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西行

古代的知識分子，十有九，或十有九點五，對于權(quán)力場有著異常的親和力。因為唐以前的舉薦制度，和唐以后的科舉制度，統(tǒng)治者除了世襲、蔭補、恩賜、捐納諸渠道外，大部分官員還是按照孔夫子“學而優(yōu)則仕”的金科玉律，從知識分子中選取的。因此，仕的來源為士，士的目標為仕。這兩者基本上等于一塊硬幣的正面和反面，而其價值中心，則是一個“權(quán)”字。有權(quán)便有一切，無權(quán)便無一切，權(quán)比親爹還親，權(quán)比性命更重。

近代的知識分子是否也如此這般，不敢妄說，但我認識的一些作家、詩人、理論家，和什么也不是的混跡于文壇的人物，那強烈的權(quán)癖，那沉重的官癮，也不讓古人。謀取權(quán)力，崇拜權(quán)力，成為他們的人生取向，雖然戴著文人的桂冠，但更在意那一頂烏紗。于是，隨之而來的官場運作，得意而紅，失意而黑；背時而暗，風光而亮。那張小花臉上，便可欣賞到：一曰阿諛奉承，磕頭巴結(jié)，膝行匍匐，誠惶誠恐的奴才相；二曰卑鄙無恥，不擇手段，削尖腦袋，搶班奪權(quán)的惡棍相；三曰失去頂子，如喪考妣，致仕回家，痛苦萬分的無賴相。大凡一個文人，耽迷于權(quán)力場中，就會人格失衡，就會忘卻根本，就會像李斯一樣完全沉沒于權(quán)力的淵藪中。

李斯（？—前208），楚國上蔡人。早年在本地糧庫，當過管庫員。一個小縣城的糧站工作人員，少不了肩挑背扛、碼垛翻倉、殺蟲防鼠、下鄉(xiāng)收糧等體力活，是一項很勞苦、很瑣碎、很沒有意思的工作。此人不甘庸庸碌碌，當一個以工代干的管庫員，終了一生。于是離家去壽春投師，從學荀卿。荀卿乃大師，能拜他門下，成為高足，說明李斯非泛泛之徒。在班上，荀卿特別器重兩位同學，一為李斯，一為韓非，也為大家公認的尖子生。因為這兩位，第一，聰明；第二，能干；第三，有點子；第四，敢作敢為。學業(yè)結(jié)束以后，身為韓國貴族的韓非，自然回國任要職去了。荀卿知道李斯來自窮鄉(xiāng)僻壤，那里的油饃很筋道，熏兔很入味，可縣城天地很小，空間不大，一個小人物，既無政治資源，更無后臺背景?？此菈K料，有治國理政的才能，便為他在楚國首都的政府機關(guān)里，謀了一份差事。

儒家看人，往往注重好的一面，荀卿沒有發(fā)覺這個小地方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其出頭欲望、野心叵測的另一面。李斯有他農(nóng)民的狡猾，深藏不露罷了。他婉謝了老師的這份好意，雖然在壽春當公務(wù)員，比回上蔡縣繼續(xù)以工代干，強上百倍。但他認為不能這樣虛度光陰，混吃等死。李斯認為，“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他對荀卿說，老師啊，天底下最可怕的事就是卑賤，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窮困，我卑賤到極點，我窮困到極點，當今之務(wù)，我不能待在壽春以混日子而滿足，而是應(yīng)該趕緊搭上西行列車，到咸陽去求發(fā)達。他相信：“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边@一來，荀卿才知道這個河南漢子，乃是一個具大抱負、有大志向的學生，不覺肅然起敬。

人生道路，對平庸的人說，走對走錯，是無所謂的。走對，好不到哪兒；走錯，也壞不到哪兒。而對李斯這樣一個強人，敢下大賭注，敢冒大風險，就很難說他入秦是對還是錯了。不過，這位上蔡的農(nóng)民，很堅定，很有信心，乃辭別荀卿，西入秦。

老師也就只好祝他一路順風了。

他到秦國以后，果然干得出色。歷任廷尉、丞相重要職位，為秦王上“皇帝”封號，廢分封而行郡縣制，統(tǒng)一六國文字為“秦篆”?！耙岳魹閹煛?，禁絕私學，焚《詩》燒《書》，罷黜百家，坑殺儒生，鉗制文化。嚴禁文人儒士，是古非今，謗議朝政。同時收繳武器，澆鑄銅人，以防造反。這一系列的暴政，大都出自于這位上蔡縣管庫員的點子。因此，秦始皇視之為膀臂，授之以重任，仕途立現(xiàn)光明。從此順風順水，一路發(fā)達，他的官也做到了極點，他的輝煌也達到了極點，如此說來，李斯告別荀卿到秦國開拓的這一步路，是邁對了的。

《史記·李斯傳》中，記載這個管庫員到了咸陽以后，很快就暴發(fā)起來，暴富起來，暴紅起來，連他自己也覺得暴到快要爆炸的程度?！八归L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shù)。李斯喟然嘆曰：‘嗟乎！夫斯為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唐·司馬貞在《索隱》中解釋：“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后吉兇止泊在何處也?！睒浯笳酗L，高處不勝寒，若是急流勇退不了，在官場絞肉機中，誰也不可能成為永遠的幸運兒。問題在于他明白物極必反的道理，爬得越高，跌得越重，混得越紅，死得越慘。可就是不肯收手，不甘罷休，不能剎車，不知回頭是岸，于是，這位上蔡農(nóng)民，只能與所有利欲熏心之徒、作惡多端之輩，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終點。不過他的最后下場，要更慘一點，“具五刑，論腰斬”。

按《后漢書·楊終傳》：“秦政酷烈，違忤天下，一人有罪，延及三族”的唐·李賢注釋，應(yīng)該是“父族，母族，妻族”，這時，他屈指一算，他的腰斬，要多少顆頭顱陪葬，至少，好幾百條性命，受其株連。在中國歷史上，他不是第一個被腰斬者，但他卻是第一位被腰斬而死的名人。他最終得到的這樣一個下場，回想他的西行入秦，到底是對，還是錯，又得兩說著了。

唐朝的大詩人李白，有一組題名《行路難》的詩，其中《之三》，提到李斯在腰斬前一刻的后悔，這廝得意時，肯定沒少腰斬別人，現(xiàn)在輪到他自己來領(lǐng)教這刑法，悔也晚矣！“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現(xiàn)在通行的《史記》版本，只有“吾欲與若，復(fù)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這一句，而從王琦注引《太平御覽》曰：“《史記》曰：‘李斯臨刑，思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不可得矣。’考今本《史記·李斯傳》中，無‘臂蒼鷹’字，而李白詩中屢用其事，當另有所本?！笨磥?，李白所據(jù)的古本《史記》，今已佚失。

一般來講，在田野里捕獵狡兔，鷹比犬更有用些。今本《史記》刪節(jié)“臂蒼鷹”，也許并無道理。

如果他不邁出這一步，繼續(xù)在糧站當管庫員，到點退休，領(lǐng)養(yǎng)老金，一樣也活得自在，至少落一個正常死亡。李斯未發(fā)跡前，在上蔡那座小城里，放步東門，縱犬丘陵，兔奔人追，馳騁荒野，還是蠻自在的。尤其，夕陽西下，滿載而歸，尤其，四兩燒酒，合家共酌。這種其樂融融的日子，老此一生，雖然平常，平淡，可平安，不比享盡榮華富貴，最后得一個腰斬咸陽的結(jié)果，強得多多？因為那是真正自由的快樂，發(fā)自內(nèi)心的快樂，絕對放松的快樂，無憂無慮的快樂，最最底層的普通人的苦中之樂，最最貧苦老百姓的窮中作樂?？稍谒叱隼霞疑喜?，來到秦國為相，就不再擁有這樣實實在在的快樂。獲得權(quán)力，自然是大快樂，但是，這種緊張和恐懼的快樂，疑慮和忐忑的快樂，隨時會被剝奪、隨時降臨災(zāi)難的快樂，物質(zhì)雖豐富、精神卻苦痛的快樂，到了上夾板腰斬的此時此刻，面對著與他同死的兒子，除了“牽犬東門”的那一份至真的快樂，還有什么值得回味、值得懷念的呢？

聰明的人，不一定就是理智清醒的人；能干的人，不一定就是行事正確的人。有點子的人，不上正道的點子，是既害人又害己的，而敢想敢干的人，一旦為非作歹起來，那破壞性會更大。荀卿的這位學生，始皇死后，為了鞏固其既得利益，阿順茍合于趙高，那是一個心毒手辣、無所不用其極的壞蛋。貪戀高官厚祿的李斯，利欲熏心，竟與魔鬼結(jié)盟，參與密謀矯詔，立胡亥而逼死扶蘇。秦二世當權(quán)，自然寵信趙高，這是他失算的地方，胡亥智商不高，而智商不高的人，容易接受聲色犬馬，你李斯跟他大談治國理念，宣揚專制政策，絕對是對牛彈琴，那混蛋怎么聽得進去？這位上蔡農(nóng)民，以種莊稼的經(jīng)驗，這一茬不行，趕快換第二茬，改弦易轍，轉(zhuǎn)變方向，慫恿他肆意廣欲，窮奢極樂，建議他獨享天下，恣其所為，向二世拼命討好，巴結(jié)獻媚。

趙高哪能容得指鹿為馬的胡亥，任由李斯操縱。本是他手中玩弄的傀儡，我玩可以，你玩不行。便設(shè)計構(gòu)陷，令其上套，使二世嫌棄他，捏造事實，不停誣告，使二世憎惡他。加上李斯的兒子李由，先前未能阻擊吳廣等起義農(nóng)民軍西進獲罪，新賬老賬一塊算，以謀反罪腰斬于咸陽，那是公元前208年。

《史記·李斯列傳》的結(jié)尾，司馬遷感嘆：“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以輔始皇，卒成帝業(yè)，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持爵祿之重，阿順茍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

問題在于利令智昏，尤其在莊稼地里跌打滾爬出來的老農(nóng)民，目光之短視，心胸之狹隘，做事之投機，行徑之取巧，往往會因眼前的、一時的、局部的，甚至個別的現(xiàn)象，而改變大方向、大格局、大前景、大事業(yè)，以至于功敗垂成，坐失良機，大好形勢，毀于一旦。當李斯即將進入其生命倒計時的最后一刻，無論怎樣的后悔，也來不及了。

歷史是不相信眼淚的，所以，我特別膺服捷克作家伏契克《絞刑架下的報告》里，那最后一句語重心長的話：“人們，我是愛你的，可你要警惕??！”因此，無論什么樣的誘惑，金色的，銀色的，紅色的，黃色的，粉紅色的，甚至五彩繽紛美輪美奐的，我們都應(yīng)該盡量離得遠些，更遠些；看得淡些，更淡些；想得少些，再少些，這就是“東門犬”這樣的典故，所寓涵的時代意義。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zhí)，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fù)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边@句既是臨終，也是臨別的話，“牽犬東門，豈可得乎！”便成為悔之晚矣的傳世名言。

李斯所以要走出上蔡，所以要西去相秦，所以能夠發(fā)達到“富貴極矣”的富貴，“當今人臣無居臣上者”的顯赫，起因說來可笑，卻是由于他受到老鼠的啟發(fā)。這就是《史記·李斯列傳》開頭所寫，“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shù)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于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廁所中的耗子，吃的是糞便，一見人來狗叫，慌忙逃避；糧庫里的耗子，無一不吃得肥頭大耳，膘滿體壯，而且永遠沒有餓肚子的恐慌，永遠沒有人犬的驚擾，永遠沒有刮風下雨的憂慮。于是，他感到自己其實的渺小，真正的不足，上蔡這巴掌大的縣城，對他這只具大抱負、有大志向的耗子來講，就是“廁所”而不是“糧倉”了。

司馬遷說李斯不過是“為郡小吏”，那口氣是鄙夷的。他所擔任的那個職務(wù)，城關(guān)糧站的管庫員，在一群鄉(xiāng)巴佬中間，也算得上是出人頭地的區(qū)鄉(xiāng)干部了。但這個相當寒磣的土老帽，目標正西方，一步一步向咸陽走去，那絕不回頭的蠻勁和沖勁，真是值得刮目相看。一開始，李斯并未想投奔秦始皇，只要不當“廁”中之鼠，能夠進入秦國統(tǒng)治集團，在那樣一個“倉”中為鼠覓食，就相當滿意了。但這個農(nóng)民越走信心越大，越走野心越盛。中國農(nóng)民，當他束縛在一畝三分地上的時候，手腳放不開，頭腦也放不開，那種莊稼人的小心眼，小算盤，小天地，小格局，小農(nóng)經(jīng)濟，小家子氣，為其基調(diào)。然而，當他離開土地，離開鄉(xiāng)村，變成一無所有的流氓無產(chǎn)者之后，馬上就會成為毫無顧忌的、橫沖直撞的、否定秩序的、破壞規(guī)則的強悍分子。攫取和獲得，便是他們的主旋律。李斯到達咸陽，就不再是原來一口豫東口音的上蔡土老帽，而是滿嘴地道秦腔秦韻的政壇新秀。

第一步，他知道呂不韋崇拜荀卿，便以荀卿弟子的身份，“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第二步，他知道秦始皇和呂不韋的血緣關(guān)系，便由呂牽線，得以向這位帝王進言：“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灶上騷除（如除爐灶塵土一樣容易），足以滅諸侯，成帝業(yè)，為天下一統(tǒng)，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fù)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第三步，他出主意：“陰遣謀士齏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遣結(jié)之。不肯者，利劍刺之。”從則給錢，不從者要命，李斯這兩手都是夠惡夠狠的。

漢·主父偃說過：“鄙儒不如都士”，是有道理的。自古以來，由于城鄉(xiāng)差別與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素質(zhì)差異，由于遠離城市和隔絕文明的閉塞心理，由于缺乏廣泛社會聯(lián)系和多面人脈聯(lián)系的無援狀態(tài)，從鄉(xiāng)野農(nóng)村里走出來的知識分子，獲得權(quán)力的幾率，較之城市知識分子要低得多多。所以，在權(quán)力場的爭奪中，那些渴嗜權(quán)力而機遇不多的鄉(xiāng)下人，往往比城市人更多冒險意識，更多投機心理，也更多賭徒思想，更多不遵守游戲規(guī)則，更多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而李斯，比他人更無顧忌一些，更愿意采取非常行徑。按劣幣驅(qū)除良幣的定律，正是這份野心，使他在秦國權(quán)力場的斗爭中，倒容易處于優(yōu)勢地位。

就在帝國權(quán)力場中的不停洗牌中，李斯脫穎而出，所向披靡，攀登到權(quán)力頂峰。

他走出上蔡時，沒想到會成為世界上這個頂尖強國的首相。所以，當可能的敵手韓非，他的同班同學，出現(xiàn)在秦國地面上，他就以他攆兔子的那肌肉發(fā)達的腿腳，堅定地要踏死這位貴族公子。盡管李斯在學養(yǎng)上，在謀略上，在文章的思想深度上，在決策的運籌力度上，遠不是這位同窗的對手，但在卑鄙和無恥上，下流和搗亂上，李斯做得出的事，韓非卻干不出來。這位高傲的王子，永遠超凡脫俗，永遠高瞻遠矚，永遠仰著那思慮的頭顱，注視著動亂不已的六國紛爭，卻從不提防腳下埋伏的地雷，和一心要算計他的紅眼耗子李斯。因為他雖然跟李斯同樣聰明，能干，有點子，敢作敢為，但卻偏偏沒有李斯的那狼子野心。

應(yīng)該說，人，有一點野心，也無妨的。雖說野心二字，口碑不佳，但不完全是壞東西。野心會成為個人進取的推動力，朝著一個目標前進，并全身心投入，為之奮斗不已。不過，若是野心過了頭，野心大到蛇吞象的地步，不擇手段地去攫取，貪得無厭地去占有，無所不用其極，排除一切障礙，不達目的，死不罷休，野心而成家，那就是很可怕的了。李斯相秦，厥功甚巨。應(yīng)該這樣看，始皇帝的千古功績，有一半得算到李斯的頭上；同樣，嬴政的萬世罵名，也有一半是他出的壞主意所招來的。因為他無法容忍韓非出現(xiàn)在始皇帝的視野里，李斯這個非常之人，就有可能做出非常之事，將他干掉。韓非一向口吃，不善說道，本來也沒有必要和盤托出。話說半句，留有余地，豈不更為主動？可這位貴公子，紳士風度，貴族派頭，竟然對李斯說，學長，讓咱們兩個人聯(lián)起手來，共同襄助始皇帝成就這番平定六國、統(tǒng)一天下的宏圖偉業(yè)吧！

李斯想不到這位同班同學，對他半點不設(shè)防，以為他還是當年班上的鄉(xiāng)巴佬呢！于是，他做出農(nóng)民式的天真無邪狀，一臉質(zhì)樸地問：“不知吾王意下如何？在下可是輕易不敢造次呢！”

韓非覺得不應(yīng)該瞞住老同學，一點也不口吃地說出真情?！澳悄憔蜔o須多慮了，陛下金口玉言，說早就虛位以待，等著我的到來?！?/p>

當天晚上，李斯求見秦始皇，“陛下要委韓非以重任？”

“朕早說過，寡人若得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他陰險地一笑，“陛下欲并諸侯，韓國不在其中乎？”

“哪有這一說！”

他匍匐在臺階下，一把眼淚，一把鼻涕，“陛下別忘了，韓非為韓公子，是有家國之人。最終，他的心是向著他的故土，而不是陛下。這點道理，圣明的大王呀，你要作出睿斷?。　鼻厥蓟室话櫭碱^。然后揮手，示意退下。李斯走下丹墀，心里盤算，明年的這一天，該是他老同學的忌日了。雅貴出身的韓非，想不到李斯端給他的，不是羊肉泡饃，不是桂花稠酒，而是一碗鴆藥。

當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出巡途中，在沙丘平臺駕崩后，趙高一手所策劃的宮廷政變中，想不到一個如此精明老到、如此能言善辯、如此才睿智捷、如此計高謀深的李斯，竟成處處挨打、事事被動、步步失著、節(jié)節(jié)敗退的完全無法招架的庸人？看來大魚吃小魚，小魚吃麻蝦，一物降一物，此話不假。韓非敗在李斯手中，因為他不是野心家。李斯敗在趙高手下，則是這個最大的野心家，偏巧碰上了最壞的黑社會。什么叫黑社會，第一，絕對不按規(guī)則發(fā)牌；第二，絕對不在乎罪惡；第三，絕對無任何道德底線。一個曾經(jīng)是縱橫捭闔，兼吞六國，明申韓之術(shù)，修商君之法，入秦三十年來，無不得心應(yīng)手的超級政治家李斯，怎么能事先無遠見卓識，猝不及防；事中無應(yīng)變能力，倉皇失措；事后無退身之計，捉襟見肘，竟被智商不高的趙高，基本白癡的胡亥，玩弄于股掌之上？

趙高對李斯說：“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如何？”李斯一聽，立馬魂不守舍?！鞍驳猛鰢裕朔侨顺妓斪h也！”從李斯這番話，說明他至少還有所謂的“人臣”的禁條和綱紀，盡管此人野心可怕，什么當做，什么不當做，還是有分際的。矯詔，豈是人臣敢為之事，連想都不敢想的。但絕對不怕天打五雷轟的趙高，即使意大利西西里島上的教父，也對他的黑手之狠之毒，望塵莫及。趙高看著李斯那張不以為然的臉，接連拋出五問，如同五把鋼刀，刺在這位管庫員的心口上。“你的才能超過蒙恬？你的功勞高過蒙恬？你的謀略勝過蒙恬？你的聲望名譽好過蒙恬？你與扶蘇的私人情誼比過蒙恬？”

雖然，李斯明白，扶蘇嗣位，必重用蒙恬，他就得謝幕，他是一點戲都沒有的。但是，他覺得西出潼關(guān)，這多年來，扶搖直上，秦始皇待他不薄?！鞍巢贿^是河南上蔡的一個平頭百姓，現(xiàn)在成為丞相，位列諸侯，子孫顯貴，家有萬貫，這全拜始皇帝所賜，我是不會背叛的，你就別再說了，我可不愿意跟著你犯錯誤?！壁w高那張不長胡子的太監(jiān)臉，不陰不陽地笑了兩聲：“閣下怎么就不明白呢？就變從時，圣人之道，你我同心，鬼神不知?！苯酉聛?，面孔一板，“你要是聽我的安排，保管你吃香喝辣，榮華富貴，你要是不肯合作的話，禍及子孫，我想想都替你寒心??！”

管庫員最擅長的本領(lǐng)，就是在斤兩上打算盤。這個被挾持住了的李斯，心中小九九算了好幾遍，要不與魔鬼簽約，從此一切歸零，只有共同作惡，才是唯一生路。嗚乎，他打心里愿意嗎？他不愿意。可不愿意的結(jié)果是什么，他太了解這個被劁的黑社會教父，又豈能饒了他？“仰天而嘆，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這一下，李斯碰上趙高，交手不過一二回合，便潰不成軍，敗下陣來。《史記》這樣寫的：“于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命！’”

趙高吃準了這個李斯，他絕不肯交出權(quán)杖。權(quán)杖是他的命，他能不要命嗎？李斯往日的殺伐果斷也不知跑哪里去了，其實他擁有這個國家舉世不二的權(quán)力，卻無法反撲這個割了男根的閹臣，只好舉手投降。有什么辦法呢？中國的士人，智商未必低，頭腦未必傻，對于形勢，對于時事，對于大局，對于前景，未必就看不清楚，問題在于權(quán)力這東西，易上癮，難丟手，而使得他們在行、止、進、退上拿不定主意。他何嘗不想急流勇退，他何嘗不想平安降落，但要他作出決斷，立刻斬斷與官場的牽連，馬上隔絕與權(quán)力的紐結(jié)，再做回早先的平頭百姓，再回去上蔡東門外，遛狗放鷹逮兔子，那真比宰了他，還要痛苦，還要難受。

其實，管庫員李斯的發(fā)跡史，與我們這個世界上所有成功的人，走的是同一條路。第一，善于抓住機遇；第二，敢于把握機遇；第三，充分利用機遇。人的最可貴之處，就是有這一份自知之明，但是，人的最糟糕之處，就是不知道自己吃幾碗干飯。

當你的才華，已經(jīng)達到極致，再也不能產(chǎn)生激情；當你的智慧，已經(jīng)邁上頂巔，再也無法制造驚奇；當你的年齡，已經(jīng)不再輝煌，再也難有當年的力氣；當你的周圍，已經(jīng)新人輩出，后浪在推前浪。這時候，即使你還在功成名就之際，即使你還在眾望所歸之時，能夠及時急流勇退，能夠及時新陳代謝，才是一種思想境界達到相當層次的行為，也是一種具有睿智的人物才能做出的行為。

然而，對那些已經(jīng)在權(quán)力場中廝混過來的文人來說，嘗到甜頭，得到好處，撈到實惠，分到利益，所謂“食髓知味”，便停不下腳，住不了手，輕易不肯退場。這也是我們當下文壇上那些看膩了的面孔，成為極其倒胃口的視覺污染，弄得大家很敗興的原因。

因此，有自知之明者，能懂得什么時候該行，什么時候該止，而沒有自知之明者，或欠缺自知之明者，或一帆風順失去自知之明者，往往掌控不了自己什么時候該進，什么時候該退。

人的一生，全在這“行止進退”四個字上做人做事。李斯要是早想到“稅駕”的話，也許不至于腰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