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鄉(xiāng)下人進城小說與打工文學、底層文學關系辨考

鄉(xiāng)下人進城小說與底層文學、打工文學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首先需要加以辨析。通過對這些概念的內涵、生成過程、適用語境的分析，本書試圖找出概念之間的差異，廓清論題的邊界，確定選題的視域。

中國當代文壇近期引起爭議的無疑是“底層文學”的大討論了。關于底層問題的爭論是1993年人文精神大討論之后，唯一能夠進入公共領域的文學論爭。 “底層”原是社會學概念，最早來自于葛蘭西的《獄中札記》，原意是指一種革命力量，是指處于從屬地位的主流社會之外的社會群體，主要指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被壓迫階級。 20世紀80年代，印度的“庶民”研究，將“ subaltern”翻譯為“屬下” 、“底層”、 “下層”。陸學藝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一書中，根據(jù)人們占有組織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的程度，對中國當代社會階層進行劃分。商業(yè)服務業(yè)從業(yè)者、產業(yè)工人、農業(yè)勞動者、無業(yè)、失業(yè)、半失業(yè)者基本不占有上述三種資源，構成了底層的主體。這種區(qū)分在學術界產生較大影響，“在社會結構中，產業(yè)工人階層占22.6％左右，以農業(yè)為主的農民或純粹的農業(yè)勞動者占44％左右，商業(yè)服務員工階占12％，失業(yè)、半失業(yè)人群占3.1％左右，這樣，底層占到全國人口的78.7％，以全國人口13億來計算，就是10.23億。也即中國人口要有78％以上被劃為底層。”¹

底層問題一時成為學界的熱點問題，新世紀以來出版了段若鵬、鐘聲等人的《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階層變動研究》 （人民出版社，2002年），孫立平的《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 《失衡——斷裂社會的運作邏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 、 《博弈——斷裂社會的利益沖突與和諧》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吳波的《現(xiàn)階段中國社會階級階層分析》 （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李培林、李強等人的《中國社會分層》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李春玲的《斷裂與碎片：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分化實證分析》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等社會學專著，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反響。 “與現(xiàn)實的巨大裂變和社會學界探討的深度相比，文學界的底層書寫表現(xiàn)出遲鈍性和被動性，甚至是滯后性，與其說是文學界對現(xiàn)實的主動發(fā)言，不如說是受巨大現(xiàn)實存在的推拉拽行。”²

1996年文學批評家蔡翔在《鐘山》第5期發(fā)表《底層》一文，“底層”二字正式出現(xiàn)在文學作品中。 1998年《上海文學》第7期發(fā)表燕華君的小說《應春玉蘭》。該期“編者的話”以《傾聽底層的聲音》為題，說道：“我們的確是到了應該認真聽一聽底層人民的聲音的時候，我們必須正視底層人民的利益所在，我們必須尊重底層人民的感情?！?“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應該忽略底層人民的利益。少數(shù)人的財富如果建立在對底層的掠奪之上，那么，這就是犯罪，就是腐敗，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正。如果認為社會的進步必須以付出底層人民的利益為代價，那么，這不僅是一種糊涂的觀念，而且，在道義上顯得非?？蓯u?！?sup>3與此同時，他們呼喚知識界應該傾聽底層的聲音，應該拒絕以高傲式的憐憫態(tài)度傾聽底層。他們呼吁應當以一種平等和公正的立場對待底層，并相信底層的聲音終將成為堅持平等和公正的強大力量。⁴

2004年，“底層寫作”成為一種重要的文學思潮。很多學者紛紛參加到“底層寫作”的論爭中，其中劉旭的《底層能否擺脫被表述的命運》，蔡翔、劉旭的《底層問題與知識分子的使命》，蔡翔的《底層問題與知識分子的使命》，羅崗的《 “主奴結構”與“底層”發(fā)聲——從保羅·弗萊雷到魯迅》，顧錚的《為底層的視覺代言與社會進步》，吳志峰的《故鄉(xiāng)、底層、知識分子及其他》，李云雷的《近期“三農題材”小說述評》，王文初的《新世紀底層寫作的三種人文觀照》等一大批高質量的論文把“底層寫作”研究推向高峰。

2005年，有關“底層寫作”的研究有了新的收獲，丁帆的《 “城市異鄉(xiāng)者”的夢想與現(xiàn)實——關于文明沖突中鄉(xiāng)土描寫的轉型》、南帆等人的《底層經驗的文學表述如何可能？》 、張清華的《 “底層生存寫作”與我們時代的寫作倫理》、蔣述卓的《現(xiàn)實關懷、底層意識與新人文精神——關于“打工文學現(xiàn)象” 》、丁智才的《當前文學底層書寫的誤區(qū)芻議》等論文進一步拓深了底層文學論爭的領域。

打工文學出現(xiàn)于20世紀80年代，肇始于深圳，后逐漸向南方沿海城市蔓延，并向全國各城市滲透。打工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要作家群分部在以廣東為中心中國南部城市，主要代表作家為林堅、張偉明、安子、周崇賢等一大批打工作家。他們的作品發(fā)表在《特區(qū)文學》《打工族》《大鵬灣》、 《花城》、 《廣州文藝》、 《佛山文藝》、 《南葉》、 《打工知音》等刊物上。

學者楊宏海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打工文學”概念。但是，學術界對于“打工文學”內涵的界定一直歧義叢生。大致而言，有以下兩種觀點。第一，從寫作者的主體角度定義“打工文學”。而在主體方面又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必須是打工者寫作的作品才是“打工文學”。白燁就主張，“必須是打工者群體寫的，才算 ‘打工文學’作品?！?sup>5雷達也持相似同樣觀點。⁶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打工文學”的主題未必囿于打工者之內，李敬澤就說“這在學理上講不通，就好比我們過去認為的無產階級文學一定要無產階級書寫一樣，這樣的觀點，未免狹隘”。⁷楊宏海認為，“所謂的 ‘打工文學’，是指反映 ‘打工’這一社會群體生活的文學作品，包括小說、詩歌、報告文學、散文、影視、劇作等各類文學體裁，廣義上講，打工文學既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創(chuàng)作的以打工生活為題材的作品”⁸第二，從小說題材的角度界定“打工文學”。洪治綱說，“打工文學應該是一個題材的概念，這樣界定可能比較科學”。⁹何西來也認為“‘打工文學’首先是一個題材概念。”¹⁰這些論爭進一步反映了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打工文學”的思考，深入了“打工文學”的研究。

從對“底層文學”和“打工文學”概念的梳理中，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底層文學”還是“打工文學”，都是知識分子對現(xiàn)有社會現(xiàn)象的一種文學化的命名，從而表達知識分子的人生關懷。 “底層文學”的提出本身就是一個左翼話語的問題。它呼吁知識分子從高高在上的象牙塔里走出來，關心弱勢群體，傾聽被壓抑的底層的聲音，從而完成對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警惕和質疑。底層文學更多關注階層、階級分化問題，但這更多是社會學、政治學研究對象，而不是文學專長。我們謹防社會問題在文學中過于倫理化、道義化。底層問題首先是政治、經濟、社會制度頂層設計的問題，用文學處理這樣的問題，未必是文學之福。從另一方面，“底層文學”的提出也反映了知識分子自身的生存焦慮。 80年代知識分子激情高揚，儼然一代民眾的領袖，九十年代則在市場經濟的轉型社會中被嚴重邊緣化了。與底層的永遠被邊緣化不同，他們的被邊緣化有一種被拋棄了的疼痛感。故此他們借此在公共空間中表達對文學公義的看法，以表達自己的人生關懷，借此釋放自身的人生焦灼。因此，“底層文學”這個概念就有著旗幟鮮明的“為弱者立言”式的左翼傾向性。

目前學術界關于底層文學的爭論聚焦于“知識分子如何代言”問題。這其實重新回到三十年代左翼文學論爭的老話題。對此。魯迅的回答很堅決：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學只有寄托于無產階級自己的作家，知識分子只不過是同路人。魯迅仍然沒有解決這樣一個問題：無產階級自己的作家如何在不受其他階級文化的影響下而保持自己寫作的純粹性。

“打工文學”的提出正是在這個角度上試圖解決魯迅未能解決的問題。既然知識分子無法表達底層，索性不如讓身處“底層”打工者寫“底層”。但是，問題在于，“打工文學”本身并不是單純的寫作者主體轉換的問題，它的提出背后又有著復雜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操縱痕跡。¹¹寫作者很容易在受到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誘導而改變寫作立場。洪子誠就表達了這樣的擔憂：“打工文學的那種批判的力量才是它最寶貴的東西。如果在主流的關注過程中，這種力量慢慢地消失，慢慢地被馴化了，這就需要我們更多地注意了?！?sup>12

因此，我們需要用一個新的視角來研究上述問題，“鄉(xiāng)下人進城”這個概念進入了我的視野。 2005年徐德明先生在《文學評論》上撰文《 “鄉(xiāng)下人進城”的文學敘述》，提出了這一概念：“‘鄉(xiāng)下人’……最主要是作為都市／城里人的相對性概念，包含有身份懸殊，既得權利與分一杯羹者的競爭，它還是一個有悠久傳統(tǒng)的歷史概念，帶有社會構成的一端對另一端的優(yōu)勢，當下的鄉(xiāng)下人進城指80年代以來從有限的土地上富余的農村勞力中走進城來、試圖改變生活的帶有某種盲目性的上億計的中國農村人口。他們帶著夢想、帶著精力與身體、帶著短期活口的一點用度本錢，到城里來謀取一片有限而不無屈辱意味的生存空間。他們無聲無息地為一座座城市拓展著空間，其所有勞作的價值都在一個堂皇的現(xiàn)代化社會命題下被悄悄地吞沒、消解了?！?sup>13

與“底層文學”、 “打工文學”相比，“鄉(xiāng)下人進城”概念無疑稀釋了前兩者所獨具的意識形態(tài)內涵，從而把“底層文學”問題轉換為“城鄉(xiāng)流動”的現(xiàn)象學式的描述。如果說前者關系到社會的公義、公民的維權等方面的政治話題的話，那么“鄉(xiāng)下人進城”則成功地把這一問題描繪成為“現(xiàn)代化進程”不可避免的陣痛。實際上，我更關心的是鄉(xiāng)下人進城的兩個維度：其一、城鄉(xiāng)沖突的維度，這是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先進與落后、文明與愚昧的沖突，也可能被處理成農村烏托邦與城市惡魔化的沖突。其二、底層敘事的維度，“鄉(xiāng)下人進城”必然淪為“弱勢群體”，在這一點上和“底層文學”又有重合之處。但是，“鄉(xiāng)下人進城”又有一個獨特之處，它有著空間流動的內涵，即一個主體從一個空間進入另一個空間，由此而產生焦灼與沖突，而這恰恰為文學的想象提供廣闊的天地?！白鳛檗r業(yè)大國的主體農民，他們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進入城市的行動選擇及心路歷程，是當下小說與現(xiàn)代化關聯(lián)的最右價值所在。這種價值已經為小說捕獲，成為一種 ‘亞主流敘述’。”¹⁴

在筆者看來，這三個概念即相互區(qū)別又互相交叉。底層文學涉及的范圍最為廣泛，它包括描寫社會弱勢群體的文學，涵蓋社會各個行業(yè)。而打工文學則較為狹隘，則指向作者是打工者寫的文學，而鄉(xiāng)下人進城則是從另一個維度思考底層問題，更關注城鄉(xiāng)流動。它們之間必然有重合、交叉之處，都反映了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況。故本文論述的范圍是描寫鄉(xiāng)下人進城的小說，考察內容涵蓋部分底層文學和打工文學。

1 劉旭：《底層敘述：現(xiàn)代性話語的裂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 白浩：《新世紀底層文學的書寫與討論》，載《文藝理論與批評》, 2008年第6期。

3 《編者的話》，載《上海文學》, 1998年第7期。

4 《編者的話》，載《上海文學》, 1998年第7期。

5 黃詠梅：《打工文學：在愛與痛的邊緣徘徊》，載《羊城晚報》, 2005年7月30日。

6 李桂茹：《打工文學：草根階層的文化表達》，載《中國青年報》, 2005年12月12日。

7 李桂茹：《打工文學：草根階層的文化表達》，載《中國青年報》, 2005年12月12日。

8 楊宏海：《打工文學備忘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

9 黃詠梅：《打工文學：在愛與痛的邊緣徘徊》，載《羊城晚報》, 2005年7月30日。

10 李桂茹：《打工文學：草根階層的文化表達》，載《中國青年報》, 2005年12月12日。

11 這一點我將在第五章論述官方意識形態(tài)影響下的鄉(xiāng)下人進城一節(jié)里詳細論述。

12 段亞兵、張洪華等：《打工文學與構建和諧社會》見楊宏海主編：《打工文學縱橫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13 徐德明：《 “鄉(xiāng)下人進城”的文學敘述》，見王光東主編：《中國現(xiàn)當代鄉(xiāng)土文學研究》（上），東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

14 徐德明：《 “鄉(xiāng)下人進城”的文學敘述》，見王光東主編：《中國現(xiàn)當代鄉(xiāng)土文學研究》（上），東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