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是故人來

想寫這篇文章已有數(shù)月之久，每一臨紙，輒思緒紛發(fā)，不知從何下筆。直到學校放寒假，終于可以閑下來，從容品味和靜靜回憶。

我把復刊以來的《文學遺產(chǎn)》全部搬出來，放在辦公室地板上，按年份順序排好，眼前便出現(xiàn)一座書城。然后一本一本打開，每一冊都讓我回憶起當年的閱讀和往事，一種莫名的感動和寫作沖動便油然而生。

打開第一本1980年《文學遺產(chǎn)》復刊號，絳紅式封面，刊頭用郭沫若字（1997年后改為集蘇軾字），當時為季刊，但復刊號到了6月才出版，所以該年才出了三期。那時，我在中山大學讀本科三年級，對于古代文學已有明確而濃厚的專業(yè)興趣。在學期間我訂閱了《文學評論》（1978年復刊）和《文學遺產(chǎn)》兩份雜志，這一訂就是30多年。當時，《文學遺產(chǎn)》每期0.8元，現(xiàn)在聽起來非常便宜，但我那時每個月只有10元的助學金，訂兩份雜志其實是很“奢侈”的開支。同學問我為什么要訂這兩份雜志，我很認真地對同學說，我想以后在這兩個雜志上發(fā)表論文。同學聽后笑而不語，我當然理解他們的想法。一個連正式論文都沒有寫過的大三學生，居然想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chǎn)》上發(fā)表論文，確實不知天高地厚，但這的確是我當時真實的想法?！段膶W遺產(chǎn)》復刊號，目錄上列的作者是：聞一多、林庚、郭紹虞、夏承燾、徐朔方、季羨林、王運熙、王季思、傅璇琮、鄧紹基等先生的大名，都是讓人仰望和崇拜的大家、大師。也有極個別像葛曉音這樣的“年青的同志”，顯得特別珍貴，所以該期的“編后記”還特別予以表彰。

1985年第3期是很普通的一期，但對我來說，卻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在《文學遺產(chǎn)》發(fā)表文章，雖然是篇短文。當時我已經(jīng)碩士畢業(yè)留在中山大學古文獻所工作。我堅持細讀《文學遺產(chǎn)》上的每篇論文，同時又有所思考。有時在閱讀過程中發(fā)現(xiàn)自己對一些文獻的理解與上面論文所述不一樣。1984年第2期上廖仲安先生的《沈德潛詩評述》中解釋沈詩“鄰翁既雨談墻筑，新婦初婚議灶炊”，認為后句用了唐王建《新嫁娘》詩意。我對此句典故出處的理解與廖先生不同，我認為此句用的是《戰(zhàn)國策》“衛(wèi)人迎新婦”之典。我便把質(zhì)疑寫成讀書札記，題為《“新婦”用典之我見》，寄給《文學遺產(chǎn)》編輯部。沒有想到此篇簡短的讀書札記很快就發(fā)表了。在拙作之后，是劉世南先生的短文，他對“新婦”用典的意見與我完全一致。該期同時還發(fā)表廖仲安先生《對吳觀瀾、劉世南同志意見的答復》，可見編輯部對此審慎的態(tài)度。雖然發(fā)表的是一篇微不足道的小札記，但讓我信心大增，從此，與《文學遺產(chǎn)》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這篇短文發(fā)表時用了一個筆名叫“吳觀瀾”，取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之意（后用這個筆名在《文學遺產(chǎn)》上發(fā)表3篇文章）。就是從這一年開始，一直到2008年，我差不多每年都有一篇文章在《文學遺產(chǎn)》上發(fā)表。在很長時間里，我有幸差不多每年都在《文學遺產(chǎn)》和《文學評論》這兩大刊物上發(fā)表論文。發(fā)表時各有側(cè)重，內(nèi)容偏重“史”的論文投到《文學遺產(chǎn)》，內(nèi)容偏重“論”的則發(fā)到《文學評論》。由于《文學評論》與《文學遺產(chǎn)》兩家刊物崇高的地位與巨大的影響，而且有專業(yè)的、高層次的讀者群體，對于年輕學者來說，在上面發(fā)表論文，可謂是“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就本人而言，則有一種“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的榮幸感。

多年以來，《文學遺產(chǎn)》一直強調(diào)在文學本位基礎上進行學科融合的研究觀念。強調(diào)從古代文學研究的獨特性出發(fā)，從文本出發(fā)，研究作家、作品及其風格，研究文學史發(fā)展脈絡、傳承關系和規(guī)律。按我的粗淺理解，堅持中國文學的獨特性與具體研究對象的獨特性，這是《文學遺產(chǎn)》的不二法門。這種重要啟示也影響了我的治學路子和研究方法。1987年，我進入復旦大學隨王運熙先生攻讀中國文學批評史博士學位，此后我的研究方向比較集中到中國文體學與詩文評上來。中國文體學研究，便是對堅持中國文學獨特性思路的自然延伸。“文化大革命”之后，為了消解意識形態(tài)所帶來的偏見與弊端，古代文學研究界流行從西方引進各種新理論，先是新方法熱，后來又流行文化熱。這些在當時都有其積極的歷史意義。不過，無論是新方法還是文化學、社會學研究，終究不是以中國文學為本位的，容易產(chǎn)生浮泛空疏之病。從中國文體學入手去研究中國文學，其意在回到中國傳統(tǒng)文字、語言、文章、文化語境中研究中國文學的特色，學理性與操作性都比較強，這是我選取文體學作為方向的理由。我研究中國文體學的論文，大多是發(fā)表在《文學遺產(chǎn)》上。2004年在福建師大舉辦的“文學遺產(chǎn)論壇”上，我提交了《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論綱》的論文，后來發(fā)表在《文學遺產(chǎn)》2005年第1期上。當時，會上有專家問我，你提出這個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是屬于一級學科、二級學科還是三級學科。其實，我提出建立中國文體學學科的用意，并不是按教育部研究生培養(yǎng)的分類去增設一個學科，而是主張應該給中國文體學以獨立和獨特地位，并加以學理性和系統(tǒng)化的研究。十年過去了，“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這種提法，已經(jīng)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認同，并成為新世紀以來古代文學研究領域中發(fā)展最快的方向之一。近年來，《文學遺產(chǎn)》編輯部多次與中山大學主辦中國文體學研討會，共同推進中國文體學研究，并擴大中國文體學研究的學術影響。

蘇軾詩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蔽冶４媪藦膹涂詠淼恼住段膶W遺產(chǎn)》，不時打開來看看，總會有新的收獲。在我看來，《文學遺產(chǎn)》就是一部當代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的縮影，從《文學遺產(chǎn)》發(fā)表論文的選題、內(nèi)容、學風，不難感覺到有許多的轉(zhuǎn)折與演變，其中有政治的、學術的，也有方法的。舉一個例子，20世紀末，《文學遺產(chǎn)》開設了一個“世紀學科回顧”的專欄，刊載了一系列很有影響的學術史筆談。1999年第4期刊載了曹虹、蔣寅和我所撰《一個期待關注的學術領域——明清詩文研究三人談》一文，在20世紀末，明清詩文研究雖然有些進展，但仍是需要呼吁“期待關注”的領域。我當時說：“明清詩文研究的總體水平也相對落后，假如與唐詩研究等領域相比，只能說是‘第三世界’。即使在明清文學史中，詩文研究也是最薄弱的，舉個極端的例子，研究詩文的論著總數(shù)還不夠《紅樓夢》研究的三分之一?！倍谛率兰o十年期間，明清詩文研究的情況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2011年《文學遺產(chǎn)》刊發(fā)周明初教授《走出冷落后的明清詩文研究——近十年來明清詩文研究綜述》一文，剛好是對我們?nèi)苏勊鞯睦m(xù)篇。他引用了我的話之后說：“自那時至現(xiàn)在不過是短短的十年多一點的時間。這十年中，明清詩文的研究迅速走出原來冷落寂寞的境地，不再是一個期待關注的學術領域，而是成為古代文學研究新的熱門領域?！边@確是事實?！段膶W遺產(chǎn)》在推動明清詩文研究方面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重讀《文學遺產(chǎn)》這幾十年的論文，發(fā)現(xiàn)一些論文當時發(fā)表頗有轟動效應，而現(xiàn)在看來，卻成為過眼煙云；有些當時似乎反響平平的論文，卻越讀越有味道。當然，從學術史的眼光看，這些都具有反映風氣的價值。當時代不斷變化，而我們需要不斷地適應社會的需求，在此過程中，就不免出現(xiàn)一些不成熟，這其實是很正常的，不斷地回顧歷史，我們可以領悟到許多豐富的意蘊。而對于學者來說，可以通過這種現(xiàn)象思考學術生命的問題。那些有持久生命力的論文，無不是在求實基礎上求創(chuàng)見、在文獻基礎上出理論的。而那些有問題之作，除了作者知識水平所限之外，不是過于趨時，就是過于浮躁。我本人也犯過一些低級錯誤，主要因為心存先入之見，帶著觀點去看材料。我經(jīng)常用自己犯下的錯誤當作教材給學生“分享”：一定要重視文本的原始語境，千萬不要帶著需要和觀點去理解和取舍材料。希望錯誤能轉(zhuǎn)化成為“教訓”的資源。

中國古代文學學術界，有許多學者是《文學遺產(chǎn)》發(fā)現(xiàn)和拔舉的，這方面我有親身體會。我聽別人說，陶文鵬先生多年前初到《文學遺產(chǎn)》時，曾從原已擬不刊用的稿件中發(fā)現(xiàn)一文，后來采用了，那正是我的稿件。我從未向陶先生問過此事，但我覺得，對一位毫無相干的年輕無名作者青眼相待、鼎力支持，這確是《文學遺產(chǎn)》編輯部的一貫風格。1994年《文學遺產(chǎn)》與江蘇古籍出版社合作，編輯“文學遺產(chǎn)叢書”第一輯，這是《文學遺產(chǎn)》雜志的配套工程。在徐公持、陶文鵬先生的大力推薦和支持下，拙著《晚明小品研究》列入其中。同一輯有曹道衡、程毅中等著名學者，我作為一位初出茅廬的學者受到如此信任，感覺是受到很高的禮遇。后來拙作《晚明習氣與晚明心態(tài)》獲“《文學遺產(chǎn)》1997年優(yōu)秀論文提名獎”，《唐代判文文體及源流研究》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遺產(chǎn)》1998年至1999年度優(yōu)秀論文獎”，這是對我持續(xù)的鼓勵。2011年我有幸成為《文學遺產(chǎn)》新一屆編委會成員。雖然，我忝列多家學術刊物的編委，但能成為《文學遺產(chǎn)》編委，感到格外榮耀。我曾經(jīng)針對現(xiàn)在許多學術刊物編輯以居高臨下姿態(tài)對待作者的習氣，強調(diào)編輯的“發(fā)現(xiàn)”與“服務”意識。在古代文學研究界，不少學者是經(jīng)《文學遺產(chǎn)》發(fā)現(xiàn)而成名的。在學術期刊界，對名家錦上添花的多，對年輕學者雪中送炭的少。《文學遺產(chǎn)》的一個肯定和鼓勵，可能就是年輕學者騰飛的關鍵助推力。這方面我是受益者，也總懷有一種感恩的心緒。多年以后，我主持《中山大學學報》，就把發(fā)現(xiàn)年輕人，扶持年輕人，給他們自信，為他們服務，作為自己工作的一個重點。我將此看成一種對學界的回報。

近數(shù)十年，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急劇變化的時代?！段膶W遺產(chǎn)》復刊以來的出版本身就是有意義的特殊個案，從中可以看出中國社會轉(zhuǎn)型期間學術刊物曾經(jīng)的艱苦歲月和曲折歷程?！段膶W遺產(chǎn)》復刊時為季刊，由中華書局出版。1986年改為雙月刊，移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8年改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1992年移往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整個版式、紙張有重大改動。1997年改回中華書局出版，刊頭字改為集蘇軾字，并一直沿用至今。2000年改為《文學評論》雜志社出版，2001年旋移往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2005年起第三度由中華書局出版。2009年開始，擴版重新設計版式，并由《文學遺產(chǎn)》編輯部出版。2012年開始，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這當然可以說《文學遺產(chǎn)》得到許多出版單位的支持，但換個角度來看，《文學遺產(chǎn)》復刊后在很長時期內(nèi)，其出版似乎給人一種出于經(jīng)濟壓力而輾轉(zhuǎn)彷徨、上下求索的感覺。20世紀90年代，由于商品經(jīng)濟的沖擊，出版社與學術雜志都有過相當困難的時期，當時甚至有許多作者給編輯部去信，表示為支持雜志能辦下去，寧愿不要稿費，我也給編輯部寫過類似的信件。相信許多讀者與我一樣，每期的《編后記》是必讀的，在20世紀90年代，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反復出現(xiàn)的關鍵詞“困難”。1994年第6期《編后記》說：“向在商品經(jīng)濟大潮沖擊下堅持古典文學研究工作的老中青專家學者致以敬禮?！庇终f：“專業(yè)刊物如本刊者，也因面對困難（主要是經(jīng)濟困難）而只能勉強維持現(xiàn)狀?！?998年第6期《編后記》：“本刊雖然在經(jīng)濟生存條件方面長期處于困難境地，但在廣大作者與讀者的悉心支持下，我們終于又過了一年?！蔽抑刈x到最后這句話，不免感慨系之?！段膶W遺產(chǎn)》作為在海內(nèi)外享有盛譽的全國最權威的古典文學研究學術期刊，曾經(jīng)經(jīng)過如此困難的時期。雖然那種艱難歲月已經(jīng)過去了，但我們不要忘記，有這樣一群人，他們在環(huán)境惡劣、學術低迷之際，仍堅守著崇高的學術理想、學術品格與學術標準，這也是這個刊物一直受到學界敬重的原因之一。

《文學遺產(chǎn)》創(chuàng)刊時，我還沒有出生。但它復刊以來，一直是我學術上的精神家園。重讀《文學遺產(chǎn)》，對我來說，是學術上的舊夢重溫：不禁想起了許多人，許多事。三十四年，往事如煙，又歷歷在目。在寒冬之夜，這些回憶令人心暖。《文學遺產(chǎn)》60歲了，卻是一個“不老的傳說”。它似乎顯得越來越年輕英發(fā)，越來越厚重大氣。因為它并不是單獨存在的學術個體，它還承載著中國學人群體的學術理想，洋溢著他們的學術精神。

（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