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仲夏的南京，酷熱難耐。然而，燈下展讀雪崗君的這部書稿，卻似有習習涼風拂面而來，令人有一種欣然神會的愉悅。

雪崗君隨我讀書治學，是從他讀碩士開始的，接著是讀博士，前后六載。他博士畢業(yè)后又留校任教，亦時來問學。雪崗讀書治學的特點是從文獻出發(fā)，細致、深入，不尚空談，所以往往立論切實，而又能融合貫通。這部在他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訂完成的書稿，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可以先說書后的附錄：《〈漢書〉札記》。這其實是此書的重要組成部份。在南京大學讀古代文學專業(yè)博士學位，第一學年，必須讀幾種先秦兩漢的基本典籍，如《詩經(jīng)》、《楚辭》、《左傳》、《史記》等等，往往視學生的具體學習情況而定，沒有一定之規(guī)。雪崗自然也是如此，《漢書》即其當時所讀書之一。而現(xiàn)在附在書末占全書篇幅四分之一強的《漢書札記》，正是他那時研讀《漢書》的心得。

這部分內容相當豐富，讀起來也饒有興味。比如，“三皇五帝”條，指出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律歷志》全襲劉歆《三統(tǒng)歷》?！肮耪咧匚涔佟睏l，指出《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應斷句為：“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而不是說古代重武官。“班固以李悝、李克為兩人”條，舉《漢書·藝文志》、《古今人表》等，謂李悝、李克實有二人?！霸慌c晁錯”條，認為二人在《漢書》中雖合傳，卻為兩類人?！靶叟c陳遂博弈”條，辨析二人博弈究竟是宣帝負還是陳遂負，頗為有趣?！翱锖庹f《詩》解人頤”條，則指出匡衡之所以說《詩》解人頤，是因為其《詩》學原無師法，常附會時事的緣故，等等。這些札記，既重視內證，又能援引其它多種文獻，疏通貫穿，所以其說法也就能讓人信服。像“爵位價值的下降”一條，《漢書》、《后漢書》之外，就徴引了《風俗通義》、《九章算術》、《敦煌漢簡》、漢樂府詩《上山采蘼蕪》等，反復辨析，觸類可通。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的這些札記，還能注意從一些具體的生活現(xiàn)象中，發(fā)現(xiàn)和揭示當時的社會思潮和風氣。如“陰陽家”一條，指出元、成之時所重陰陽之學，已成為當時的一般思想知識?！瓣愂⑻交实邸睏l，謂“陳圣劉太平皇帝，”表達了漢哀帝再受命于天以中興劉氏的愿望，后來王莽仿之，都反映了漢為堯后的觀念?！半s說”條，指出《春秋》雜說類著述，乃經(jīng)師雜糅陰陽五行等多家之說而解《春秋》者等等，皆為其例。

實際上，正是在對《漢書》作了上述如此深入細致的研讀的基礎上，在對兩漢之際的社會、政治、思想學術和文學的發(fā)展變遷進行了反復的思索和考量以后，雪崗才最終選擇“兩漢之際社會與文學”的論題，展開他的研究的。

自漢武帝起，開始有意識地大規(guī)模制禮作樂，顯示出其承天命而為圣王，修三皇五帝之業(yè)，致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至西漢中后期，政治上漸生危機，于是便有一些士人稱引天道，紹述圣統(tǒng)，批評朝政，以維護圣人受天命而治的社會理想。像眭弘引述其師董仲舒“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的話，提出“漢家堯后，有傳國之運”。劉向上書言：“王者必通三統(tǒng)，明天命所授者，非獨一姓也?！备手铱芍^：“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于天?！鄙踔劣袧h哀帝改號“陳圣劉太平皇帝”等，就都是雜引讖緯等諸家之說，試圖獲取不同社會階層和稟承不同學說、信仰之人的支持，以便達到不同的政治目的。

西漢后期的政治、社會思潮既已發(fā)生變化，自不免會影響到學術和文學的發(fā)展。雪崗從漢為堯后、為火德之說的產(chǎn)生及其與西漢后期政治的聯(lián)系入手，進而把握兩漢之際政治、社會思潮，當日禮制、士人思維方式和歷史發(fā)展觀的影響，探索經(jīng)學注疏的變化，探究命定觀對士人個體意識自覺的推動作用，探討漢大賦創(chuàng)作傾向的由諷諫向頌揚的轉變，揭示兩漢七言體小而俗的特色及其與讖緯的關系等，就都順理成章而言之可據(jù)了。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苯裰x書治學亦然。深入研讀、體會作品，才能發(fā)現(xiàn)問題，進而解決問題，有所創(chuàng)獲。雪崗此書，既已不乏深造有得之言，它日左右逢源，取得更大成績，當是可以期待的。

是為序。

鞏本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