1858年《天津條約》和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后，北方天津、牛莊和長江內(nèi)河漢口、鎮(zhèn)江等增開口岸十余處，因而南洋欽差大臣由江蘇巡撫兼任，北方則增設三口通商大臣一員。這就是后來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由來。它們名為“通商”大臣，實際上“通商”以外的政治性外交等事務也是涉及的。在中央就再不是理藩院，而是于1861年成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了。在洋務運動整個過程中，總理衙門起了樞紐的作用，左宗棠說：“洋務關鍵，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總理衙門攬其全局?！雹儆纱丝梢?，總理衙門是適應對外開放和內(nèi)部改革的新形勢需要的產(chǎn)物。它的成立，表明以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為中心以拯救清朝統(tǒng)治的自強新政（也即我們通常稱之為的洋務運動）成為國策了。因此，以1861年作為洋務運動開端的標志是適當?shù)摹?br/>
在過去，學術界對洋務運動的開端有1860年、1861年和1862年三種說法。1860年說，是以清政府定下“兩害相權取其輕”政策，向外國侵略者妥協(xié)簽訂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從而取得列強的支援以集中力量鎮(zhèn)壓太平天國為標志；1862年說，主要是以李鴻章在上海辦洋炮局和比較系統(tǒng)地使用洋槍洋炮、練洋操以更有效地鎮(zhèn)壓人民革命為標志。前一說法，突出了妥協(xié)投降和反對人民革命，也即傳統(tǒng)的把洋務運動看作是買辦性與反動性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那當然就一無足取了。后一種說法，雖注意到了先進技術的引進和使用以及近代工業(yè)的發(fā)生，但使用堅船利炮并不自1862年始，新式軍事工業(yè)的起點，亦宜以1861年成立的安慶內(nèi)軍械所為標志。據(jù)《曾文正公年譜》記載，安慶內(nèi)軍械所設所的時間是咸豐十年十一月，曾國藩還曾于是年十一月初二日“至子彈局、火藥局一看?！雹?，這一天正是1861年12月3日。因此，1862年開端說，難以成立。因此，即使從辦近代軍用工業(yè)說，將洋務運動開端定于1861年也是適當?shù)摹?br/>
按照階級觀點與歷史主義相結(jié)合的原理，歷史學上的分段線，不可能以去產(chǎn)力或生產(chǎn)關系的表現(xiàn)來劃分，因為它們都是漸變的，沒有一個明顯的標記。拿引進先進技術說，中國人包括太平軍在內(nèi)，使用洋槍洋炮早在19世紀50年代前期即已開始，那時引進先進技術尚未成為清政府的方針政策，而且很難找到哪一年哪一天為開始日。因此，歷史事件的開始與終結(jié)的標記，常常要在政治方面尋找，而政治方面除某些運動外，又往往以某一機構(gòu)的成立或撤銷作為起迄的標記的一種。洋務運動之所以以總理衙門成立作為開端，是因為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洋槍洋炮為中心的變革，是從該衙門成立之日才成為清王朝政策和比較全面實踐的開端。這一事實告訴我們，歷史的分段線只有以政治及其所表現(xiàn)出來的某種標記來進行劃分才是正確的。清王朝雖于1860年10月前后，《北京條約》簽訂時即定下“面害相權取其輕”的方針，但具體執(zhí)行并較為全面推廣，卻始自1861年1月總理衙門②的成立。
明確了總理衙門的設立是洋務運動開端的標志，就可以來談總理衙門的地位與作用了。這從奕等“統(tǒng)計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中已可看出端倪。
首先是級別同于軍機處。（1）原來，“各國事件向由外省督撫奏報，匯總于軍機處”，從總理衙門成立后，則由總理衙門“專一其事”。（2）總理衙門的領導和工作人員與軍機處相同。一是領導人以王大臣領之”，二是“軍機大臣承書諭旨，非兼領其事，恐有歧誤，請一并兼管”，三是“其應設司員，擬于內(nèi)閣、部院、軍機處各司員章京內(nèi)，滿、漢各挑取八員，輪班入直，一切仿照軍機處辦理”。
其次談總理衙門的管理范圍。奕奏折中所謂“統(tǒng)計全局”章程六條所列各項，均在總理衙門的管理職權之內(nèi)。其中最重要、也就是被左宗棠稱為“洋務關鍵”的南北洋通商大臣，是它“總攬全局”中的要害，清廷規(guī)定“中外交涉事件，一并按月咨照總理處察核”。除此之外，如：新開口岸關稅的管理，“以裕國課”；“軍機處既不發(fā)鈔，各督撫亦不互相關會”的各涉外事務，由“各該省及通商大臣、欽差大臣隨時咨報京城總理處”；“各海口內(nèi)外商情并各國新聞紙，……按月咨報總理處”，①以便通曉中外情況，作為核辦的依據(jù)；以及辦英法等國語言學校以培養(yǎng)外交人才等。
總起來看，總理衙門級同軍機處，兼有管理商務、外交、教育、關稅財政、軍事政治情報等權力。發(fā)展到后來，權力更大，范圍更廣，實際上是以舉辦自強新政為己任兼有軍機處、內(nèi)閣權力于一身的適應改革開放需要的最高政權機構(gòu)?；顒拥闹行脑谟凇白詮姟薄＿@一點，奕在清廷批準總理衙門成立后幾天即1861年 1月24日（咸豐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明確說：“竊臣等酌擬大局章程六條，其要在于審敵防邊，以弭后患。然治其標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強，自強之術，必先練兵。”
顯然，“自強”是總理衙門的首要任務。怎樣才能達到自強的目的，奕等人也是明確的，那就是利用西方先進科學技術，首先是軍事技術，武裝和訓練軍隊。這就拉開了引進和運用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以拯救和維護清王朝統(tǒng)治的序幕。現(xiàn)簡述其成立后工作重心，從而作出初步評價。
總理衙門的首要任務既是自強，因此它的最核心的工作，除辦理外交事務外，就是主持軍隊和軍器的求新，并從而逐步發(fā)展到近代企業(yè)的創(chuàng)辦。
奕等在“自強之術，必先練兵”的思想指導下，首先倡導和主持陸軍的編練，而練陸軍又是從1861年北京神機營開始，而后逐步推廣至湘軍、淮軍乃至于各省兵營的。這里的所謂“練軍”，就是使用新式槍炮和聘請英法等國軍官對兵士作配合新式武器使用的訓練。因此，“練軍”是洋操與洋槍同步進行的。故也可認為是中國軍隊近代化的開端。至于海軍創(chuàng)建，也一直是總理衙門主持進行的。在借外力籌建的所謂阿思本艦隊遣散之后，他們即著手于自力籌辦，并于70年代逐漸成為高潮，1883年總理衙門設海防股，1886年雖另設海軍衙門，其管理權實際上是由總理衙門大臣奕、李鴻章等兼攝的。1894年海軍衙門撤銷后，海軍悁歸總理衙門直接管理。
練陸軍或建海軍，均必須有大量的新式武器，為此，總理衙門不僅倡議購買，且極力主張自己制造。當總理衙門剛成立時，曾國藩奏稱：“將來師夷智以造炮制船，為永遠之利”的后幾天，奕就上奏說：“臣等正擬籌畫辦理?！雹龠@里所謂“籌畫辦理”，不僅是指槍炮，而且要“仿照其式”造兵船，并準備“雇夷匠數(shù)名，在上海制造。”
1862年夏李鴻章設上海洋炮局，隨后又籌建江南制造局，其執(zhí)行總理衙門的指示是得力的。
總理衙門在新式軍用工業(yè)的創(chuàng)辦中所起的作用是顯然的：1864年李鴻章將丁日昌關于江南制造局的籌建和講求駕駛輪船之法上呈時，總理衙門給予了“識議宏遠，泅非睹之目前可比，足為洞見癥結(jié)，實能宣本衙門未宣之隱”③的贊許；1866年在福建馬尾設造船廠時，總理衙門在給予“砥柱中流，留心時事”的稱許之余，勉勵“無論著何為難，總期志在必行，行則必成”①；其他對于天津、金陵等機器局的籌建，總理衙門也是極力支持的。以奕為首的總理衙門之所以如此支持和提倡辦機器局，是由于認識到“識時務者莫不以采西學制洋器為自強之道”②的緣故。
怎么做好制造船炮的工作？條件和因素很多，其中新型的科學技術人才應該是第一位的。人才哪里來，奕等人的見解也是正確的，即先雇用洋人，而后逐漸培養(yǎng)自己的人才。他們說：“今中國議欲講求制造輪船機器諸法，茍不藉西士為先導，俾講明機巧之原，制作之本，竊恐師心自用，枉費錢糧。”②這是實事求是之論。向之論者曾有把洋務派雇請洋技術人員也看作是買辦性的表現(xiàn)，那是錯誤的。這種言論實際上是要中國長期落后下去或跟在先進國家后面爬行。奕等人既要聘請洋人為“先導”，但又不長期依賴洋人，而立足于自己培養(yǎng)新型知識分子，這不是很對的嗎？他們打算于僅僅培養(yǎng)語言人才的同文館之外，另設天文算學館，以培養(yǎng)科技人才。他們并奏準通過考試選取各類正途出身的翰林進士五品以下官員入館學習天文算學等自然科學知識。這項措施，除為機械船炮的制造培養(yǎng)基礎人才之外，也是為了造就適合于改革需要的管理干部。應該把這看作是更新干部隊伍之舉。雖此舉由于頑固派的反對而未能實行，卻是有著偉大的戰(zhàn)略意義。
總理衙門在派遣留學生出國問題上也是率先倡導者。在總理衙門成立之初的1863年，奕等即有意像日本那樣派人赴美、俄等國學習技藝，說：“伏思購買外國炮船，由外國派員前來教習，若各督撫處置不當，流弊原多，誠不若派員帶人分往外國學習之便。惟此項人員，急切實難其選”④。1865年總理衙門又密商李鴻章派旗兵赴外國學習機器制造技術之事⑤。此事直至1871年由曾國藩、李鴻章奏準派幼童出國，才得以實現(xiàn)。
至于輪船航運、電線電報、礦務、紡織、煉鋼鐵、筑鐵路等新型的民用工業(yè)企業(yè)的創(chuàng)辦，總理衙門在經(jīng)費、購置設備和聘用洋技術人員等多方面，都是積極支持的。
可見總理衙門所經(jīng)辦之事是很多很廣的，真所謂“不獨繁于六部，而實綜乎六部”。然而它的工作人員比之清政府各部院卻是少得多。六部和內(nèi)閣的人數(shù)，少則200人左右，多則400人左右，而總理衙門從總署大臣、章京到總辦、幫辦乃至差役等，最多時也不過百人左右。這些人中，總署大臣是兼差，章京的差使也不限于本衙門。因此，增設的總理衙門基本上沒有增加清政府編制名額。由于總理衙門是名符其實的人少事繁，這就規(guī)定它處理公務必須明快迅速，事到即辦，統(tǒng)由章京親自辦稿，決不拖延推諉，從而革除了其他老衙門辦理文稿經(jīng)由堂吏、司員、堂官多道手續(xù)和公文“旅行”的弊端?？偫硌瞄T每天處理公文均有數(shù)十乃至上百件，包括奏折、奏片和京師各衙門、各省將軍督撫、南北洋大臣的往來咨文信函，與各國使臣的往來照會，節(jié)略、會議記錄、各種條約章程，以及各地呈報的商情、稅務、新聞紙與總稅務司、同文館的各種往來文件、堂諭，等等。從1881年設電報處以后，京內(nèi)外凡外交、軍情及一切要事，大都用電報傳遞信息；總理衙門也逐漸更多地用電報了解和指示各地的外交與洋務經(jīng)濟等活動。從此各地電奏都由總理衙門譯呈，電旨也經(jīng)由總理衙門交發(fā)。在不斷加重的負荷下，總理衙門所理的事務都一一完成得很好?？梢哉J為，總理衙門這一新機構(gòu)，是頗有生氣的。
據(jù)上所述，總理衙門的所作所為，基本上都是順應著中國社會的發(fā)展需要的。它的成立和發(fā)展，雖也有對外妥協(xié)和適應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要求的一面，但主要方面是順應中國歷史發(fā)展趨勢的。如果說有什么不足之處的話，那就是它主要著重于經(jīng)濟和文化教育上的改革，機構(gòu)的改革也僅限于總理衙門本身，未能也不想深入到政治制度和帶全局性的體制上的改革。
由此可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成立，是一個進步的表現(xiàn)，不是如有些人所說的是一個促使中國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淵的機構(gòu)。這是必須為之反正過來的。
三、堅船利炮的購求 如果說總理衙門的成立，是洋務運動興起的標志的活，那末堅船利炮的購求成為清中央政府的方針，也是洋務運動興起的一個重要記號。因為洋務運動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中心內(nèi)容，就是從堅船利炮引發(fā)出來的。洋槍洋炮和輪船的使用與購求，不自1861年始，但它得到清廷認可和成為它的方針政策，卻是這一年開始的。是年奕明確奏請購外國船炮，以期早平內(nèi)患；清廷復諭說：“東南賊勢蔓延，果能購買外洋船炮，剿賊必能得力?！?br/>
內(nèi)患既除，則外國不敢輕視中國，實于大局有益?！雹俨⒅盏麓鸀橘忁k。在東南前線鎮(zhèn)壓太平軍的曾國藩根據(jù)切身體會，也說出了“購買外洋船炮為今日救時第一要務”的話。于是購買外洋船炮全面展開。
無數(shù)歷史事實表明，生產(chǎn)技術的發(fā)展和社會前進的跳躍，常常是從先進的軍事技術發(fā)其端。兩軍對陣的唯一目的是戰(zhàn)勝敵人。為此，指揮員們會不惜一切代價尋求新式的有效的武器。這一點中國近代史上有頗為典型的事例。鴉片戰(zhàn)爭中，向來做視“四夷”的中國官員，在英國大炮的教訓下發(fā)覺了中國的武器落后，從而被迫向自己的敵人學習和購置其技術與武器。很能正視現(xiàn)實的思想開明的林則徐，除向洋人購買新式船炮外，還打算自己設廠制造。這雖因頑固派的反對而未能實行，但研制新型武器，幾乎成為關心國家大事的先進士子們的主要話題和行為方向。十三行商的潘仕成于1843年仿造美國水雷成功，梁章鉅稱“武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制造，非洋商（指十三行商——引者）之厚力亦莫能仿成?！雹僖Μ撓蚍@的“黑夷目”詰以造船炮之法，以為自己仿造作準備②。掌云南監(jiān)察御史福隆阿主張“訊眾夷犯，令將該國制造火藥與千里鏡、西瓜炮等訣法，明白陳說?！@夷炮，如果輕而易攜，即應募匠照制?！雹?9世紀40年代前、中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仿制新式武器，一時成為風氣，士子群起鉆研軍事技術并著書立說者甚多，粗略統(tǒng)計，有：鄭復光的《火輪船圖說》，江伸洋的《鑄炮說·附臺炮》，丁拱辰的《演炮圖說》，丁守存的《西洋自來火銃制法》，黃冕的《炮臺旁設重險說》，陳階平的《請仿西洋制造火藥疏》，等等。這些仿造與著述，反映了人們把西洋先進船炮技藝轉(zhuǎn)為已有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表明中國將西洋新技藝轉(zhuǎn)為己有的愿望已有了實現(xiàn)的可能。這正是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體現(xiàn)。
社會往往不是按人們臆想的模式發(fā)展。中國近代史上的“師夷長技”，不是在“制夷”中興起的，而是在“制人民”開始認真實行的。甚至某種程度還是在革命人民使用新式武器促使清政府仿而效之實行的。事實表明，在封建地主和農(nóng)民兩大敵對階級的斗爭中，雙方幾乎是不約而同地同步實行“師夷長技”。兩軍對陣，指揮員和士兵對于敵方武器銳利程度感觸最為敏銳，追求新式而有效戰(zhàn)勝敵人的武器，最沒有保守觀點。太平軍為了制勝清王朝而“師夷長技”，清軍為了制勝太平軍而“師夷長技”，這是歷史的必然。觀將這一必然的歷史作一簡單回顧。
太平軍在廣西起義時，尚不知有先進新式武器，它的購置和使用洋槍洋炮是在1853年定都南京之后。其使用洋槍炮的具體思想雖無從查考和了解，但使用卻是事實。兩江總督怡良的一段活可以證明：“據(jù)吳健彰（蘇松太道）稟稱：盤獲寧波釣船一只，內(nèi)有夷人三名，洋劍一把，洋槍六千桿，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藥一罐，并在夷人身上搜出夷書一封，上有真命太平天國等字樣，當即拆閱，查系英吉利奸商勒吶吐致鎮(zhèn)江逆酋羅大綱一書，又附帶上海逆首劉麗川逆書一件。訊據(jù)船戶王阿莫等供稱：系夷人雇裝兵器至鎮(zhèn)江賣給賊匪者?！?br/>
這段話清楚他說明，太平軍于1853年已與洋人有聯(lián)系并購求新式武器了。事實上此后即不斷有太平軍使用洋武器的記載。例如：1856年曾國藩攻陷安福縣時，“奪獲洋槍炮械藤牌四百余件”②；1859年，曾國藩說太平右軍主將韋志俊向湘軍投降時所帶“器械甚精，洋槍甚多”③；同年胡林翼奏稱太平軍楊輔清攻池州城“施放洋槍子落如雨?！雹?860年后李秀成經(jīng)營江浙時洋槍洋炮就更多了，李鴻章說李秀成部“洋槍最多”⑤，不為虛語。這些洋槍炮均為洋人所供給無疑。據(jù)蕭一山《清代通史》（三）第393頁上記載：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供給太平軍步槍3046枝，野炮795尊，火藥484桶萬余磅，子彈18000發(fā)。太平軍的洋武器除向洋行購買外，從敵軍那里繳獲的也不在少數(shù)，如1860年李秀成在解青浦之圍中，殺洋兵600余人，得洋槍2000余條、炮10余尊，以故，李秀成部的戰(zhàn)斗力大增，當他于1862年率13萬大軍赴援金陵以解天京之圍，轟擊湘軍時，“洋槍洋炮子密如雨，兼有開花炸炮打入營中，驚心動魄?！雹奘潞笤鴩跸蚬誀c敘述太平軍洋武器的情況說：“賊之火器精利于我百倍之多，又無日不以開花大炮打壘年，洋槍隊多至兩萬桿?！雹咦笞谔挠?865年對此也有概括敘述：“從前賊匪打仗，并無外國槍械。數(shù)年以來，無一枝賊匪不有洋槍洋火，……上年陳炳文赴鮑軍門處投誠，稟繳洋槍七千余桿，而本部堂一軍截剿湖州逆賊于皖、浙、江三省邊境，所得洋槍亦不下萬余桿?！?br/>
上述材料表明太平軍使用新式武器已相當普遍。這一方面固然說明時勢之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種促使清軍加快洋式武器購求的壓力。
清軍中追求武器裝備近代化，認真購求和使用新式武器并堅持下去加以發(fā)展擴大的，首推湘軍和淮軍。曾國藩于1853年在湖南湘鄉(xiāng)辦團練時，即派員赴廣州購買洋式武器，1854年湘軍水師已有夷炮六百余尊，并說“湘潭、岳州兩次大勝，實賴洋炮之力。”②此后，胡林翼、彭玉麟等軍將領均不時購求洋炮，其中多數(shù)用于水軍。然而，曾國藩雖是較早倡導購置和仿造洋式武器者，但由于他是以封建衛(wèi)道者自居，他意識到過多的使用洋式武器的后果將是“用夷變夏”，放進展不速，并屢戒其弟國荃少用或有限制地使用西洋武器。他只是迫于太平軍的威脅和出于速勝太平軍的考慮，才不得不源源起解新式火器給曾國荃。這種指導思想，就規(guī)定了湘軍對洋武器的購求與使用進程是緩慢的。故總的看湘軍武器近代化程度是很低的。
迅速而全面使用洋式武器當推李鴻章的淮軍。李鴻章于1862年4月間率淮軍從安徽來到上海，一與外國軍隊接觸，即驚嘆洋槍洋炮的“神技”，他致書曾國藩說：“其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雹鄄⑼瞥缪笕说摹皯?zhàn)守攻具，天下無敵”。李鴻章要比曾國藩開明得多，他“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受辱”，以學習西人“秘法”。①這樣一種較為開明的視野，加上他所遇強敵李秀成部的洋槍洋炮最多，使李氏認識到“我軍惟有多用西洋軍火以制之”①始克有濟，促使他更“堅意要學洋人”。這就使李鴻章淮軍的洋槍化的速度較之湘軍要快得多，據(jù)統(tǒng)計，淮軍1864年使用洋槍占全軍80％以上，到1865年，據(jù)李鴻章自己記載：5萬人中“約有洋槍三四萬桿”，基本上做到“盡棄中國習用之抬、鳥槍而變洋槍隊”。③反觀曾國藩的湘軍不及淮軍遠矣：湘軍“每營五百人僅用抬槍小槍一百二十余桿”，而淮軍“每營則用洋槍四百余，少亦三百余桿”。④淮軍于1864年且另設有洋炮隊四營。淮軍比之湘軍的武器質(zhì)優(yōu)而量多，與淮軍洋槍化武器相適應，練兵的方面也加以改變，這又是湘軍所不能與之比擬的。
四、推動洋務運動全面展開的“練軍”
“練兵”是指使用西洋新式武器及與之相適應的一套洋式操練方法，它與八旗、綠營舊式訓練有著明顯的時代區(qū)別。“練兵”開始于1861年1月奕等人所上酌議大局章程六條中所說“自強之術，在于練兵”的建議。清軍使用洋槍洋炮較早者當推曾國藩的湘軍，但它的操法基本上仍是舊式。清中央政府倡導練兵，不僅是軍事上的一項革新，而且也應該說是洋務運動一個顯著的標記。因為“練兵”既然是使用新式槍炮和新式操練方法的綜合體現(xiàn)，新的科學技術的學習和廣泛推行運用就會隨之而來，這也必將導致經(jīng)濟上的進步與飛躍。所以軍事技術的率先更新，在恩格斯看來，“決不是一種暴力行為，而是一種工業(yè)的，也就是經(jīng)濟的進步?！?br/>
練兵，動議于1861年 1月，具體實行始于1862年 1月8日（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清廷對奕等奏請“會議練兵章程”作了“依議”的批準。為什么要另議練兵？奕講得很清楚：“竊以今日練兵之舉，原因近來營務未能整頓，兵丁訓練多疏，不足以資捍衛(wèi)，始議另為操演?！雹诖_實，英法聯(lián)軍侵占北京城，旗、綠各軍無能為力；而太平軍起義又有“兵為將有”的勇營興起，有著兵權下移的趨勢，清軍不僅有制洋兵任務，更肩負抗御太平軍的重任，于是出現(xiàn)了“欲求制勇，不外練兵”③的考慮。為了捍衛(wèi)京師以“固本”，也為了“強于弱枝無尾大不掉之患”④，清廷很自然地選擇以北京地區(qū)為練兵重點場所。這就是咸豐十一年挑選旗、綠各軍的士兵另行成立北京神機營的由來，這也就是清廷招募洋弁使用洋武器訓練新式軍隊以“固本”衛(wèi)京師方針的起始。
然而，1861年前后，正是太平軍東進滬、杭、雨，在沿海開辟新區(qū)之際，直接威脅到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在沿海的利益。清王朝僅僅為“固本”而練兵的方針，遭到洋人的非議，認為保衛(wèi)沿海城市是當務之急，要求在海口練兵。清王朝只能在洋人面前屈服，答應?？诳梢跃毐?，但在兵源上作了限制，這種限制就是兩廣總督勞崇光所說：“此等教練之法，似止可施之于營兵，不宜施之于壯勇?！雹蓦S后總理衙門明確地說：練兵只能“撥旗兵或綠營正身兵丁交給洋弁教練，斷不可令招募之勇學習”其兵法，以免后患。⑥這就是說，可以向洋人讓步，而對湘軍為代表的勇兵則寸步不讓，理由是“軍興以來，舍兵用勇，本系權宜之計?！雹龠@樣，練兵問題上，清廷解決了它與洋人的矛盾，卻激發(fā)了它與地方勇兵的對立。朝廷忌諱勇營，而勇營統(tǒng)帥則要全力保護勇嘈，視朝廷挑選綠營為無用之舉。首先是曾國藩不能容忍，說：“綠營廢壞已極，……今欲厘革積弊，一新壁壘，殊乏良策?！雹诶铠櫿聞t說：“綠營弁兵惰窳已久，就中挑選加餉操練，外貌即似整齊，實恐難當大敵?！賾?zhàn)名將，練勇則易為力，練兵則無成效”③。其他如劉坤一等湘淮將鋇也有類似說法。清朝“強干弱枝”的“固本”政策，遭到地方勇營實力派的反對，于是不得不把練兵區(qū)域由京畿擴至沿海各口乃至湘淮等勇營。
清政府的“練軍”計劃，雖為了緩和它與洋人、地方勇營的對立關系，由京城地區(qū)擴大到了?？诤拖婊吹扔聽I，但其“固本”的方針未變，這個方針一直影響到清末民初，是神機營到直隸練軍、新建陸軍、武衛(wèi)軍、北洋軍等都出現(xiàn)在北京地區(qū)的重要原因?，F(xiàn)簡述清政府“固本”的練兵情況。
1858年《天津條約》、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前后，俄國為拉攏清王朝，多次主動提出贈送洋槍萬桿、炮若干尊，以助清“剿賊”。1861年底第一批俄國鳥槍和火炮運到恰克圖。京營八旗當即派出少數(shù)官兵到恰克圖向俄國軍事人員學習演放之法，邁出了學習西方軍事技術的第一步。沙俄要求：一是“準伊天下各處任意行走貿(mào)易”，二是“不可令英、佛知之”。這些條件既為清王朝所難以接受，也為英法所不容。其結(jié)果：一方面由于庫倫大臣奏稱，俄國在恰克圖教演清兵“毫無實益”，另一方面，由于英國副使威妥瑪提出，“如欲講求外國兵法，英國可以教演”，并建議這種教演選在距京很近佃天津為宜。在總署奕等人的在天津練兵，“如將來（英國）教演得力，固可杜洋商雇募廣勇之心，并可收畿輔屏藩之效”①思想指導下，恰克圖的俄國教演不久停止，天津的向英法學牙的練兵開張了。
《北京條約》后，英法聯(lián)軍退出天津，洋商以防務空虛為由，要求招募潮勇保護洋行，新任三口通商大巨崇厚當然不愿看到“常勝軍”那樣的軍隊在天津京畿地區(qū)出現(xiàn)，于是建議總理衙門于京營中選兵來津，會同天津地方兵勇一起接受洋將訓練。總署大巨會商奏明，于1862年初派出第一批京兵126名到津，會同地方綠營同在天津接受西式操練。這是清中央政府正式由向沙俄轉(zhuǎn)為向英法學習軍事技術之始。正當天津（后移大沽）練兵順利進行之時，5月間英國卜魯士照會總署，以維護通商口岸安全為由，建議沿?？诎毒毐⑼扑]練兵的洋人軍弁。清廷雖有與“強干弱枝”方針相違和洋人干涉兵權的顧慮，但出于請洋人練兵，可以斷絕洋人與太平軍的關系，和“借教練之策，籠絡其心”②的考慮，總署咨文各?？冢白脫芷炀G各營官兵，會同英國官兵勤加練習，以成勁旅?！雹塾谑?862年天津、上海、寧波、福州、廣州先后有了一支受洋人訓練的軍隊。?？诰毐暮啗r如下：
*資料來源：參考《洋務運動》（三）《練兵篇》制成。
除?？诠脱笕司毐猓撕笤趦?nèi)地如湖北、貴州、云南、陜西、甘肅等省亦有雇洋人練兵者，均規(guī)模小，且旋練旋輟。這里不一一列舉。顯然，在海口洋人練兵的問題上，清政府是被動的，但它為整頓八旗、綠營而設神機營、練軍，則是主動的。
咸豐十一年，管理神機營事務大臣擬定神機營章程十條，為神機營的營地、兵員、官制、經(jīng)費、武器、操練等作了全面落實①。它的奏準實行，標志了京營八旗練兵的開始。接著神機營于京營八旗、內(nèi)務府挑選精壯旗兵1000名，按營隊分設公所，就地操練，各營隊設專操大臣、幫操侍衛(wèi)章京統(tǒng)帶，并以俄國贈送的洋槍武裝。從1862年起，分別派出官兵赴津接受英國軍官訓練。1864年，神機營奏準將受訓的京營八旗調(diào)回，并添槍兵、炮車入內(nèi)，成立威遠隊名目。以后又逐年擴充，發(fā)展馬隊，到1868年，威遠隊內(nèi)已有受英車訓練兩年之久的洋槍步兵600名、馬隊兵1000名，成為一支擁有洋槍洋炮達5600多人的馬、步、炮綜合的洋槍隊。它是神機營的核心。
除訓練京營八旗之外，清政府又有整頓各省駐防旗兵，挑選精壯，編成“八旗練營”之議。其間特別重視東三省旗兵的整頓。其實早于1860年奕在提出訓練京營八旗的同時，就已建議諭飭“東三省各營兵丁，勤加訓練，弓馬之外，兼有技藝抬槍，按期操練。”②于是咸、同間，盛京將軍于六十六佐領屬下挑選精壯旗兵2500人，加練火器，是為奉天練營之始③。吉林將軍亦于1867年組成吉林練營④。隨后黑龍江將軍于1875年抽調(diào)精壯組成黑龍江練營⑤。
以上是八旗的整頓辦法。至于綠營的整頓辦法則是練軍。綠營的練軍始自直隸。1863年即有以直隸營伍廢弛應“酌改練兵”之議⑥，由直督劉長佑負責練兵。1866年劉長佑選練直隸六軍，計劃在遵化、易州、天津、河間、古北口、宣化六處，各駐一軍。每軍步兵2000人，馬兵500人，共2500人，分為前、后、左、右、中五營。六軍共15000人。練軍需用的餉項稱“練餉”，由各省協(xié)濟。但六軍未練成，劉長佑即于次年去職。1868年才由曾國藩接辦。曾氏改變劉的章程，基本上仿湘淮軍成規(guī)重訂章程。嗣后為各省練軍所仿效。
繼直隸之后，各省也陸續(xù)設練軍。據(jù)兵部于1873年統(tǒng)計，除京師神機營、直隸練軍六軍外，閩、浙、蘇、粵、晉、魯、湘、豫、甘肅等九省設置了練軍①。這些練兵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以神機營和直隸練軍為代表，其特點是朝廷直接主持，由戶部統(tǒng)籌練餉，特設營制。第二類是以山西、山東、湖南為代表，即仿直隸之法，兵于額外抽練，費于餉外略增。第三類是以福建、浙江、江蘇、廣東為代表，將疲弱營兵裁汰，所剩之餉，加于所練之兵，費用不另增加。除上述九省加直隸共十省已設練軍外，內(nèi)地另八省及新疆先后也有練兵之舉。
湘、淮軍的練兵用洋槍炮練洋操，似乎與各省練軍相似，但實標上近代化程度要快得多，淮軍尤其是這樣。這是由于他們是自己統(tǒng)帥主持，可自行其事，受洋人影響多而受清王朝牽制較少的緣故。這種情況雖不合清政府“固本”政策本意，但因湘淮勇營已具有國防主力的實際地位，清廷對這一事實也不得不予以默認。
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練兵既是使用洋槍洋炮和與之相適應的訓練方法的改變，它就有力地突破了傳統(tǒng)牢籠。這種“突破”，促使科學技術的引進和學習，促使近代軍用、民用工業(yè)企業(yè)的創(chuàng)辦乃至新型知識分子的培養(yǎng)，也就必然促進意識形態(tài)的近代化。
?、傧特S朝《籌辦夷務始末》卷8，頁33。
②同上書卷9，頁49。
③同上書卷17，頁45—46。
?、傧特S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2，頁38—39。
?、谕蠒?6。
?、弁蠒?9，頁23。
?、芡蠒?0。
?、傧特S朝《籌辦夷務始末》卷56，頁25。
②同上書卷60，頁17。
?、弁蠒?8，頁10。
?、芡蠒?6，頁25。
⑤同上書卷68，頁5。
?、尥蠒?7，頁47。
?、傧特S朝《籌辦夷務始末》卷65，頁31。
?、谕蠒?1，頁17。 ①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72，頁1。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0日）上諭。
②同上書卷72，頁22。
?、巯臇|元《洋務運動發(fā)展論》，《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80年第3期。此文編入拙著《晚清洋務運動研究》，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版。 ①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51，頁18。·①見《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卷12。
?、诳偫砀鲊聞昭瞄T，簡稱“總理衙門”，亦稱“譯署”、“總署”。過去有一些學者有著總理衙門系由“撫夷局”發(fā)展而來，或者說“撫夷局”、“撫局”是總理衙門前身的說法。據(jù)我的博士研究生吳福環(huán)同志在他所撰博士論文《總理衙門研究》中的詳細考證，認為“撫夷”、“撫局”、“撫夷局”，均是當時習慣用語，并非政權機構(gòu)實體。因此，“撫夷局”改為”總理衙門”之說不能成立。吳說可信?！あ僖陨弦奈醋⒊鎏幷?，均見奕等《統(tǒng)計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71，頁21、23、25。
?、谵叁€等《八旗禁軍訓練槍炮片》，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72，頁11。
①②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72，頁7。
?、邸逗７罊n·機器局》（一），第6頁。 ①《海防檔·福建造船廠》（一），第15—16頁。
?、冖弁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46，頁44。
?、芡蠒?5，頁33。
⑤《海防檔·機器局》（二）附大事年表?！あ傧特S朝《籌辦夷務始末》卷79，頁29?！あ倭赫骡牎独僳E叢譚》卷5，頁12。
②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16。
?、弁蠒?7，頁20—21。
?、傧特S朝《籌辦夷務始末》卷7，頁2、3。
?、谠鴩犊藦桶哺？h城折》，《曾文正公全集》第2冊，第260頁世界書局版。
?、墼鴩稄妥蠹靖摺罚对恼窌?0。
④《太平天國史事志》（上），第648頁。
?、荨独钗闹夜珪放罅藕寰?，頁15。
⑥《曾文正公全集》，第2冊，第519頁，世界書局版。
⑦《八賢手札》第248—249頁。 ·①左宗棠《答福州稅務司美里登》，中國歷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以下簡稱《洋務運動》）（三），第602頁。
②曾國藩《請催廣東續(xù)解洋炮片》，《曾文正公全集》第2冊，第55頁，世界書局版。
?、邸独钗闹夜珪放罅藕寰?，頁46?！あ佗凇独钗闹夜珪放罅藕寰?，頁46，頁14。
?、劾铠櫿隆稄完惙钪级杰姾勇逭邸?，《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9，頁56。
④李鴻章《密陳剿捻事宜片》，《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8，頁35。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9卷，第206頁。
②奕等《會議練兵章程由》，《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資料（二），第268頁。
?、凵轿餮矒狨U源深奏，《皇朝政典類纂》卷326，頁5。
④倭仁《論直隸添設六軍疏稿》，見葛士?！痘食?jīng)世文續(xù)編》卷62。
?、萃卧晔辉露娜談诔绻庾?，《洋務運動》（三），第460頁。
?、尥稳晔辉率湛偫硌瞄T奕奏，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30，頁10。·①《皇朝政典類纂》卷325，頁2。
?、凇对恼窌?2，頁20。
?、壑彪`總督李鴻章奏，《皇朝政典類纂》卷326，頁5。
?、偻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3，頁45。
②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30，頁2。
?、垡姟堆髣者\動》（三），第459頁。
①參見《光緒會典事例》卷1166。
②《清實錄》文宗朝卷338，頁10。
?、垡姟斗钐焱ㄖ尽肪?71，頁11。
?、芤姟都滞ㄖ尽肪?，頁14。
?、輩⒁姟豆饩w朝東華錄》（一），第101頁，中華書局版。
?、蕖肚迨犯濉肪?32，第3930頁。
?、賲⒁姟痘食漕愖搿肪?26，頁6。
清政府的“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抉擇，不是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一開始就定下來的，而是經(jīng)過四年的醞釀討論和各種“力”的較量后，認為只有這樣做才能達到挽救清王朝的危亡局面的目的，從而作出這樣的決定的。
太平軍成為清王朝之“害”始于1851年。1856年在太平軍摧枯拉朽般打擊下，處于惶惶不可終日的清政府，又遭英國和法國的武裝侵入。面對太平天國和英法聯(lián)軍內(nèi)外兩大敵人的清朝統(tǒng)治者，從天朝至尊和統(tǒng)治利益出發(fā)，當然要用兩個拳頭同時打向內(nèi)外兩重威脅。但事實上，這為它的力量所不允許。于是醞釀著先解除一個“禍患”。先解除哪一個呢？
還在1854年，英、法、美等國使者到廣州、上海乃至揚言要去天津要求“修約”談判之時，清政府鑒于太平軍直接威脅其統(tǒng)治的現(xiàn)實，盡管懷疑英法包藏有“助逆犯順”的“禍心”；對于美國的“剿辦逆匪開通長江”①恭順之請，則有“居心亦不可測”的疑慮，但總的傾向是如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所說：“略為變通，以副其望”，這既可以使海關稅收不受影響，“且可杜其助逆犯順之心”。②也就是說，適當滿足侵略者的欲望，以便至少可以做到洋人不被太平天國所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開始之后，清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則有著很多不同的意見。在戰(zhàn)爭開頭的兩年間，清最高統(tǒng)治者，基本采取兩個拳頭同時打向內(nèi)外兩大敵人的方針。實踐證明此路不通。于是在1858年以后的兩年間，清朝統(tǒng)治者總的傾向起了變化，即采取對外國侵略者妥協(xié)以便集中力量鎮(zhèn)壓人民革命的政策。但各地方督撫仍有著不同的意見。
一般他說，處在英法聯(lián)軍嚴重壓力下的官僚們，“御夷”重于安內(nèi)。例如，當英軍強行侵入廣州城時，1858年1月江南御史何璟就提出下述主張說：“此時著不臨以兵威，而仍藉口懷柔，曲加姑息”，不僅美、法效尤，且恐“遷延日久，土匪聞風四起，嘯聚鴟張”。③這是只有“剿夷”才能止內(nèi)亂的思想。但這種主張沒有被清廷所接受，下諭說，應“熟商安內(nèi)攘外之方，勿生他變。”還是將“安內(nèi)”放在第一位。又如，當英法聯(lián)軍陳兵天津，僧格林沁正與其交戰(zhàn)之際，有人提議派僧格林沁“移師南下”皖、豫“剿辦”，“以期一鼓蕩平”發(fā)捻時，直隸總督恒福堅決反對，說皖、豫剿捻可以另選大員，津沽“御夷則非僧格林沁不辦，斷難另易他人，致令全局有礙”。恒福懇請皇恩“俯念奴才為全局起見，無令重臣輕出而遠離。此不特海防之幸，實天下之幸也?！雹龠@種在特定條件下重“御夷”的觀點，山東道御史林壽圖說得更為明確，他說：“腹心大患，賊甚于夷；而咽喉急癥，夷重于賊?！雹谶@里雖把人民起義看作“腹心大患”，但“咽喉急癥”在一定時間里，比之“腹心大患”更加迫切地需要治療。因此，林壽圖不僅認為僧格林沁不能調(diào)離津沽前線，而且主張把“剿捻”戰(zhàn)場上的勁旅調(diào)來津沽歸僧格林沁指揮，以加速取得抗戰(zhàn)的勝利，而后集中力量鎮(zhèn)壓人民的起義。這是明顯的“攘外”優(yōu)先于“安內(nèi)”的思想。由于此時救治“咽喉急癥”的需要，清廷當然是接受的。
另一種情況，是遭受太平軍威脅最嚴重地區(qū)的督撫，一般都是主張先安內(nèi)而后攘外的。例如，兩江總督何桂清的主張就是如此，他明確表達說：“中原未靖，又行海運，一經(jīng)騷動，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遠之方，為羈縻之計”③，以紓目前之急?！百箖?nèi)寇稍平，餉需充裕，然后臥薪嘗膽，簡練水師，再相機辦理，以復國仇，而伸天討?！雹苓@是先對外妥協(xié)，以便集中力量將人民革命鎮(zhèn)壓下去，然后再養(yǎng)精蓄銳以“御夷”的思想。
不管是先攘外而后安內(nèi)，或是先安內(nèi)而后攘外，兩種主張都是兩線出擊，即“師夷長技以制夷”和“師夷長技”以制人民并重的，只是先后不同而已。清朝統(tǒng)治者經(jīng)過幾年的實踐，于1860年終于上下一致地統(tǒng)一在“師夷長技”以先安年而后攘外這一論點上。這種統(tǒng)一是與這一年的形勢密切聯(lián)系著的。
1860年，太平軍進兵滬、杭，捻軍馳騁于魯、豫、皖等省的廣闊平原；英法窺伺京津，大有侵入京都之勢。清王朝君臣們著慌了，認為太平軍東進，威脅到洋人麕集的上海，“逆夷”間矛盾尖銳，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對外妥協(xié)才能救清廷岌岌之危。長蘆鹽運使等奏稱：“土匪鹽梟，乘隙四起，必應預為之防。……以目前大沽之勢論之，亦不宜再與（英法）一戰(zhàn)，戰(zhàn)則已成彼逸我勞、彼主我客之勢。惟有速為議撫，方可補救目前?！雹僦醒霗鄤萑宋锕鹆紕t主張“以籌備海防之用，移而為撫局賠償之用。……用于海防，系屬無窮之壑，用于議撫，尚為有數(shù)之需。此中輕重不辨自明。”②這就是要撤除“防夷”之防線，并不惜物力財力以“速為議撫”。定下了滿足侵略者的欲壑以全力鎮(zhèn)壓人民起義的方針。
方針既定，軍事上的部署也隨即一反過去兩線出擊的分兵的做法，而是全力對付革命人民了。原來準備北上勤王“御夷”之兵，均著原地不動或折回“剿逆”防地了。當河南巡撫慶廉將“剿匪事宜交毛昶熙督辦”，而自己帶兵北上時，清廷因恐濟寧一帶“捻匪折回侵及豫疆”，而諭令慶廉“無論行抵何處，即統(tǒng)領赴援兵勇折回該省督辦剿匪事宜”③；當漕運總督袁甲三請“北上隨同僧格林沁”保衛(wèi)“根本重地”時，清廷給予了“賊氛正熾，汝斷難遠離，所請勿庸議”④的殊批。與此同時，清廷諭令駐兵直隸的山東巡撫文煜著“統(tǒng)帶兵勇，即赴濟寧……迅解城圍，毋留余孽”⑤；而將駐兵津沽“御夷”大將僧格林沁調(diào)往豫、魯“剿捻”前線去了。至于處于長江中下游的曾園藩，清廷本來要他在“夷氛逼近闕下”北上，“以資夾擊”的，但隨即另作安排說：當此“皖南北均當吃緊之時，該大臣等一經(jīng)北上，逆匪難保不乘虛思竄，擾及完善之區(qū)，江西、湖北均為可慮，曾國藩、胡林翼均著毋庸來京”⑥了。
力量既集中于制內(nèi)前線，對逼壓北京城的英法聯(lián)軍當然趕緊與之簽訂和約。清廷給談判首席代表奕“將退兵各層迅速定議，俟該夷酋進城，即行前住畫押換約，保全大局，毋再耽延，致生枝節(jié)。此時天氣尚未嚴寒，該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鑾以定人心”①的上諭，其急于投降，簽訂城下之盟，以換取英法退兵而達到“回鑾”目的的心情，溢于言表。奕描繪當時的形勢說：“大沽未敗以前，其時可剿而亦可撫；大沽既敗而后，其時能撫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戰(zhàn)守一無足恃，則剿亦害撫亦害。……（故不得不）權宜辦理”。
所謂“權宜辦理”就是對外妥協(xié)投降以便更快將人民革命鎮(zhèn)壓下去的同義語。這也就是奕所說的“滅發(fā)捻為先”，治英俄等國次之的政策由來。以此為契機，開始了“師夷長技”以拯救清政府垂危統(tǒng)治的洋務運動，開始了洋務派所意想不到的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系的變革的實踐。
由此可見，以“師夷長技”為中心拯救清王朝的洋務運動，盡管包含有“御夷”意圖，但他是作為太平天國的對立面發(fā)生的。那種認為洋務運動主要是作為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的對立面而興起的說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由此可見，中國社會向資本主義方向變，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客觀規(guī)律，是歷史的必然。至于人們在什么情況下意識到這種變的必要性，并付之于實際行動以促進這種變，那不是歷史所注定的。歷史不能憑假設作結(jié)論。但從史實和邏輯說，如果在鴉片戰(zhàn)爭“御夷”中，實行林、魏等“師夷長技”的變革主張，那么，以“師夷長技”為中心拯救清王朝的這種運動，就是不折不扣作為外國資本主義對立面發(fā)生的了。因此，那種說洋務運動只是勾結(jié)并依靠外國侵略者的“長技”和支援，以鎮(zhèn)壓人民革命的活動，那也是不正確的。事實上，洋務運動的發(fā)起是有制內(nèi)和“御夷”的雙重目的的。歷史發(fā)展的邏輯也證實了這一點。19世紀70年代初期，當人民起義被鎮(zhèn)壓，國內(nèi)階級矛盾緩和，列強對華侵略加強，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多數(shù)洋務派人物如左宗棠、劉銘傳等人，不是從“師夷長技”以制人民轉(zhuǎn)變?yōu)椤皫熞拈L技以制夷”者了嗎？1874年以后，清政府大辦海軍海防和塞防等措施，不正是在實踐洋務派所提出的先滅發(fā)捻，后治俄英等國的策略嗎？這些將在本書第八章及其他有關章節(jié)專題論述。
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 洋務運動開始的標志，是1861年1月20日（咸豐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廷批準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它是根據(jù)奕、桂良、文樣等于是年1月11日所上“通籌夷務全局折”六條章程中的首條：“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專責成”的建議而成立的。上諭任命奕和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樣等管理該衙門，其中以奕為首席總理大臣。從此，奕成了洋務派的首領，坐鎮(zhèn)中央。
奕（1833—1898年），道光帝第六子，從小受到極為嚴格的“三綱五常”為基干的儒家倫理的封建教育。1850年道光帝病逝，咸豐帝奕即位，奕被封為恭親王。1853年升任軍機大臣，隨后于1855年以故被撤；不久任為都統(tǒng)、宗人府宗令、內(nèi)務府大臣等職。具有這種教育素質(zhì)和地位的奕，很自然地希望清王朝穩(wěn)固和強大。因此，在太平天國和英法聯(lián)軍雙重壓力面前，他的主張是既將太平天國革命鎮(zhèn)壓下去，又堅定地抵御外侮。但后來當用兩個拳頭同時打向兩個敵人變?yōu)椴豢赡軙r，他采取“兩害取輕”的對外妥協(xié)集中力量對內(nèi)“剿逆”的方針，與英法等國簽訂了屈辱的《北京條約》。1861年咸豐帝病死，奕以協(xié)助西太后發(fā)動祺祥政變有功，恢復了軍機大臣職位，并披授為議政王。由于奕權傾朝廷，對于順應歷史發(fā)展趨勢的洋務運動事實上起了促進的作用。他所領導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個新的辦理洋務外交的政權機構(gòu)在其間也有不小貢獻。
奕、桂良、文祥的奏折，在總理衙門一詞中，本無“通商”兩字，但清廷于批準奕的奏請時，加了“通商”兩字，成為“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①。可見在清王朝統(tǒng)治者心目中，這個衙門成立，主要是主持“通商”事務。奕忻對此也不加以否認，只是借列強“與中國交涉事件，該夷皆恃臣等為之總理”為由，請禮部鑄造關防時節(jié)去“通商”兩字，以免洋人“疑臣等專辦通商，不與理事”的誤解，這得到了“批：依議”的許諾。②奕的意思是，總理衙門雖以通商為主，但對外交涉的一切事務均在該機關職權之內(nèi)；“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可以包括“通商”，如加上“通商”兩字，則限制了“通商”以外的其他交涉等事務。那樣，該衙門的權力就會大大地縮小。這當然是奕所不甘心的。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職能以“通商”為中心，是清政府上下一致的意見?！巴ㄉ獭钡暮x是什么呢？在當時，即意味著在對外開放中取洋人之長，其中心即是“師夷長技”，兼及外交和其他與“師夷”有關的一切事務。而這正是洋務運動的特征。我早在198O年就曾說過：“洋務（原來叫‘夷務’），本來是指清政府與外國打交道的一切事務。鴉片戰(zhàn)爭以后，逐漸變?yōu)橐詫W習和利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為中心的包括外交、貿(mào)易的一些事務為‘洋務’?！?br/>
“夷務”，清政府本一向由理藩院處理。鴉片戰(zhàn)爭中闖進國門的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當然不是過去的所謂“四夷”，不能作為“藩”來對待了，于是設立了處理五口事務的欽差大臣，始由兩廣總督兼領，1859年改由兩江總督兼管，1858年《天津條約》和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后，北方天津、牛莊和長江內(nèi)河漢口、鎮(zhèn)江等增開口岸十余處，因而南洋欽差大臣由江蘇巡撫兼任，北方則增設三口通商大臣一員。這就是后來南洋通商大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由來。它們名為“通商”大臣，實際上“通商”以外的政治性外交等事務也是涉及的。在中央就再不是理藩院，而是于1861年成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了。在洋務運動整個過程中，總理衙門起了樞紐的作用，左宗棠說：“洋務關鍵，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總理衙門攬其全局?！雹儆纱丝梢?，總理衙門是適應對外開放和內(nèi)部改革的新形勢需要的產(chǎn)物。它的成立，表明以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為中心以拯救清朝統(tǒng)治的自強新政（也即我們通常稱之為的洋務運動）成為國策了。因此，以1861年作為洋務運動開端的標志是適當?shù)摹?br/>
在過去，學術界對洋務運動的開端有1860年、1861年和1862年三種說法。1860年說，是以清政府定下“兩害相權取其輕”政策，向外國侵略者妥協(xié)簽訂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從而取得列強的支援以集中力量鎮(zhèn)壓太平天國為標志；1862年說，主要是以李鴻章在上海辦洋炮局和比較系統(tǒng)地使用洋槍洋炮、練洋操以更有效地鎮(zhèn)壓人民革命為標志。前一說法，突出了妥協(xié)投降和反對人民革命，也即傳統(tǒng)的把洋務運動看作是買辦性與反動性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那當然就一無足取了。后一種說法，雖注意到了先進技術的引進和使用以及近代工業(yè)的發(fā)生，但使用堅船利炮并不自1862年始，新式軍事工業(yè)的起點，亦宜以1861年成立的安慶內(nèi)軍械所為標志。據(jù)《曾文正公年譜》記載，安慶內(nèi)軍械所設所的時間是咸豐十年十一月，曾國藩還曾于是年十一月初二日“至子彈局、火藥局一看?！雹?，這一天正是1861年12月3日。因此，1862年開端說，難以成立。因此，即使從辦近代軍用工業(yè)說，將洋務運動開端定于1861年也是適當?shù)摹?br/>
按照階級觀點與歷史主義相結(jié)合的原理，歷史學上的分段線，不可能以去產(chǎn)力或生產(chǎn)關系的表現(xiàn)來劃分，因為它們都是漸變的，沒有一個明顯的標記。拿引進先進技術說，中國人包括太平軍在內(nèi)，使用洋槍洋炮早在19世紀50年代前期即已開始，那時引進先進技術尚未成為清政府的方針政策，而且很難找到哪一年哪一天為開始日。因此，歷史事件的開始與終結(jié)的標記，常常要在政治方面尋找，而政治方面除某些運動外，又往往以某一機構(gòu)的成立或撤銷作為起迄的標記的一種。洋務運動之所以以總理衙門成立作為開端，是因為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洋槍洋炮為中心的變革，是從該衙門成立之日才成為清王朝政策和比較全面實踐的開端。這一事實告訴我們，歷史的分段線只有以政治及其所表現(xiàn)出來的某種標記來進行劃分才是正確的。清王朝雖于1860年10月前后，《北京條約》簽訂時即定下“面害相權取其輕”的方針，但具體執(zhí)行并較為全面推廣，卻始自1861年1月總理衙門②的成立。
明確了總理衙門的設立是洋務運動開端的標志，就可以來談總理衙門的地位與作用了。這從奕等“統(tǒng)計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中已可看出端倪。
首先是級別同于軍機處。（1）原來，“各國事件向由外省督撫奏報，匯總于軍機處”，從總理衙門成立后，則由總理衙門“專一其事”。（2）總理衙門的領導和工作人員與軍機處相同。一是領導人以王大臣領之”，二是“軍機大臣承書諭旨，非兼領其事，恐有歧誤，請一并兼管”，三是“其應設司員，擬于內(nèi)閣、部院、軍機處各司員章京內(nèi)，滿、漢各挑取八員，輪班入直，一切仿照軍機處辦理”。
其次談總理衙門的管理范圍。奕奏折中所謂“統(tǒng)計全局”章程六條所列各項，均在總理衙門的管理職權之內(nèi)。其中最重要、也就是被左宗棠稱為“洋務關鍵”的南北洋通商大臣，是它“總攬全局”中的要害，清廷規(guī)定“中外交涉事件，一并按月咨照總理處察核”。除此之外，如：新開口岸關稅的管理，“以裕國課”；“軍機處既不發(fā)鈔，各督撫亦不互相關會”的各涉外事務，由“各該省及通商大臣、欽差大臣隨時咨報京城總理處”；“各海口內(nèi)外商情并各國新聞紙，……按月咨報總理處”，①以便通曉中外情況，作為核辦的依據(jù)；以及辦英法等國語言學校以培養(yǎng)外交人才等。
總起來看，總理衙門級同軍機處，兼有管理商務、外交、教育、關稅財政、軍事政治情報等權力。發(fā)展到后來，權力更大，范圍更廣，實際上是以舉辦自強新政為己任兼有軍機處、內(nèi)閣權力于一身的適應改革開放需要的最高政權機構(gòu)?；顒拥闹行脑谟凇白詮姟薄＿@一點，奕在清廷批準總理衙門成立后幾天即1861年 1月24日（咸豐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明確說：“竊臣等酌擬大局章程六條，其要在于審敵防邊，以弭后患。然治其標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強，自強之術，必先練兵。”
顯然，“自強”是總理衙門的首要任務。怎樣才能達到自強的目的，奕等人也是明確的，那就是利用西方先進科學技術，首先是軍事技術，武裝和訓練軍隊。這就拉開了引進和運用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以拯救和維護清王朝統(tǒng)治的序幕。現(xiàn)簡述其成立后工作重心，從而作出初步評價。
總理衙門的首要任務既是自強，因此它的最核心的工作，除辦理外交事務外，就是主持軍隊和軍器的求新，并從而逐步發(fā)展到近代企業(yè)的創(chuàng)辦。
奕等在“自強之術，必先練兵”的思想指導下，首先倡導和主持陸軍的編練，而練陸軍又是從1861年北京神機營開始，而后逐步推廣至湘軍、淮軍乃至于各省兵營的。這里的所謂“練軍”，就是使用新式槍炮和聘請英法等國軍官對兵士作配合新式武器使用的訓練。因此，“練軍”是洋操與洋槍同步進行的。故也可認為是中國軍隊近代化的開端。至于海軍創(chuàng)建，也一直是總理衙門主持進行的。在借外力籌建的所謂阿思本艦隊遣散之后，他們即著手于自力籌辦，并于70年代逐漸成為高潮，1883年總理衙門設海防股，1886年雖另設海軍衙門，其管理權實際上是由總理衙門大臣奕、李鴻章等兼攝的。1894年海軍衙門撤銷后，海軍悁歸總理衙門直接管理。
練陸軍或建海軍，均必須有大量的新式武器，為此，總理衙門不僅倡議購買，且極力主張自己制造。當總理衙門剛成立時，曾國藩奏稱：“將來師夷智以造炮制船，為永遠之利”的后幾天，奕就上奏說：“臣等正擬籌畫辦理?！雹龠@里所謂“籌畫辦理”，不僅是指槍炮，而且要“仿照其式”造兵船，并準備“雇夷匠數(shù)名，在上海制造。”
1862年夏李鴻章設上海洋炮局，隨后又籌建江南制造局，其執(zhí)行總理衙門的指示是得力的。
總理衙門在新式軍用工業(yè)的創(chuàng)辦中所起的作用是顯然的：1864年李鴻章將丁日昌關于江南制造局的籌建和講求駕駛輪船之法上呈時，總理衙門給予了“識議宏遠，泅非睹之目前可比，足為洞見癥結(jié)，實能宣本衙門未宣之隱”③的贊許；1866年在福建馬尾設造船廠時，總理衙門在給予“砥柱中流，留心時事”的稱許之余，勉勵“無論著何為難，總期志在必行，行則必成”①；其他對于天津、金陵等機器局的籌建，總理衙門也是極力支持的。以奕為首的總理衙門之所以如此支持和提倡辦機器局，是由于認識到“識時務者莫不以采西學制洋器為自強之道”②的緣故。
怎么做好制造船炮的工作？條件和因素很多，其中新型的科學技術人才應該是第一位的。人才哪里來，奕等人的見解也是正確的，即先雇用洋人，而后逐漸培養(yǎng)自己的人才。他們說：“今中國議欲講求制造輪船機器諸法，茍不藉西士為先導，俾講明機巧之原，制作之本，竊恐師心自用，枉費錢糧。”②這是實事求是之論。向之論者曾有把洋務派雇請洋技術人員也看作是買辦性的表現(xiàn)，那是錯誤的。這種言論實際上是要中國長期落后下去或跟在先進國家后面爬行。奕等人既要聘請洋人為“先導”，但又不長期依賴洋人，而立足于自己培養(yǎng)新型知識分子，這不是很對的嗎？他們打算于僅僅培養(yǎng)語言人才的同文館之外，另設天文算學館，以培養(yǎng)科技人才。他們并奏準通過考試選取各類正途出身的翰林進士五品以下官員入館學習天文算學等自然科學知識。這項措施，除為機械船炮的制造培養(yǎng)基礎人才之外，也是為了造就適合于改革需要的管理干部。應該把這看作是更新干部隊伍之舉。雖此舉由于頑固派的反對而未能實行，卻是有著偉大的戰(zhàn)略意義。
總理衙門在派遣留學生出國問題上也是率先倡導者。在總理衙門成立之初的1863年，奕等即有意像日本那樣派人赴美、俄等國學習技藝，說：“伏思購買外國炮船，由外國派員前來教習，若各督撫處置不當，流弊原多，誠不若派員帶人分往外國學習之便。惟此項人員，急切實難其選”④。1865年總理衙門又密商李鴻章派旗兵赴外國學習機器制造技術之事⑤。此事直至1871年由曾國藩、李鴻章奏準派幼童出國，才得以實現(xiàn)。
至于輪船航運、電線電報、礦務、紡織、煉鋼鐵、筑鐵路等新型的民用工業(yè)企業(yè)的創(chuàng)辦，總理衙門在經(jīng)費、購置設備和聘用洋技術人員等多方面，都是積極支持的。
可見總理衙門所經(jīng)辦之事是很多很廣的，真所謂“不獨繁于六部，而實綜乎六部”。然而它的工作人員比之清政府各部院卻是少得多。六部和內(nèi)閣的人數(shù)，少則200人左右，多則400人左右，而總理衙門從總署大臣、章京到總辦、幫辦乃至差役等，最多時也不過百人左右。這些人中，總署大臣是兼差，章京的差使也不限于本衙門。因此，增設的總理衙門基本上沒有增加清政府編制名額。由于總理衙門是名符其實的人少事繁，這就規(guī)定它處理公務必須明快迅速，事到即辦，統(tǒng)由章京親自辦稿，決不拖延推諉，從而革除了其他老衙門辦理文稿經(jīng)由堂吏、司員、堂官多道手續(xù)和公文“旅行”的弊端?？偫硌瞄T每天處理公文均有數(shù)十乃至上百件，包括奏折、奏片和京師各衙門、各省將軍督撫、南北洋大臣的往來咨文信函，與各國使臣的往來照會，節(jié)略、會議記錄、各種條約章程，以及各地呈報的商情、稅務、新聞紙與總稅務司、同文館的各種往來文件、堂諭，等等。從1881年設電報處以后，京內(nèi)外凡外交、軍情及一切要事，大都用電報傳遞信息；總理衙門也逐漸更多地用電報了解和指示各地的外交與洋務經(jīng)濟等活動。從此各地電奏都由總理衙門譯呈，電旨也經(jīng)由總理衙門交發(fā)。在不斷加重的負荷下，總理衙門所理的事務都一一完成得很好?？梢哉J為，總理衙門這一新機構(gòu)，是頗有生氣的。
據(jù)上所述，總理衙門的所作所為，基本上都是順應著中國社會的發(fā)展需要的。它的成立和發(fā)展，雖也有對外妥協(xié)和適應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要求的一面，但主要方面是順應中國歷史發(fā)展趨勢的。如果說有什么不足之處的話，那就是它主要著重于經(jīng)濟和文化教育上的改革，機構(gòu)的改革也僅限于總理衙門本身，未能也不想深入到政治制度和帶全局性的體制上的改革。
由此可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成立，是一個進步的表現(xiàn)，不是如有些人所說的是一個促使中國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淵的機構(gòu)。這是必須為之反正過來的。
三、堅船利炮的購求 如果說總理衙門的成立，是洋務運動興起的標志的活，那末堅船利炮的購求成為清中央政府的方針，也是洋務運動興起的一個重要記號。因為洋務運動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中心內(nèi)容，就是從堅船利炮引發(fā)出來的。洋槍洋炮和輪船的使用與購求，不自1861年始，但它得到清廷認可和成為它的方針政策，卻是這一年開始的。是年奕明確奏請購外國船炮，以期早平內(nèi)患；清廷復諭說：“東南賊勢蔓延，果能購買外洋船炮，剿賊必能得力?！?br/>
內(nèi)患既除，則外國不敢輕視中國，實于大局有益?！雹俨⒅盏麓鸀橘忁k。在東南前線鎮(zhèn)壓太平軍的曾國藩根據(jù)切身體會，也說出了“購買外洋船炮為今日救時第一要務”的話。于是購買外洋船炮全面展開。
無數(shù)歷史事實表明，生產(chǎn)技術的發(fā)展和社會前進的跳躍，常常是從先進的軍事技術發(fā)其端。兩軍對陣的唯一目的是戰(zhàn)勝敵人。為此，指揮員們會不惜一切代價尋求新式的有效的武器。這一點中國近代史上有頗為典型的事例。鴉片戰(zhàn)爭中，向來做視“四夷”的中國官員，在英國大炮的教訓下發(fā)覺了中國的武器落后，從而被迫向自己的敵人學習和購置其技術與武器。很能正視現(xiàn)實的思想開明的林則徐，除向洋人購買新式船炮外，還打算自己設廠制造。這雖因頑固派的反對而未能實行，但研制新型武器，幾乎成為關心國家大事的先進士子們的主要話題和行為方向。十三行商的潘仕成于1843年仿造美國水雷成功，梁章鉅稱“武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制造，非洋商（指十三行商——引者）之厚力亦莫能仿成?！雹僖Μ撓蚍@的“黑夷目”詰以造船炮之法，以為自己仿造作準備②。掌云南監(jiān)察御史福隆阿主張“訊眾夷犯，令將該國制造火藥與千里鏡、西瓜炮等訣法，明白陳說?！@夷炮，如果輕而易攜，即應募匠照制?！雹?9世紀40年代前、中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仿制新式武器，一時成為風氣，士子群起鉆研軍事技術并著書立說者甚多，粗略統(tǒng)計，有：鄭復光的《火輪船圖說》，江伸洋的《鑄炮說·附臺炮》，丁拱辰的《演炮圖說》，丁守存的《西洋自來火銃制法》，黃冕的《炮臺旁設重險說》，陳階平的《請仿西洋制造火藥疏》，等等。這些仿造與著述，反映了人們把西洋先進船炮技藝轉(zhuǎn)為已有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表明中國將西洋新技藝轉(zhuǎn)為己有的愿望已有了實現(xiàn)的可能。這正是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體現(xiàn)。
社會往往不是按人們臆想的模式發(fā)展。中國近代史上的“師夷長技”，不是在“制夷”中興起的，而是在“制人民”開始認真實行的。甚至某種程度還是在革命人民使用新式武器促使清政府仿而效之實行的。事實表明，在封建地主和農(nóng)民兩大敵對階級的斗爭中，雙方幾乎是不約而同地同步實行“師夷長技”。兩軍對陣，指揮員和士兵對于敵方武器銳利程度感觸最為敏銳，追求新式而有效戰(zhàn)勝敵人的武器，最沒有保守觀點。太平軍為了制勝清王朝而“師夷長技”，清軍為了制勝太平軍而“師夷長技”，這是歷史的必然。觀將這一必然的歷史作一簡單回顧。
太平軍在廣西起義時，尚不知有先進新式武器，它的購置和使用洋槍洋炮是在1853年定都南京之后。其使用洋槍炮的具體思想雖無從查考和了解，但使用卻是事實。兩江總督怡良的一段活可以證明：“據(jù)吳健彰（蘇松太道）稟稱：盤獲寧波釣船一只，內(nèi)有夷人三名，洋劍一把，洋槍六千桿，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藥一罐，并在夷人身上搜出夷書一封，上有真命太平天國等字樣，當即拆閱，查系英吉利奸商勒吶吐致鎮(zhèn)江逆酋羅大綱一書，又附帶上海逆首劉麗川逆書一件。訊據(jù)船戶王阿莫等供稱：系夷人雇裝兵器至鎮(zhèn)江賣給賊匪者?！?br/>
這段話清楚他說明，太平軍于1853年已與洋人有聯(lián)系并購求新式武器了。事實上此后即不斷有太平軍使用洋武器的記載。例如：1856年曾國藩攻陷安福縣時，“奪獲洋槍炮械藤牌四百余件”②；1859年，曾國藩說太平右軍主將韋志俊向湘軍投降時所帶“器械甚精，洋槍甚多”③；同年胡林翼奏稱太平軍楊輔清攻池州城“施放洋槍子落如雨?！雹?860年后李秀成經(jīng)營江浙時洋槍洋炮就更多了，李鴻章說李秀成部“洋槍最多”⑤，不為虛語。這些洋槍炮均為洋人所供給無疑。據(jù)蕭一山《清代通史》（三）第393頁上記載：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供給太平軍步槍3046枝，野炮795尊，火藥484桶萬余磅，子彈18000發(fā)。太平軍的洋武器除向洋行購買外，從敵軍那里繳獲的也不在少數(shù)，如1860年李秀成在解青浦之圍中，殺洋兵600余人，得洋槍2000余條、炮10余尊，以故，李秀成部的戰(zhàn)斗力大增，當他于1862年率13萬大軍赴援金陵以解天京之圍，轟擊湘軍時，“洋槍洋炮子密如雨，兼有開花炸炮打入營中，驚心動魄?！雹奘潞笤鴩跸蚬誀c敘述太平軍洋武器的情況說：“賊之火器精利于我百倍之多，又無日不以開花大炮打壘年，洋槍隊多至兩萬桿?！雹咦笞谔挠?865年對此也有概括敘述：“從前賊匪打仗，并無外國槍械。數(shù)年以來，無一枝賊匪不有洋槍洋火，……上年陳炳文赴鮑軍門處投誠，稟繳洋槍七千余桿，而本部堂一軍截剿湖州逆賊于皖、浙、江三省邊境，所得洋槍亦不下萬余桿?！?br/>
上述材料表明太平軍使用新式武器已相當普遍。這一方面固然說明時勢之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種促使清軍加快洋式武器購求的壓力。
清軍中追求武器裝備近代化，認真購求和使用新式武器并堅持下去加以發(fā)展擴大的，首推湘軍和淮軍。曾國藩于1853年在湖南湘鄉(xiāng)辦團練時，即派員赴廣州購買洋式武器，1854年湘軍水師已有夷炮六百余尊，并說“湘潭、岳州兩次大勝，實賴洋炮之力。”②此后，胡林翼、彭玉麟等軍將領均不時購求洋炮，其中多數(shù)用于水軍。然而，曾國藩雖是較早倡導購置和仿造洋式武器者，但由于他是以封建衛(wèi)道者自居，他意識到過多的使用洋式武器的后果將是“用夷變夏”，放進展不速，并屢戒其弟國荃少用或有限制地使用西洋武器。他只是迫于太平軍的威脅和出于速勝太平軍的考慮，才不得不源源起解新式火器給曾國荃。這種指導思想，就規(guī)定了湘軍對洋武器的購求與使用進程是緩慢的。故總的看湘軍武器近代化程度是很低的。
迅速而全面使用洋式武器當推李鴻章的淮軍。李鴻章于1862年4月間率淮軍從安徽來到上海，一與外國軍隊接觸，即驚嘆洋槍洋炮的“神技”，他致書曾國藩說：“其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雹鄄⑼瞥缪笕说摹皯?zhàn)守攻具，天下無敵”。李鴻章要比曾國藩開明得多，他“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受辱”，以學習西人“秘法”。①這樣一種較為開明的視野，加上他所遇強敵李秀成部的洋槍洋炮最多，使李氏認識到“我軍惟有多用西洋軍火以制之”①始克有濟，促使他更“堅意要學洋人”。這就使李鴻章淮軍的洋槍化的速度較之湘軍要快得多，據(jù)統(tǒng)計，淮軍1864年使用洋槍占全軍80％以上，到1865年，據(jù)李鴻章自己記載：5萬人中“約有洋槍三四萬桿”，基本上做到“盡棄中國習用之抬、鳥槍而變洋槍隊”。③反觀曾國藩的湘軍不及淮軍遠矣：湘軍“每營五百人僅用抬槍小槍一百二十余桿”，而淮軍“每營則用洋槍四百余，少亦三百余桿”。④淮軍于1864年且另設有洋炮隊四營。淮軍比之湘軍的武器質(zhì)優(yōu)而量多，與淮軍洋槍化武器相適應，練兵的方面也加以改變，這又是湘軍所不能與之比擬的。
四、推動洋務運動全面展開的“練軍”
“練兵”是指使用西洋新式武器及與之相適應的一套洋式操練方法，它與八旗、綠營舊式訓練有著明顯的時代區(qū)別。“練兵”開始于1861年1月奕等人所上酌議大局章程六條中所說“自強之術，在于練兵”的建議。清軍使用洋槍洋炮較早者當推曾國藩的湘軍，但它的操法基本上仍是舊式。清中央政府倡導練兵，不僅是軍事上的一項革新，而且也應該說是洋務運動一個顯著的標記。因為“練兵”既然是使用新式槍炮和新式操練方法的綜合體現(xiàn)，新的科學技術的學習和廣泛推行運用就會隨之而來，這也必將導致經(jīng)濟上的進步與飛躍。所以軍事技術的率先更新，在恩格斯看來，“決不是一種暴力行為，而是一種工業(yè)的，也就是經(jīng)濟的進步?！?br/>
練兵，動議于1861年 1月，具體實行始于1862年 1月8日（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清廷對奕等奏請“會議練兵章程”作了“依議”的批準。為什么要另議練兵？奕講得很清楚：“竊以今日練兵之舉，原因近來營務未能整頓，兵丁訓練多疏，不足以資捍衛(wèi)，始議另為操演?！雹诖_實，英法聯(lián)軍侵占北京城，旗、綠各軍無能為力；而太平軍起義又有“兵為將有”的勇營興起，有著兵權下移的趨勢，清軍不僅有制洋兵任務，更肩負抗御太平軍的重任，于是出現(xiàn)了“欲求制勇，不外練兵”③的考慮。為了捍衛(wèi)京師以“固本”，也為了“強于弱枝無尾大不掉之患”④，清廷很自然地選擇以北京地區(qū)為練兵重點場所。這就是咸豐十一年挑選旗、綠各軍的士兵另行成立北京神機營的由來，這也就是清廷招募洋弁使用洋武器訓練新式軍隊以“固本”衛(wèi)京師方針的起始。
然而，1861年前后，正是太平軍東進滬、杭、雨，在沿海開辟新區(qū)之際，直接威脅到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在沿海的利益。清王朝僅僅為“固本”而練兵的方針，遭到洋人的非議，認為保衛(wèi)沿海城市是當務之急，要求在海口練兵。清王朝只能在洋人面前屈服，答應?？诳梢跃毐?，但在兵源上作了限制，這種限制就是兩廣總督勞崇光所說：“此等教練之法，似止可施之于營兵，不宜施之于壯勇?！雹蓦S后總理衙門明確地說：練兵只能“撥旗兵或綠營正身兵丁交給洋弁教練，斷不可令招募之勇學習”其兵法，以免后患。⑥這就是說，可以向洋人讓步，而對湘軍為代表的勇兵則寸步不讓，理由是“軍興以來，舍兵用勇，本系權宜之計?！雹龠@樣，練兵問題上，清廷解決了它與洋人的矛盾，卻激發(fā)了它與地方勇兵的對立。朝廷忌諱勇營，而勇營統(tǒng)帥則要全力保護勇嘈，視朝廷挑選綠營為無用之舉。首先是曾國藩不能容忍，說：“綠營廢壞已極，……今欲厘革積弊，一新壁壘，殊乏良策?！雹诶铠櫿聞t說：“綠營弁兵惰窳已久，就中挑選加餉操練，外貌即似整齊，實恐難當大敵?！賾?zhàn)名將，練勇則易為力，練兵則無成效”③。其他如劉坤一等湘淮將鋇也有類似說法。清朝“強干弱枝”的“固本”政策，遭到地方勇營實力派的反對，于是不得不把練兵區(qū)域由京畿擴至沿海各口乃至湘淮等勇營。
清政府的“練軍”計劃，雖為了緩和它與洋人、地方勇營的對立關系，由京城地區(qū)擴大到了?？诤拖婊吹扔聽I，但其“固本”的方針未變，這個方針一直影響到清末民初，是神機營到直隸練軍、新建陸軍、武衛(wèi)軍、北洋軍等都出現(xiàn)在北京地區(qū)的重要原因?，F(xiàn)簡述清政府“固本”的練兵情況。
1858年《天津條約》、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前后，俄國為拉攏清王朝，多次主動提出贈送洋槍萬桿、炮若干尊，以助清“剿賊”。1861年底第一批俄國鳥槍和火炮運到恰克圖。京營八旗當即派出少數(shù)官兵到恰克圖向俄國軍事人員學習演放之法，邁出了學習西方軍事技術的第一步。沙俄要求：一是“準伊天下各處任意行走貿(mào)易”，二是“不可令英、佛知之”。這些條件既為清王朝所難以接受，也為英法所不容。其結(jié)果：一方面由于庫倫大臣奏稱，俄國在恰克圖教演清兵“毫無實益”，另一方面，由于英國副使威妥瑪提出，“如欲講求外國兵法，英國可以教演”，并建議這種教演選在距京很近佃天津為宜。在總署奕等人的在天津練兵，“如將來（英國）教演得力，固可杜洋商雇募廣勇之心，并可收畿輔屏藩之效”①思想指導下，恰克圖的俄國教演不久停止，天津的向英法學牙的練兵開張了。
《北京條約》后，英法聯(lián)軍退出天津，洋商以防務空虛為由，要求招募潮勇保護洋行，新任三口通商大巨崇厚當然不愿看到“常勝軍”那樣的軍隊在天津京畿地區(qū)出現(xiàn)，于是建議總理衙門于京營中選兵來津，會同天津地方兵勇一起接受洋將訓練。總署大巨會商奏明，于1862年初派出第一批京兵126名到津，會同地方綠營同在天津接受西式操練。這是清中央政府正式由向沙俄轉(zhuǎn)為向英法學習軍事技術之始。正當天津（后移大沽）練兵順利進行之時，5月間英國卜魯士照會總署，以維護通商口岸安全為由，建議沿?？诎毒毐⑼扑]練兵的洋人軍弁。清廷雖有與“強干弱枝”方針相違和洋人干涉兵權的顧慮，但出于請洋人練兵，可以斷絕洋人與太平軍的關系，和“借教練之策，籠絡其心”②的考慮，總署咨文各?？冢白脫芷炀G各營官兵，會同英國官兵勤加練習，以成勁旅?！雹塾谑?862年天津、上海、寧波、福州、廣州先后有了一支受洋人訓練的軍隊。?？诰毐暮啗r如下：
*資料來源：參考《洋務運動》（三）《練兵篇》制成。
除?？诠脱笕司毐猓撕笤趦?nèi)地如湖北、貴州、云南、陜西、甘肅等省亦有雇洋人練兵者，均規(guī)模小，且旋練旋輟。這里不一一列舉。顯然，在海口洋人練兵的問題上，清政府是被動的，但它為整頓八旗、綠營而設神機營、練軍，則是主動的。
咸豐十一年，管理神機營事務大臣擬定神機營章程十條，為神機營的營地、兵員、官制、經(jīng)費、武器、操練等作了全面落實①。它的奏準實行，標志了京營八旗練兵的開始。接著神機營于京營八旗、內(nèi)務府挑選精壯旗兵1000名，按營隊分設公所，就地操練，各營隊設專操大臣、幫操侍衛(wèi)章京統(tǒng)帶，并以俄國贈送的洋槍武裝。從1862年起，分別派出官兵赴津接受英國軍官訓練。1864年，神機營奏準將受訓的京營八旗調(diào)回，并添槍兵、炮車入內(nèi)，成立威遠隊名目。以后又逐年擴充，發(fā)展馬隊，到1868年，威遠隊內(nèi)已有受英車訓練兩年之久的洋槍步兵600名、馬隊兵1000名，成為一支擁有洋槍洋炮達5600多人的馬、步、炮綜合的洋槍隊。它是神機營的核心。
除訓練京營八旗之外，清政府又有整頓各省駐防旗兵，挑選精壯，編成“八旗練營”之議。其間特別重視東三省旗兵的整頓。其實早于1860年奕在提出訓練京營八旗的同時，就已建議諭飭“東三省各營兵丁，勤加訓練，弓馬之外，兼有技藝抬槍，按期操練。”②于是咸、同間，盛京將軍于六十六佐領屬下挑選精壯旗兵2500人，加練火器，是為奉天練營之始③。吉林將軍亦于1867年組成吉林練營④。隨后黑龍江將軍于1875年抽調(diào)精壯組成黑龍江練營⑤。
以上是八旗的整頓辦法。至于綠營的整頓辦法則是練軍。綠營的練軍始自直隸。1863年即有以直隸營伍廢弛應“酌改練兵”之議⑥，由直督劉長佑負責練兵。1866年劉長佑選練直隸六軍，計劃在遵化、易州、天津、河間、古北口、宣化六處，各駐一軍。每軍步兵2000人，馬兵500人，共2500人，分為前、后、左、右、中五營。六軍共15000人。練軍需用的餉項稱“練餉”，由各省協(xié)濟。但六軍未練成，劉長佑即于次年去職。1868年才由曾國藩接辦。曾氏改變劉的章程，基本上仿湘淮軍成規(guī)重訂章程。嗣后為各省練軍所仿效。
繼直隸之后，各省也陸續(xù)設練軍。據(jù)兵部于1873年統(tǒng)計，除京師神機營、直隸練軍六軍外，閩、浙、蘇、粵、晉、魯、湘、豫、甘肅等九省設置了練軍①。這些練兵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以神機營和直隸練軍為代表，其特點是朝廷直接主持，由戶部統(tǒng)籌練餉，特設營制。第二類是以山西、山東、湖南為代表，即仿直隸之法，兵于額外抽練，費于餉外略增。第三類是以福建、浙江、江蘇、廣東為代表，將疲弱營兵裁汰，所剩之餉，加于所練之兵，費用不另增加。除上述九省加直隸共十省已設練軍外，內(nèi)地另八省及新疆先后也有練兵之舉。
湘、淮軍的練兵用洋槍炮練洋操，似乎與各省練軍相似，但實標上近代化程度要快得多，淮軍尤其是這樣。這是由于他們是自己統(tǒng)帥主持，可自行其事，受洋人影響多而受清王朝牽制較少的緣故。這種情況雖不合清政府“固本”政策本意，但因湘淮勇營已具有國防主力的實際地位，清廷對這一事實也不得不予以默認。
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練兵既是使用洋槍洋炮和與之相適應的訓練方法的改變，它就有力地突破了傳統(tǒng)牢籠。這種“突破”，促使科學技術的引進和學習，促使近代軍用、民用工業(yè)企業(yè)的創(chuàng)辦乃至新型知識分子的培養(yǎng)，也就必然促進意識形態(tài)的近代化。
?、傧特S朝《籌辦夷務始末》卷8，頁33。
②同上書卷9，頁49。
③同上書卷17，頁45—46。
?、傧特S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2，頁38—39。
?、谕蠒?6。
?、弁蠒?9，頁23。
?、芡蠒?0。
?、傧特S朝《籌辦夷務始末》卷56，頁25。
②同上書卷60，頁17。
?、弁蠒?8，頁10。
?、芡蠒?6，頁25。
⑤同上書卷68，頁5。
?、尥蠒?7，頁47。
?、傧特S朝《籌辦夷務始末》卷65，頁31。
?、谕蠒?1，頁17。 ①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72，頁1。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0日）上諭。
②同上書卷72，頁22。
?、巯臇|元《洋務運動發(fā)展論》，《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80年第3期。此文編入拙著《晚清洋務運動研究》，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版。 ①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51，頁18。·①見《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卷12。
?、诳偫砀鲊聞昭瞄T，簡稱“總理衙門”，亦稱“譯署”、“總署”。過去有一些學者有著總理衙門系由“撫夷局”發(fā)展而來，或者說“撫夷局”、“撫局”是總理衙門前身的說法。據(jù)我的博士研究生吳福環(huán)同志在他所撰博士論文《總理衙門研究》中的詳細考證，認為“撫夷”、“撫局”、“撫夷局”，均是當時習慣用語，并非政權機構(gòu)實體。因此，“撫夷局”改為”總理衙門”之說不能成立。吳說可信?！あ僖陨弦奈醋⒊鎏幷?，均見奕等《統(tǒng)計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71，頁21、23、25。
?、谵叁€等《八旗禁軍訓練槍炮片》，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72，頁11。
①②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72，頁7。
?、邸逗７罊n·機器局》（一），第6頁。 ①《海防檔·福建造船廠》（一），第15—16頁。
?、冖弁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46，頁44。
?、芡蠒?5，頁33。
⑤《海防檔·機器局》（二）附大事年表?！あ傧特S朝《籌辦夷務始末》卷79，頁29?！あ倭赫骡牎独僳E叢譚》卷5，頁12。
②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47，頁16。
?、弁蠒?7，頁20—21。
?、傧特S朝《籌辦夷務始末》卷7，頁2、3。
?、谠鴩犊藦桶哺？h城折》，《曾文正公全集》第2冊，第260頁世界書局版。
?、墼鴩稄妥蠹靖摺罚对恼窌?0。
④《太平天國史事志》（上），第648頁。
?、荨独钗闹夜珪放罅藕寰?，頁15。
⑥《曾文正公全集》，第2冊，第519頁，世界書局版。
⑦《八賢手札》第248—249頁。 ·①左宗棠《答福州稅務司美里登》，中國歷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以下簡稱《洋務運動》）（三），第602頁。
②曾國藩《請催廣東續(xù)解洋炮片》，《曾文正公全集》第2冊，第55頁，世界書局版。
?、邸独钗闹夜珪放罅藕寰?，頁46?！あ佗凇独钗闹夜珪放罅藕寰?，頁46，頁14。
?、劾铠櫿隆稄完惙钪级杰姾勇逭邸?，《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9，頁56。
④李鴻章《密陳剿捻事宜片》，《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8，頁35。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9卷，第206頁。
②奕等《會議練兵章程由》，《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資料（二），第268頁。
?、凵轿餮矒狨U源深奏，《皇朝政典類纂》卷326，頁5。
④倭仁《論直隸添設六軍疏稿》，見葛士?！痘食?jīng)世文續(xù)編》卷62。
?、萃卧晔辉露娜談诔绻庾?，《洋務運動》（三），第460頁。
?、尥稳晔辉率湛偫硌瞄T奕奏，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30，頁10。·①《皇朝政典類纂》卷325，頁2。
?、凇对恼窌?2，頁20。
?、壑彪`總督李鴻章奏，《皇朝政典類纂》卷326，頁5。
?、偻纬痘I辦夷務始末》卷3，頁45。
②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30，頁2。
?、垡姟堆髣者\動》（三），第459頁。
①參見《光緒會典事例》卷1166。
②《清實錄》文宗朝卷338，頁10。
?、垡姟斗钐焱ㄖ尽肪?71，頁11。
?、芤姟都滞ㄖ尽肪?，頁14。
?、輩⒁姟豆饩w朝東華錄》（一），第101頁，中華書局版。
?、蕖肚迨犯濉肪?32，第3930頁。
?、賲⒁姟痘食漕愖搿肪?26，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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