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棵樹

一連兩個年頭，我見證了三棵樹。

一棵是2012年3月種的，種在北京小金絲胡同6號園里，樹名叫香花槐。

一棵是同年的4月種的，種在英倫牛津大學莫頓學院校園里，準確說是兩棵，樹名叫櫻桃。

這第三棵是我在南京天山路39號找到的，那是原國立編譯館的舊址，這里雖然早就變成一家軍工廠了，但是院子里那棵依傍主樓的大雪松尚在，其壽命無法計量，該有百余年了吧。

對樹的喜愛源于對神奇大自然的迷戀。也許是兒時模糊的記憶里有在清明節(jié)生日那天栽柳樹的情景。到老了，每每外出，總喜歡仰面去看高高的映在天空里的樹冠和那些橫七豎八的枝杈，即便被投射來的太陽光刺得晃眼。看，人家樹總是處在緘默的狀態(tài)，任憑人再怎么折騰，把這世界攪得天翻地覆，這一棵棵挺拔屹立的樹卻“我自巋然不動”。

樹的情懷延伸到現(xiàn)實，父輩中又有喜愛花花草草的父親，喜歡侍弄花園的洋舅母，我樂意將這萬物生長之尤物，賦予像人格一樣的精神。

香花槐原產(chǎn)于西班牙，落葉喬木，屬蝶形花科。剛栽時，細長得像麻稈兒，風一吹便歪歪倒倒，非得拴繩系上加以固定。查了資料，得知這樹種能長到10米至12米呢。那葉片呈羽狀，一枝莖上能長出多達19片。表妹說它會開很多花，我都不能想象，第三年見到了那滿樹的玫瑰色花朵才相信。

我不愿深想這香花槐樹下是老人入土為安的歸宿，卻又多少有種安慰的心態(tài)，起碼還知道他在哪，有個念想。每到春天，總會有寄托的地方，看那么些花花朵朵，多美好啊，即使老人不能從土里探出頭看看這因他而盛開的美景。

我從不信鬼神，可偏偏喜歡舅舅的一首詩：“成鬼容易成佛少/做詩容易做人難?！比缃駥懺姷娜恕笆耪呷缢埂?，我母親好說“魂兮歸來”，姨媽說還歸什么，讓他（她的哥哥）安心在那邊吧。

在我去牛津參加栽樹活動后，一些朋友也到了英國，他們預(yù)先不知牛津莫頓學院校園里有這兩棵櫻桃樹，回國后都后悔莫及。三年過去了，這稱作薔薇科的落葉小喬木長高、長壯實了吧，那些橢圓形帶鋸齒的葉片也該配得上用枝繁葉茂來形容了吧，三年里會有多少學子們在樹下的銅牌前駐足徜徉！

三年里，那天栽樹的人們各奔東西，難得再見，其中一位九十開外的老人，我敬重的蘇立文老先生不幸故去，享年96歲。我們原先約好第二年在北京中國美術(shù)館見的，那是他的一個大型回顧展，致力一生的中國美術(shù)研究成果將在此展現(xiàn)。可惜后來聯(lián)系困難，老人家被人事包圍，又去了上海、臺灣，他一定是累垮了。2012年在牛津種樹的那個晚上，蘇老侃侃而談和楊憲益、戴乃迭長達半個世紀的友情，那些一頁頁密密麻麻的通信，就在我們下榻的小旅館里，我?guī)同|麗連夜拍下，因為信札第二天要物歸原主，蘇老破例借給她看。第二天蘇老開車送我們?nèi)セ疖囌?，現(xiàn)在想來這是最后一面了！

無法知曉南京的那棵大雪松是何人栽下的，它的壽命有多少年了。如今人去樓空，當年風華正茂的一代翻譯家、編輯們大都離世，只有雪松能見證國立編譯館的興衰。

在記憶中，南京是個樹蔭遮天的城市，正因如此，號稱“中國三大火爐”之最的南京才能讓它的百姓一代代度過蒸籠般的夏天。母親給我開了一張路條，紙片上寫了幾個地名，其中有天山路39號，她說就在富厚崗附近。講不清她有多少年沒到那一帶了，從一張老照片上看，年輕的媽媽燙著短發(fā)，穿一件花呢旗袍，太陽光刺眼，她皺著眉。她的身旁是舅舅、舅母、爸爸及蕭亦伍伯伯，他們照相的院子，正是1946年從重慶遷至南京的國立編譯館原址。

萬萬沒想到，2014年5月9日這天，我真的來到了這個院子門前，如今大門上寫著大字號碼，這是有軍務(wù)保密級別的符號。講清這一天翻地覆變故的由來并不難，難在現(xiàn)在已不能隨便出入這道門檻。人家只認軍方介紹信，不買我們的賬。我只能隔著門眺望這棵來自喜馬拉雅山脈的雪松。

好在人托人請來了馬伯倫老先生，他是南京地方志的專家，小時候恰好住在這附近，就在國立編譯館對面的小街上。一同來的天津電視臺拍攝組的工作人員頓生靈感，暫且先不拍編譯館，先要我陪馬老走一走這條小街，聽他講述那些民國往事。于是，一批有頭有臉的民國人物的名字好似出土文物般被點到，包括國立編譯館的歷任館長。我的眼前呈現(xiàn)出20世紀40年代一段文化傳承的繁榮景象。馬老說他六七歲時進過對面這個院子，他說大雪松下面有兩只仙鶴。他還說那里安靜極了，大人們都在工作。最讓我興奮不已的是他竟然見過一個年輕的外國女人和他打過招呼，那一定是我的乃迭舅母啊，我嚷起來。他說應(yīng)該是她，記得她穿花色連衣裙，人非常漂亮，還帶著洋腔對他說小朋友你好。

等待是難熬的，多方打聽，疏通渠道，眼瞅著，有點“入地無門”的窘迫。我們無非是想進去看看，接一下以楊憲益為代表的先輩們這份文化遺產(chǎn)的地氣啊，卻不如一只麻雀可以飛進飛出。

不知是哪位聰明，居然人托人找到一位既是內(nèi)部職工又有惻隱之心的人。他答應(yīng)給我們向廠負責人帶個話，但快下班了，只好等下午上班后再聯(lián)系，我們一行人先找個地兒吃點東西。

下午兩點，我們真正的貴人終于出現(xiàn)了，他叫許興龍，是該廠工會職員，6月將退休。他說他的領(lǐng)導(dǎo)叫他接待我們，言談中才知這位軍工廠的男人對民國歷史文化情有獨鐘，實屬難得。許引我朝大雪松的方向走去，邊走邊說，好像他是當年國立編譯館的講解員，而我只是一位來訪的觀眾。我們站在長青的尖塔形樹冠下聊著編譯館舊事，面前有三塊銅質(zhì)或大理石的碑牌：一塊是鑲在樓房墻面的，民國時期由法國設(shè)計師虞洪烈設(shè)計；一塊是2002年由南京市人民政府設(shè)立，明令為“原國立編譯館舊址”；另一塊是1999年5月的修繕紀念。這幢墻色已變的三層西式樓房正屹立在眼前，大門半敞，能看見幽深的樓道。

就這樣，那個春末的下午，我第一次走進原國立編譯館舊址。

2015年3月16日霧霾天，暖氣停供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